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高等法院法院日前對2016年「小燈泡」隨機殺人案做出二審判決，認定嫌犯王景玉因「犯案時辨識行為違法能力明顯降低」而判處無期徒刑，而不是部分民眾強烈期待的死刑，不少台灣民眾和一部分意見領袖強烈表達「無法接受」。
部分台灣民眾對判決、執行死刑的要求，或許是出於前兩年一再重演的隨機殺人案留下的恐怖陰影。例如7月4日，台北捷運車廂出現老鼠，造成鄰近乘客尖叫奔逃，引發全車乘客驚慌推擠、互相踩踏，最後造成2人受傷。不少在場民眾事後接受媒體採訪表示，當場以為「砍殺事件（意指2014年男子鄭捷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重演。」
在此同時，7月6日，日本政府宣布，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主謀、奧姆真理教主麻原彰晃與其餘7名幹部於清晨執行死刑，距離死刑定讞超過12年。
社會創傷未癒，死刑話題再起。端傳媒取得作家胡慕情的同意，將她在2017年10月1日於台北紀州庵的演講稿重新編輯、刊登，共同面對這個艱難卻無可迴避的議題。本文原講題為〈書寫真相的重量－－從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談報導文學與社會創傷〉。
大一社會學，課堂上的需要，讀了村上針對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事件的被害者與加害者進行採訪所寫成的《地下鐵事件》和《約束的場所》。那之後，我回頭追他其他作品，一路成為他的讀者至今。
綜合來看，我認為村上的作品，其實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核心，那個核心是：人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為了逼近這個核心，他透過故事的書寫，逐漸描繪出人存在於某一時代的存在感，並持續對這個問題進行追問。
村上並非用一本作品作為工具，而是透過每一本作品的堆疊進行探索。我並不將他廣受歡迎的《挪威的森林》或《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視為談論愛情的讀本，相反的，在這些看起來相對個人性、對時代背景輕描淡寫的故事，包括近來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於我而言，他提點的一直是現代社會具在的疏離。疏離源自於缺乏提問的生活，人在某些時刻斷弦、傾斜，終至使我們走向：「人類在某些情況下是：只要這個人存在，就足以對某人造成傷害。」的境地。
不同著重於以關係作為故事啟動的文本，他其它長篇著作，比方《尋羊冒險記》、《海邊的卡夫卡》，則是透過歷史的爬梳與穿插，去勾勒出這些事件，尤其是戰爭的本質，之於現代日本的殘留物究竟是什麼、而人要如何回應。我這裡指出的，「人要如何回應」，並不是把人視為一個集體。這句話的意思是——他透過凝視集體的人的狀態，去對應歷史的影響，但並不因此把人視為一致的、扁平的，因此，要如何回應人所生存的這個世界的束縛，並沒有固定的、唯一正確的解答。
村上在一次訪談裡自承，他之所以會書寫《地下鐵事件》，首先是想詳細了解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東京地下，到底發生了什麼。換句話說，村上一開始的動機是想解疑，由於這個疑問，無法透過報章媒體得到解答，因此他決定以自己的方式，去進行追究。除此之外，他也隱約期待，能夠透過凝視這些生命的視角，去看清日本社會。
當時村上有這樣一個預感：「很多事情說不定因此連在一起。但為此反正要先拔腿行動才行。躲在書房不動，有的東西是很難看清的。而這樣的作業對於我無疑是面向新領域的一次挑戰。」
那所謂「連在一起」的預感，並不是突如其來的。
在沙林毒氣事件發生前，日本另外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發生的阪神大地震，也就是被他寫成《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的背景。事發當時，村上並不在日本國內，他透過廣播得知這個消息，感到十分震驚。因為阪神大地震所襲擊的芦屋，是他度過少年時代的家鄉。而相對於日本其他地區，神戶是較少有地震的地帶，村上認為，在他十八年的記憶裡，住在那裡的每一個人，應該從來都沒有意識到，有一天會受到大地震的襲擊。
