開頭先回顧一段歷史：
1991年10月10日上午9點，國慶閱兵一小時後在台北總統府前廣場開始。但幾百公尺外，台灣大學醫學院一棟大樓前，一批全副鎮暴裝備的警察，重重疊疊地包圍了一群靜坐抗議者。人群最前頭，一位幾乎把臉貼在警察盾牌前坐著，鬚髮盡白的長者，他是時年76歲的李鎮源教授，世界級蛇毒研究權威學者。但他這時的身份，是「100行動聯盟」的領導人。
「100」指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行動聯盟組織的目的，是要求廢除刑法第100條，概稱「普通內亂罪」，當時的條文是：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條文中的黑字是筆者所標註，也是爭議的核心。因為就在不久前，國民黨政府的檢警調單位引用這條法律，先後逮捕、起訴了多名政治異議人士，甚至進入清華大學帶走四名研究生，理由是他們在台灣組織「獨立台灣會」，研讀《台灣人四百年史》，一部倡議「台灣獨立」者奉為經典的著作，並訪談了旅居日本的作者史明。
「100行動聯盟」希望在國慶典禮現場發動抗議，突顯他們的主張：條文中「著手實行」和「陰謀犯」這樣的條件實在太寬泛：寫篇文章討論台灣獨立的法理基礎和可行性，這算「著手實行」嗎？在公開演講裡倡議台灣應該通過公民投票走向獨立，算「著手實行」嗎？甚而，研讀《台灣人四百年史》，算得上「陰謀叛亂」嗎？在當時台灣檢警調的標準裡，這些都是成立的。
但這件事不能只看刑法，即便上述那些例子都能成立「預備叛亂」或「陰謀叛亂」，《中華民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又豈能在這裡大開倒車？
「100行動聯盟」於1991年5月成立，當時的台灣已經解除戒嚴，威權統治接近尾聲。因而推動一年之後，立法院就通過刑法100條的修正案，雖然沒達到「完全廢除」的要求，但原本的「著手實行」修改成「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預備或陰謀犯」也改成「預備犯」。也就是規定必須以「強暴脅迫」手段才成立罪行；法律構成要件太寬泛的「 陰謀犯」也同時取消。
用這一段歷史檢視日前香港政府引用《社團條例》禁制「香港民族黨」活動所引發的紛爭，可以發現關鍵問題之一，就在於香港現行法規裡，對政治主張的「討論」、「倡議」、「行動」以及「行動的手段」之間的分野與情境的界定太模糊。模糊的後果，就是政府擁有過於寬鬆的解釋空間。如果政府使用權力能夠自我克制，或許還能相安無事。但如果握有權者刻意「尋釁滋事」，對人民權利的傷害，輕易就能去到一個沒有底線的境地。
「香港獨立」是公共議題，當然應該自由討論。一位立法會議員曾說：香港當然有討論港獨的自由，但應該將這「自由」用於闡發「港獨不可行」。這說法值得商榷，既然是自由討論，法理上成立、不成立的觀點；實務上可能、不可能的因素，都可以一併列舉出來，公開接受評價。如果「自由」只能用於闡述特定觀點，那怎麼稱作「自由」？
再者，自由討論「港獨」，不等於「認同港獨」；而倡議港獨，是否可以定義為「行動」？就語義學而言，是有灰色地帶。但倡議，既可能是「港獨行動」，更是言論自由的實踐。而言論自由，是同時載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裡的人民權利。比起《社團條例》，哪部法律位階更高，應該優先遵守？應該不是太難回答的問題。
在當今的世界上，要求哪一個國家或地區把「內亂」、「叛亂」之類的罪名完全廢棄，這並不現實。但一個控制政治權力的普遍原則是：但凡在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交界的灰色地帶，政府權力應該儘可能退出。如果政府權力要留在灰色地帶，就應該通過更開放、周延的立法程序，給予任何「罪行」更嚴謹的定義和構成要件。
在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從立法會議員遭DQ、候選人資格被剝奪、民主派政治獻金事件，再到這次「香港民族黨」風波，連串的事實突顯了香港需要一部《政黨法》，一部針對政治人物、政黨活動訂定的專屬法律。更重要的是在立法過程中，重新針對「言論」、「倡議」、「行動」和「行動手段」之類的問題，開啟一次嚴肅的討論，做出嚴謹且搆得上普世價值的界定。
畢竟，把一個規範政黨的法律條文，搭建在原本拿來取締黑幫的一部法律上，還真是不倫不類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