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悼念六四事件的合理性，今年繼續受到來自青年一代的質疑，至少7間大學學生會表示，將缺席支聯會維園六四集會，同時，至少4間大學學生會表明，不會舉辦或出席任何與六四相關的悼念活動，認為平反六四並非港人責任。
在大學學生會切割六四的同時，課堂內對六四歷史的教授也越見困難。初中歷史課程改革，課程大綱諮詢文件繼續排除六四事件，惹來社會輿論批評，這意味著將來的歷史教科書有否涵蓋六四，取決於教科書出版商是否自行加入內容。另一方面，中學六四教育的輔助內容——民間劇場「六四舞台」，自2016年起，其演出的學校數目便由以往的40多間驟跌至28間。今年，六四舞台共有26場到校巡演，另有兩場在教協場地演出，出席率均不足四成。
當年輕一代主動切割六四，而六四教育資源又慢慢流失時，六四記憶的傳承會否逐漸式微？在思潮與課綱都不利六四傳承的情況下，老師對學生的面授更顯重要。歷史老師作為歷史記憶傳遞的重要一環，他們現在是如何向學生教述六四的？他們自身又對六四有著怎樣的情感和思考？本土主義思潮對他們的教學有造成影響嗎？
端傳媒尋訪了七十後、八十後及九十後出生的中學中史老師，三個世代的「歷史人」，有怎樣的六四教育方法，和各自的六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