而在阪神大地震發生後兩個月左右，東京爆發了沙林毒氣事件。這起事件中，是由五名變裝的犯人實施的無差別殺人行動。這五名變裝犯，在星期一早晨，分別搭上東京三條不同路線上的五輛列車，把裝有二百毫升的液態沙林毒氣的塑膠袋兩個重疊放在地板上，接著再用尖銳的雨傘尖端刺破，造成乘客及地下鐵站員共十二人喪生，超過三千個市民被送進醫院。
對村上來說，這兩起事件並非單獨存在。精確來說，這兩起事件，雖然一為天災，一為人禍，但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事件發生後，整個體制或社會的應對態度，其實是鑲嵌在更大的背景之中。
一九九五年，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五十年。這時的日本，剛遭遇一九九三年的泡沫經濟不久。當時股價依然持續下跌、日圓急遽高漲，汽車、半導體和家電這些仰賴外銷的產業，也面臨崩潰。不過村上在〈東京地下的黑色魔幻〉這篇文章中提到，當時受害的是靠著股票和房地產投資的暴發戶為主，因此一般市民對泡沫經濟的來臨，並沒有過於緊張，反而認為當時的狀況比較平衡。然而，這時日本社會的狀況只是冰山一角，不久後，日圓對美元匯率跌破八○日圓，開啟了日本所謂「失去的十年」，一直到福島核災發生後，日本的經濟一直都還沒有起色，甚至從「失去的十年」，走向「失去的二十年」。
泡沫經濟，讓日本社會對於政府的信心打了折扣，而阪神大地震與沙林毒氣事件的處理，更讓政府與民間產生極大撕裂。
阪神大地震發生六小時以後，內閣才召開第一次應對會議，賑災物資則一直要到三天後才抵達震區。這起天災，有六千多人死亡、四萬多人受傷。而沙林毒氣事件中，死亡人數雖然沒有地震那麼多，但根據《日本時報》事後披露，警方在沙林毒氣案發前，就已經接獲真理教內部報案，透露了殺人計畫與毒氣品種等訊息，日本警方卻沒有嚴查。
村上認為，阪神大地震帶給日本國民的啟示是：「我們終究是活在不安定而暴力的地面上」，以及 「我們的社會體制，似乎有什麼錯誤的地方。」這基本上動搖了日本人長期以來認為自己總是能克服地震與颱風等自然災難的經驗；而當沙林毒氣事件發生後，則是完全地將「我們的社會確實有一些缺陷，但至少我們是住在安全的社會裡。任何城鄉的任何道路上，都不用害怕遇到犯罪，可以自由走動」的信念，徹底地摧毀了。
這信念的崩解，被村上形容為「聽得很清楚的，不祥的轟聲。」使他覺得自己必須回來日本，去探看這個曾孕育一部分自己的土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歸返，並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日本人的，同時，也是作為一個作家有意識的選擇。
村上自承早期自己是個非常需要獨處的人。希望盡量從社會、社團、各種規章制度中逃開，這也促使他離開日本到美國寫作。但到真的到了那樣一個「不得不以個人身份活著的地方」，他原本的追求失去了意義，也使他回頭思考自己與日本社會的關係。他回顧日本一九六八年的全共鬥事件，當時許多參與社會的人被打壓，而在瞬間走向不參與的方向。這個過程，對日本社會來說究竟是什麼呢？而那答案，似乎就和奧姆真理教，有著關聯。
這樣的思考，和他作為一個作家的關係是什麼？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事件中的採訪，後來成為他寫作《1Q84》的素材，但那只是形式上的表現。對我來說，那個關聯隱藏在他說這部創作，是向歐威爾致敬。我對村上所謂致敬的理解是，他切實理解了歐威爾對於寫作的看法。歐威爾在他的散文集《我為何寫作》提及，他認為寫作者應該會具備的四個動機：
一、完全的自我中心。 二、熱衷於美的事物，比方文字的選用。 三、基於歷史的使命。 四、政治性目的。
歐威爾晚期將第四個「政治性」的目的，視為最重要的一點。他認為寫作既個人又公共，而一位作家所能寫的題材，是「由他所生活的時代所決定」的。
