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貿易干戈未止，中美關係緊繃——國家間的政經權力鬥爭，往往最為牽動人們的神經。可是，國際關係只是「國與國」的外交關係嗎？歷史學者徐國崎的新書《中國人與美國人》梳理了兩百年來中美民間交往的共有經驗，分析這些交流如何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為當下考察中美關係提供歷史的參照。本文為哈佛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入江昭為該書所作的序言，《端傳媒》獲貓頭鷹出版社授權編修轉載。
《中國人與美國人》這本重要著作的副標題是「一段共有的歷史」，畫龍點睛地說明作者徐國琦教授對美中關係歷史的了解，也點出當今史學的關鍵發展之一。
徐國琦教授本人正體現了「共有的歷史」的精神。他於1962年在安徽省出生，其後前往美國接受教育，現在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對中國、美國，乃至全世界的歷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一生經歷，正是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徐教授出生在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他居住的村莊直到1993年才有電力供應。雖然他的父母沒有受過教育，但國琦卻是一位傑出的學生。
國琦1980年進入安徽師範大學，之後於南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以美國歷史為研究主題。徐國琦在研究所跟隨楊生茂教授做研究，楊教授於1940年代就讀史丹佛大學，是歷史學家貝利的門生。徐教授於1987年獲得碩士學位，接著在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擔任教職，之後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在哈佛大學註冊為研究生。
1991年，他開始在哈佛進行研究，我就是在這時認識他的。一開始，他和曾經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外國學生一樣，英文的口語和書面能力都不足；更重要的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封閉了所有對外的知識聯繫，所以在此之前，他從未大量浸淫於歐美歷史學家數十年來發展出的學術文獻。
也就是說，徐教授不僅要克服語言上的困難，而且要盡快趕上數量不斷擴增的歷史學術文獻。他在這兩方面的努力都相當成功，而他也依舊保持著當初推動他的決心和目標。他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老師，並同時進行博士論文寫作，於1999年完成。之後他先於卡拉馬祖學院擔任教職，再於2009年前往香港大學任教。
在美國的那段日子裏，他的研究興趣擴大到國際歷史，並特別着重美中關係。我相信，他本人和學術界都對這樣的選擇樂見其成。研究美國歷史和現代中國歷史都讓他如魚得水，並向來能將這些國家的歷史放入全球脈絡中探討。
他接二連三出版的著作都具備了上述特徵，這些作品包括：《中國與大戰》（2005）、《奧林匹克之夢》（2008）及《一戰中的華工》（2011）。這三本都是內容紮實的專著，以歐洲、美國等其他地方各種檔案研究為基礎，為如何進行「國際化」的歷史研究建立了具啟發性的典範。第一本書檢視中國透過在1917年加入反抗德國的戰爭，一方面走向國際化，一方面發展出新的國族認同的過程；第二本書則側重在體育，追溯中國穩定參與世界體育賽事的歷史，特別以奧運為主軸；第三本書描述的是在大戰期間，在歐洲的中國勞工與當地的歐洲人及美國人建立的直接和間接的聯繫。
這些作品以及徐國琦教授用中文發表的其他著作，都證明了他在推動「歷史研究國際化運動」的歷史學家之中，是站在最前線的一員。這項「運動」不僅適用於個別國家的研究，更能應用在國際歷史研究上，也就是國家之間的互動歷史。
不屬於國家政府往來的世界
中國人與美國人
作者：徐國琦
譯者： 鍾沛君
出版日期：2018/07
出版社：貓頭鷹出版社
國家間的歷史在傳統上被概念化為「強權的興衰」故事，對參與其中的各國的分析也只會著重在各自重視的議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權力平衡」等。無可避免地，這類研究往往以西歐各國和美國這類西方國家為中心，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在這些研究中只是扮演這些強權擴張勢力與控制的對象。因此，歷史的國際化便是採取將盡可能多的國家和地區納入研究內容的形式。徐教授的書則對此做出了示範，並說明了為何以歐洲為中心來書寫現代國際關係是完全不合時宜的。
同時，歷史學家在國際歷史研究中也愈來愈重視個人和他們所屬的群體，不再僅以政府和軍隊為主。從這個角度來看，「國際」事務除了國家間的正式往來之外，也囊括了人與人之間，也就是社會間的互動。就這一層面而言，關鍵的問題則是不同的人和非國家實體（如宗教、商業和文化組織）如何跨越國界相互接觸。
人際間與群體間的往來是理解這些現象的關鍵；相反地，在更正式的國家間事務中，各國政府最關心的問題則是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性，以及權力平衡。換句話說，國際關係在一個層面上涉及國家間的分裂和潛在衝突，但在另一個層面上幾乎可視同為遍布世界、毫不受限的往來。
徐國琦教授的新書，正為後者的層面帶來傑出的貢獻。
不同於許多討論中美官方往來的論述，本書關注中美兩國民間和個人的相遇與互動，並描述他們積極參與的許多非政府組織。本書指出，這類聯繫在某個層面上，可說是從一開始就定義了自己的世界，一個不屬於國家政府往來的世界，不論官方關係如何變化，始終保持活躍。這種現象在教育領域又特別顯著，一方面有中國學生和教師被送往美國，另一方面也有從美國派到太平洋地區的教育工作者和傳教士。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展出了共有的經驗。之所以說「共有」（shared），是因為這些個人，和接待他們的這些機構，建立起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網絡。有時候這些網絡可能比實際上更「虛擬」，因為中國人和美國人對彼此和對世界可能抱持着某一套看法，並在心目中發展出一個相互依賴的未來願景。
這也是一段共有的歷史，不存在互斥性或排他性，即使不是中國和美國人也能擁有。徐教授正確地反對這樣的文化決定論，也就是那種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永不改變的文化傳統，不論經歷多少跨文化聯繫，依舊保持其完整性的論調，因為這種觀點有時反而扼殺了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相反地，本書提出的「共有的歷史」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甚至全世界的許多他者都能夠理解與使用的。說到底，所有的歷史都屬於全人類。根本沒有專屬於單一國家及其人民，無法與他人共有的歷史。
所有的歷史都是共有的歷史，但如何闡釋「共有的歷史」需要謹慎引證，本書則展現了此一方法。
（入江昭，哈佛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