換句話說，一個寫作者，應能夠掌握時代的病徵。沙林毒氣事件，可以說是村上的某個轉捩點。他不再是透過對戰前的關注來投射、描繪現代的輪廓，而是透過實際的採訪，去填充了日本現代社會輪廓的內容物。
村上在完成地下鐵的寫作後也曾表示，藉由訪談，這個受傷的社會，可以獲得局部性的治癒。而這最後，可以成為作家本人的精神調整，同時，也是社會的精神調整。
那麼，社會需要進行什麼樣的精神調整呢？
這邊先跳開到另一處。一九九九年四月，美國發生一起震驚世界的案件：柯倫拜校園槍擊案。兩名學生持槍掃射，一共殺了十二名學生和一名教師，造成二十四人受傷。在掃射過後，這兩人隨即自殺身亡。十七年後，其中一名兇手Dylan的母親在TED發表了一場演講，這場演講，是在追問：為什麼Dylan會殺人？
Dylan的母親在槍擊案發生許久後才發現，Dylan曾經試圖自殺，但身為最愛他的母親，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深陷痛苦之中。她透過研究、跟專家會談，逐漸釐清，這場謀殺的根源，是Dylan想要自殺，而他的自殺，和他要求完美的性格，以及罹患憂鬱症，有深深的關聯。
為了瞭解Dylan為何犯罪，她不斷地跟自殺未遂的人交談。有一天，她同事聽到她說，「Dylan犯下這樣的罪行，他並不愛我」時，她的同事告訴她，她錯了。這位同事是獨自撫養三名孩子的單親母親，因此抑鬱住院，而當時她相信，唯有她死了，她的孩子才能過得更好。
這個提醒，讓Dylan的母親開始研究自殺，發現高達九成自殺者，患有可被診斷出的精神疾病，而只有很少數的精神疾患，會有暴力行為。但我們的心理健康安全網，無法承接每一個可能有極端行為的人，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符合所謂的診療標準。事實上，有許多長期感覺生氣、絕望的人，從未接受過精神診療，社會總是在極端行為發生時，才會把目光放在他們身上。
而當自殺者想死時，他們的痛苦會使他們的思考受損，儘管他們可以制定計劃並有邏輯地執行，但實際上，他們對真實的感受會被痛苦扭曲，並用痛苦的眼光看待現實。換句話說，持續地想死，並策劃自殺方式，就是一種病癥。但當想自殺者隱藏得很好的時候，那是很難發覺的，若涉及攻擊性武器的容易取得，則會進一步造成大規模的傷害。依據美國統計，有一％至二％的自殺行為，會涉及謀殺。Dylan的狀況是，另一位兇手和他是好友，好友被排擠，而他們買到了槍。
時報出版社在二〇一六年，出版了一本翻譯書《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這本書的作者法蘭克．貝拉迪，將一九九九年的科倫拜恩校園事件，定義為「暴力與絕望的『新時代預示』」，這起事件是各種屠殺與自殺潮的湧現關鍵。
他從模仿蝙蝠俠電影「小丑」形象的戲院殺手、挪威布列維克殺人事件、科倫拜校園事件、趙承熙校園屠殺案、九一一攻擊事件，乃至於日本與韓國的自殺潮等「現象」著手，針對每個案例進行研究，將個人生活史對照社會脈絡進行觀看與分析，從而得出結論：肇事根源是孤寂。而孤寂是晚期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腐蝕成的病症。
貝拉迪分析許多大屠殺的供述和宣言，認為晚期現代的經濟結構已深入控制人類各方面的生活。常人眼中的「人魔」，是因缺乏能力應對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壓迫。掠奪性資本主義附身在這些人身上，使其完全孤立、麻木與創傷，進而犯下人神共憤的罪行。
貝拉迪的話是什麼意思？我們或許可以再看看日本的另外一個案例。
二〇〇八年，日本發生秋葉原殺人事件。犯人加藤智大才25歲，在秋葉原鬧區開車衝撞，造成七死十傷，是日本三十年來死者最多的同類型案件。加藤智大殺人的原因是什麼？在殺人前，他一樣表達過，他很想自殺的念頭。原因是他快被公司開除，覺得人生沒希望。加藤智大在網路上留言埋怨認識不到朋友、交不到女友，但遭到一些毒舌網友的嘲笑謾罵，繼而引發了激烈的網上爭吵，不久後，決定殺人。
加藤智大的留言很魯蛇，很中二。而且相信大家，應該也覺得很耳熟。交不到女友、找不到工作、覺得人生沒希望。這正是震驚台灣社會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鄭捷自承的犯罪動機。在鄭捷犯案後，很多人覺得他的理由非常可笑，認為他所承受的，別人也都在承受，為什麼可以殺人？要死怎麼不自己去死就好。但這問題基本上問錯了。問題從來都不是「為什麼可以」，不，從來都不可以，問題應該只停留在「為什麼」，為什麼他做了。
前面提過柯倫拜，自殺案件裡，約有一％的案例涉及謀殺？柯倫拜是，加藤智大是，鄭捷也是。貝拉迪的研究認為，這些類似表演行徑的暴力，是因為，這是這些人唯一可以搶奪目光、強迫他人注視苦痛的唯一方式。因為「對於狂妄自大的入侵式金融來說，資本主義無法消滅的其他不朽的自然障礙，就是死亡。」
日本一位記者江川紹子，長期追蹤沙林毒氣事件。二〇一五年時，發表了一篇文章，內容提及，為什麼有那麼多優秀的高知識份子或年輕人，會信奉真理教？這個答案，正是村上所提及的，一九九三年之後日本泡沫經濟所帶來的「消失的十年」。在這動盪的社會狀態中，自然會生出一道反向力量，希望人可以不是追求賺錢與物質慾望生活著。而這成為真理教得以興起的基礎。這和貝拉迪所提的資本主義是否有關聯？有的。泡沫經濟正是資本主義氾濫的結果。而資本主義之所以可以氾濫，又和社會所有體制都對它馴化有關，所以我們會看到教育商品化的問題、社會福利BOT化的問題、低薪勞動的問題。這些體制反過頭來吞噬了個人，醞釀了悲劇的起源。
這正是村上所說的社會的精神性調整的必要。看見事件，是要我們去反省：你沒有向誰或什麼交出自己的某一部份而接受作為代價嗎？我們沒有把人格的一部份完全託付給某種制度嗎？如果託付了，難道制度不會遲早向你要求某種瘋狂嗎？
在村上的短篇小說中，〈第七個男人〉是我很喜歡的一篇。那個看見海浪的男人在小說的最末這樣說——
「我在想，我們在這人生中真正害怕的，不是恐怖本身。」男人稍後這樣說。「恐怖確實在那裡。….它以各種形式出現，有時候壓倒我們的存在。但最可怕的是，背對著那恐怖，閉起眼睛。由於這樣，結果我們把自己內心最重要的東西，讓渡給了什麼。我的情況是──海浪。」
恐怖在現代社會裡，正是貝拉迪提及的，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然而對每個人，乃至於每個社會、每個社會的不同階段來說，恐怖的變形莫衷一是。因此，去提問鄭捷看見的恐怖，到底是什麼，有其必要。
決定關注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必然的結果。那天下午，我去採訪樂生干擾捷運的行動。而這些干擾捷運的樂生聲援者，就是要往鄭捷佔據的藍線上。
這個行動，是長年聲援樂生保留的一些年輕人們，希望台北市政府改變當時的施工方案，避免走山影響捷運與院區的安全。那天大家在捷運迴龍站集合，我大概四點半就到，手機在接近五點的時候收到一封訊息：「聽說江子翠站發生持刀傷人事件，請大家務必小心。」那個時候，沒人知道這樣的一則訊息，會在數小時後化為「捷運屠夫殺人事件」的頭條標題。
那天去干擾捷運的大約有二十五名聲援者，他們從盆地各處來到捷運迴龍站集結。態度篤定，有條不紊，確認人全齊了，安靜迅速地走進捷運車廂坐著，沒有任何更改行動的意念。上了捷運，因為已經開始採訪，無法滑動手機、接收捷運傷人案的任何訊息，身體充滿緊張感，隨著列車搖晃，來到捷運丹鳳站。
車門開了又關，聲援者拿出手舉牌掛在身上，彼此協助繫上「捍衛樂生」的亮黃布條，過程依舊保持安靜無聲。準備就緒，起身列成一排，戴上口罩。等待下一站的捷運車門開啟時，對乘客展示訴求。
戴上口罩，是因為當時三一八學運（佔領立法院）、三二四學運（佔領行政院）還剛發生沒多久，國家暴力非常張狂，隨意蒐證、甚至經常逾越法律進行羈押。但在捷運殺人案發生後，這些聲援者戴口罩的行為，被解讀成「羞恥所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中國時報則以快訊方式處理成：「捷運出命案樂青還鬧場 民批：冷血」的新聞。在這些負面咒罵出現之前，有一插曲：輔大站門開啟，一位婦女走進，破口大罵：「你們在幹嘛！抗議什麼！你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大嬸罵人的時候，我深感憤怒。因為她輕忽國家對待樂生之可見或不可見的殘暴。樂生抗爭迄今十一年，當初聲援者提出的保留方案完全可行，但官方一直推辭。樂生院民用十年的時間戳破行政官僚所有謊言，代價是他們的生命，而行政官僚仍不悔改。官僚的不肯悔改，跟社會大眾的沈默無視有關。老實說，這群年輕人在知道捷運發生兇險，卻依然搭上列車為住在走山地質上的樂生院民發聲。如果不是將自己的生命與他者扣連，如果不是清楚認知，樂生院民的命運是宰制我們生活的政治權力縮影，他們可以不必這麼做。
當時，我對婦人很嫌惡，但樂生聲援者還是很安靜，沒做任何回應。就在這通往忠孝新生的途中，經過無數車站，下班時間乘客不少，卻沒有任何一個人好奇探問或正視這二十五名聲援者一眼。大家不是睡覺就是滑手機或跟認識的人講話。就算捷運公司的駐警上車來趕，所有乘客依然無動於衷。
到了忠孝新生站。聲援者走出車廂，在月台呈兩縱隊站立，一樣很安靜，沒有擋到任何動線，但保全又來趕，大罵：「你們妨礙動線！快點離開！」那一刻我終於爆炸，踰越了採訪者的倫理界線，口氣很壞地對保全說：「空間那麼大到底擋到誰？請不要在這裏阻礙記者採訪。」在那一瞬間，我沒有辦法將捷運駐警或保全視為「個人」，就算清楚知道他只是執行國家命令，但當他不願思考命令合理與否，在衝突浮現時，他便沒有姓名，那一刻對我來說，他不是「我們」，對他兇惡，我沒有任何愧疚。
這其實不是第一次。過去樂生院遭強拆與迫遷無數次，警方總是殺紅了眼，出動抓陳進興的鎮暴警察數百名，就為了趕走一群手無寸鐵又截肢的老人。他們扯破樂生院民的衣裳、打斷院民肋骨⋯⋯，因為關心樂生，在親眼目睹那麼殘暴的每一次迫遷，我都真正生出足以摧毀這世界的恨意。這十多年來每次聽到政府又矢口否認錯誤，我，其實不只我，很多關心樂生的人都曾經冒出炸掉捷運局炸掉新莊捷運機廠的念頭。倘若我們做了，那其實也將釀成無差別殺人的慘劇。
說這個例子，是要拋出一個提問：強加在他者身上的暴力能解決焦慮？比如楊儒門抗議WTO影響台灣農業，放置十七顆「詐」彈，無人傷亡，但因為社會對WTO認識不深，以及因為安定秩序被破壞的恐慌，楊儒門被視為殺人不眨眼的恐怖份子。雖然楊儒門後來被以「良心犯」的理由特赦。可是社會上依然有人給予楊儒門極負面的評價。因此，幾乎毋庸置疑：如果楊儒門當時的炸彈真的誤傷了人，只要一人，輿論勢必再沒有任何討論WTO負面衝擊的空間。
對我來說，暴的產生，是進退無路的象徵，那是人間缺乏理解所產生的窘境。這也是一直以來樂生對我來說那麼重要的原因，因為即便這群院民曾經歷經非人道囚禁、強制墮胎、醫療實驗等慘況，他們始終不曾思考使用暴力。而這個運動之所以可以持續十多年，也是因為聲援者在走進樂生的過程中，領悟到「我們」的可能性。
所謂「我們的可能性」，並不是確信翻轉這世界的頹敗的希望一定會實現，而是理解：儘管邊緣也能存活。樂生這座痲瘋院，是無有之人之所。一個個虛無的、被社會擲棄、標籤化的「宅男」、「同志」、「遊民」、「政治犯」⋯⋯哪怕僅是個性孤僻者、尋找未來方向、家庭和樂的好學生，樂生都歡迎。他們進入樂生，理解自己的「被拋荒感」從何而來，發現宰制他們的，是本應「共同生活」的「社會集體冷漠」。那是為何樂生的抵抗得以持續的原因：這些人不僅僅是為了院民，更是為了尋找「我們共同可活的現世」。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一如大家所知道的，傳播媒體的墮落、訊息壟斷、錯誤傳播，或者是教育的窄化、名嘴或權威針對事件的胡爛評價，乃至於這個資本主義世界所創造出來的脆弱人際紐帶，都會一再阻礙我們認清、接近「無有之人之所」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在這個現世，當我們要理解一件事，必須跨越非常多的阻礙。而一旦這些阻礙有一關過不去，暴力就可能產生。
對我來說，無差別殺人展示的，就是整個社會重複宣告可能性消亡所必然帶來的結局。因此，當那天採訪完畢，我接到公視同事通知說，已經有四個人死亡。當下腦中出現的，是小說家卡繆《異鄉人》這本小說中的一段話：
「他（檢察官）說自己曾就近觀察，但沒有任何發現：事實上，我（莫梭）沒有所謂靈魂，沒有一點人性，沒有任何維繫人心的道義準則能讓我有所共鳴。『或許，』他解釋道：『這不能怪他。我們不能埋怨他沒有自己無法擁有的東西。但是在法庭上，我們必須捨棄寬容這種消極的美德，以或許有失人情、卻更為崇高的公平正義來取代；尤其是當我們發現，像被告這樣欠缺一切普世價值的匱乏心靈對社會造成了危害，更應如此。』」
這樣的場景，和鄭捷的審判過程一模一樣。不只是在法庭內，還包括整個社會的審判。鄭捷犯案後，人人喊殺，因為被媒體所截取傳播的，是他從小就立下殺人誓言、是他沈迷電動、殺烏龜。但這些片段，真的是鄭捷的全貌嗎？
記得一開始新聞播出鄭捷的名字以後，很多鄉民就開始人肉搜索，結果，揪出的卻是一個同名同姓、同住板橋、大學名稱有「東」字的「陌生人」。這個現象讓我想起漫畫《死亡筆記本》。看過這部漫畫的人應該知道，如果死亡筆記本要生效，必須先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寫名字的時候，還要看過那個人的樣子。但，我們真的認識鄭捷嗎？大家對他無法諒解，是因為他自述「自己生活壓力大、又沒交過女朋友，自認是個沒有未來的人，因此不想活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才會被判死刑。」
這些理由，不被認為是道德的理由。但如果我們認可這個前提，就會產生悖論：有道德的殺人嗎？這個提問也是死刑到底應不應該存在的核心疑問。如果有，道德與否是由誰決定的？而如果生命本身就是珍貴的，為什麼一個人不想活，並以大規模殺人的方式來宣告他的絕望，是不需要追問的？我這麼說，並不在說，被鄭捷殺害的生命不珍貴，不，而是我有疑問，是什麼樣的社會型態，讓一個中產階級的孩子，會認為自己沒有未來。
《死亡筆記本》持有者夜神月是一個富家子弟，聰明絕頂，而且有女友的「人生勝利組」。但這套漫畫最終要告訴我們的，並不是人生勝利組的喊殺等同正義。這部漫畫背後有很尖銳的戳刺跟反諷，漫畫告訴我們，夜神月的行為只會讓正義遠離，那樣簡易地殺，抹除了重新鍍造他者跟己身連結，以及相互理解的空間，並且會帶來反噬，以及終極的恐懼。
這個終極的恐懼曾經發生。在北捷案後，台北市長郝龍斌先宣布警察將配槍巡視兩周，之後又宣告捷運將無限期駐警。員警持著MP5衝鋒槍巡邏捷運，這個措施，獲得民眾表示「安全感破表」，這個現象讓我很恐懼。因為不過一個月前，全民才因佔領立法院、行政院與忠孝西路事件時，顯現出對警察權威的憎恨。
這兩個事件看起來很遠，但對我來說不是。對民眾來說，是以「構成己身安危與否」的觀感來決定對警察的態度。但當初之所以有大規模的抗議警察濫權，正是因為國家污蔑抗爭為「暴力」。而這暴力，又源自於國家拒絕對公共政策的溝通，乃至於理解人民的訴求。有些人可能認為，三一八不一樣，那是公共事件，是集體的事。但我覺得必須警覺的是：並不是「集體」的人民訴求才夠資格稱為訴求。就算集體，也是個人的總合。在樂生受到輿論關注之前，在福島核災引爆核電爭議之前，有超過十年以上，這些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僅被視為「個人」的命運。換句話說，個人的命運都參有政治的決定。小我的行為，都有大我的影響。
法律，或規範，其實是政治權力的產物，它的存在展演人類幸福與自由的可能，但生命本身也會因此成為政治權力全面掌控的對象。一旦有人打破規範，就成為例外狀態。但例外狀態真的例外嗎？暴力的引信其實每天都輕巧蟄伏在生活的角落蓄勢待發，因為我們所有的生活都與公共無法脫離，而不是每個人都有辦法適應多數強者所決定的遊戲規則。這個遊戲的情境也從不公平。
如果我們檢視過去發生的隨機殺人案，除了鄭捷，其他犯罪者或多或少，都受到社會傳統認定是弱勢因子的影響。這些人真的想成為惡魔嗎？他們不曾壓抑嗎？至少就台南湯姆熊殺人案曾文欽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不，他顯然壓抑了很久，但他最終還是被拋了出去。而當這樣的人造成社會集體恐慌，社會不問為什麼的時候，國家就可以說，這個恐慌有特殊性，這使國家可以不回頭看制度的缺陷。換句話說，國家只要運用民眾對常態的誤解，就可以宣稱恐慌的特殊性，進而以更強悍的方式，掌控詮釋權並創造近乎獨裁的國度，採取掃蕩和排除的方式，去重建「想像中的文明」。
2016年10月，我針對北捷殺人事件，寫了被害者家屬的報導。其中一篇叫〈無癒之傷〉，在裡頭，引述了判決書中，檢察官對於鄭捷選擇捷運江子翠這個站距最長的站犯案的原因，是因為他想要大量殺人。但對我來說，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因為若想大量殺人，火車的間距，或是他北上搭乘的客運間距，是比江子翠站更長的。由此，我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麼是捷運，而不是其他的交通工具？
對這個疑問，我有一些聯想。
2013年，我出版了一本談土地徵收的書。這本書有兩條支線，一條是，書寫苗栗後龍灣寶這個村莊對抗兩次土地徵收成功的過程。另外一條支線，是去談台灣的土地徵收為什麼會這麼浮濫。而在探討浮濫形成的過程中，我認為是台灣在戰後以來的發展路線出了很大的問題的結果：發展的資材在戰後短短數十年間被快速消耗殆盡，導致了資本對土地這個最後的資材進行粗暴掠奪的結局。
如果對照台灣社會的變遷來看，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在一九八〇年代土地炒作開始興起、接連多次的金融危機後，台灣在各種社會政策也面臨緊縮，比方22K政策，無薪假、失業率高攀不下、文憑泡沫化等等。
而捷運這樣的交通建設，正是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除了工業區設置外的另一個炒作工具。也就是，鄉村地方是以工業區作為炒作標的，交通建設則是都市土地的炒作工具。至於捷運藍線，是由衛星城鎮通往首都最繁華所在的路線，在這個空間裡的密閉與監視與種種規範，也和鄭捷這個孩子，有許多不滿卻從未產生反抗的狀態，讓我有了想像。因此，事件發生後，我像村上一樣，開始對我的想像進行背景比對。而在這些時間的斷點裡，我們的確可以看到一些與日本類似，卻又殊異的狀態。
二〇〇八年，台灣也有一奇怪組織產生，台灣民政府。這個組織宣稱日本天皇擁有台灣主權、美國總統握有台灣佔領權，民政府則為美國軍政府授權成立，這個聽起來邏輯不通的組織，卻吸引了超過萬人加入。而這怪異的邏輯，一定程度反映台灣自身地位的各種矛盾。
同一年，也有一個叫做日月明功的組織，教主陳巧明宣稱家庭只是附屬品，後來甚至唆使一名母親凌虐自己的孩子致死。這個組織在一九九四年成立，本來只是舞蹈教室。卻在二〇〇八年變成日月明教。從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八年間發生了什麼事？一九九四年，國際經濟學者發表對亞洲快速經濟增長的悲觀預測。同時，美國對台灣進行經濟制裁。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中間歷經了政黨輪替。中國崛起，台灣的統獨爭議必須面向資本與市場的挑戰，而這個挑戰，一直到服貿爭議爆發時都還沒有確定的出路。
而從二〇〇八年到鄭捷犯案的二〇一四年，台灣歷經第二次政黨輪替。許多社會制度的修正停滯不前，街頭運動風起雲湧。其中我認為跟鄭捷相關的有兩起，一是二〇一三年八月的洪仲丘案，另一個則是二〇一四年的服貿。鄭捷就讀的是軍校，他自承非常不開心，壓力很大。洪仲丘案引發這麼多人抗議卻沒有結果，會不會是他恐懼的來源之一？而他家的家族事業在中國有設廠，服貿的對立，會不會也對他的家族產生壓力，而使他產生了一種進退無路的感受？又或者，三二四那天晚上政府的暴力鎮壓，使他對反抗感到徹底的絕望？
或許是過於濫情的想像。但我想起書櫃裡沒能來得及給他的海賊王連載。而他曾反覆閱讀一有電玩色彩的網路長篇連載武俠小說。小說中，主角不斷因江湖競爭死而復生。他很疲累。
想像需要印證。但我的想像再無辦法獲得印證。因為二〇一六年五月，鄭捷伏法了。而從他被逮捕，乃至於伏法的過程，對我和苡榕來說，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恐怖的原因在於，台灣社會，似乎沒有想要辨識恐怖可能如何變形的啟動開關。那很有可能使台灣社會發生類似事件。而不久後，果然就發生了小燈泡案。
鄭捷的死，不僅是使社會無法理解犯案動機、進行精神性的調整而已。同時，它也取消了村上所說的，局部治癒的可能性。
在研究隨機殺人案的過程中，我們去接觸了被害人家屬。訪談後卻發現，他們對司法審判的期待，和整個社會在面對這起案件的態度，其實存在著差異。他們並不只是要求法院給出刑罰，甚至並不是非得要求罪犯去死。
北捷案中被害者張正翰的母親說，鄭捷死，對她來說，「只是這個人沒有了、不見了，他不會再去殺人了」，但迄今為止，她還是不知道為何會發生這種悲劇，為何她的孩子必須這麼可憐地死去，甚至在鄭捷已經伏法後，張媽媽也不敢接近捷運。這顯示可能的犯罪成因沒有被找出來之前，永遠會有恐懼埋伏在我們四周。
一般人認為，司法審判給出刑罰就等於正義，在社會大眾的想像裡，正義是扁平的，是單一意義的。但在訪問被害者家屬時，我們發現正義的面貌非常多元。到最後會讓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屬要求加害者被判死刑的原因也不一樣。
張媽媽曾說：「不能用他一個人的死換我們四個人的死」，張媽媽的意思，不是不要鄭捷死，而是對張媽媽來說，除了應報，還要更多，那個更多，是希望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而另一位死者潘碧珠的丈夫邱木森，最後支持死刑，是因為得不到道歉，所以對鄭捷的再社會化絕望。但是鄭捷有沒有跟被害者道過歉？其實有。那為什麼被害者不相信？在精神鑑定裡，醫師曾經提到，如果獲得社會跟家庭支持，鄭捷有可能教化，但當整個社會都認定他是殺人魔，甚至一併痛恨他的家庭，這樣一個人，要從哪裡獲得再社會化的可能，進而說出被害者家屬可以接受的「道歉」？
事實上，鄭捷死後，他們的痛與恐懼並沒有消失。張媽媽到現在還是不敢接近捷運，甚至認為，自己被整個社會遺棄跟遺忘了。而她願意接受我們的訪談，再一次自剖傷口，正是因為，她想藉由述說，去重新構築修復的可能。
對我來說，故事、新聞和歷史，這三組名詞其實屬於同一範疇。它們有共同的元素，它們的寫作，都脫離不了人事時地物與脈絡。而它們的本質，或目的，都是為了抵抗遺忘，與創造理解。然而，它們之間或有殊異、或相互包含——新聞的寫作是歷史寫作的史料來源，歷史的寫作可以是小說創作的重要支撐。而故事亦有它無法觸及、撫慰的空白地帶，那裡，必須交由新聞所最關切的「真實」來填補。
在進行這個書寫計畫時，我逐漸清楚虛構跟非虛構的作用與差異是什麼。關於殺人、刑罰與刑罰之用這三組名詞，有不少虛構作品談論，比方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的《空洞的十字架》。這樣的虛構文本，好處是有高度的普及性，因為人物的遭遇不涉及真實的苦痛，人們可以因為這個安全的距離產生觀念上的思考。然而，這個距離也有它的壞處。東野圭吾拋出的問題是：死刑是否真的有用？這是一個放諸世界都可辯論的題目，但這個題目在進入不同的社會與文化時，又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瓶頸。在台灣，死刑的議題一丟出便對立，有些地方則是根本無法討論死刑，又或比挪威，關切的是倖存者的修復，而遠遠不只是懲罰。也就是說，要通過那些瓶頸，勢必得先理解這個社會的模樣。換言之，沒有非虛構的先行，這道坎便很難越過。
在沙林毒氣事件發生時，日本很多評論家說，小說輸給現實了。但村上不這麼想，他認為如果奧姆事件被如實寫成小說，大概沒人要看的，因為作為小說一點都沒有說服力。在他的想法裡，真實與虛構並不是一組相互競爭的關係，而是互補的。
在類似這樣悲傷的事件中，療癒如果可能落實，非虛構寫作的存在，至少在目前的台灣社會是必要的。因為，台灣社會是一個聆聽失諧的社會。我們並不習慣去傾聽每一個人的意見，尤其是於我們對立面、被偏見化為群體的人的意見。換句話說，有人被迫噤聲。但那些人，並不見得是現實上犯了錯的人。
訪談計畫中，第一個受訪對象，是和鄭捷僅在同一個校園裡待過的一位女性。她是一位基督徒，事發時在東海大學教務處工作，每週都會在路思義教堂裡辦活動，我們的訪談很長，其中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她說，「我只要想到，在鄭捷曾在東海校園的日子裡，他曾經有一次進入教堂，卻沒有改變他決定犯案的想法，我就難過到無法承受。」她一說我也掉眼淚了，我聽懂她。我問她，是信仰崩潰嗎？她說是。
這位女性跟犯罪事件一點關係也沒有。但鄭捷犯下的罪行對她造成了傷害。是那天的對話使我確認北捷殺人事件並非是一宗僅於被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事，一如這起事件吸引我，是因為它會在每個人身上變形，留下或深或淺的傷痕。
於我而言，現在都還沒有放棄這個訪談計畫的原因，是因為想知道，台灣社會到底是怎麼看待「生命」的。一個對社會毫無貢獻的生命，是不是值得被愛？殺人者，會不會是因為感受到了這個提問的否定，而對社會進行了報復？我們對於死去的生命感到惋惜，但對於活著的、掙扎的生命，我們的看法是什麼？對「人」的尊重，應該要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當我們願意去凝視這些悲劇，才可能掙扎出某種以「人」為核心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