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藝術有可能緩解人才與資源的流失嗎?看看日本地方藝術祭中的城與鄉

怎樣才算衰落?誰來決定哪些地區有資格獲得振興?面對城市無章發展,藝術可以做什麼?


藤井芳則的「成了漂亮的面孔!」(いい顔になったれ!)將當地長輩的大頭照印在板上,去掉頭髮的部分,改以落雪表現白髮。 攝影:馮蘊妍
藤井芳則的「成了漂亮的面孔!」(いい顔になったれ!)將當地長輩的大頭照印在板上,去掉頭髮的部分,改以落雪表現白髮。 攝影:馮蘊妍

三年一度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始於2000 年,為座落新潟縣十日町市及津南町的大型藝術活動。大地藝術祭以夏天的策劃為主,但近年在冬天也策劃活動和導賞。筆者參加了今年度「越後妻有冬季SNOWART」3月3日至3月4日的兩日一夜媒體團導賞,到訪了展示雪中藝術的奴奈川校區、松代郷土資料館、越後妻有里山現代美術館以及光之館。另外,在3月3日晚上和3月4日中午也分別參與了「雪地煙花」和「雪見御膳」的環節。雖然未能走訪大地藝術祭所有作品和裝置,也因不諳藝術技法和歷史,不敢就個別作品寫評論,但仍然希望藉這此文章介紹日本藝術祭的語境和日本國內的相關討論,並以城鄉關係為主軸討論在大地藝術祭的見聞。為了有個具體印象,讓我們由3月4日上午的片段說起吧。

3月4日早上9時半,我們媒體團一行人離開前身為小學校舍的住宿「三省屋」,乘車前往十日町市名為東下組的村落體驗「雪見御膳」。「雪見御膳」是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冬天版的其中一個主打環節,讓參加者體驗雪下生活以及傳統民俗。到埗後,東下組的村民先邀請我們分組進行一個小時多右的雪雕比賽。比賽過後,我們回到前身為保育園的大屋,在一樓洗過手,爬樓梯上二樓,此時飯菜已排列好在會場周邊。參加者圍着會場坐,村落的母親們為參加者添菜加酒,遞上本地農夫耕種的米飯,父親們則在席間唱歌助慶。

其中一位健談的母親走來跟我和身邊的朋友說:「我三十年前嫁到這裏的時候,這裏還未有路。現在修好了路,又有藝術祭之類的活動,我希望這裏熱鬧起來,年輕的一代可以回來發展。」用餐過後,村民邀請其中一位參加者作閉幕致辭,參加者說:「今天吃到美味的料理,聽到動聽的歌,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我會帶着這些美好的回憶回東京。謝謝大家的款待!」。母親和參加者短短的兩段話,點出了當前主流的城鄉關係:人口流入城市工作和生活,鄉村面對人口以及資源的流失,便以鄉村的傳統和環境作休閒活動的資源,吸引人們來觀光消費,試圖逆轉當前劣勢。

越後Tsumari雪花煙花「2018年冰凍村莊的禮物」。
越後Tsumari雪花煙花「2018年冰凍村莊的禮物」。圖: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

近年日本興起的藝術祭往往以「地域活性化」為口號,希望吸引觀光客和振興經濟。以2015年的大地藝術祭為例,大地藝術祭於文化廳「以藝術活化地域・促進國際傳播」項目(芸術による地域活性化・国際発信推進事業)下取得1億5千8百萬日圓的補助金,而在總務省「地方創生」項目下也取得4千3百萬補助金。可見藝術與振興衰落地區的國策「地域活性化」、「地方創生」等概念類近都市更新,但與香港將舊區鏟平重建的語境不盡相同。由於大量人口流入東京、中京、大阪三大都市圈,三大都市圈以外的「地方」,不論城市(以免混淆以下用「地方都市」)或鄉村,由於人口下降,導致生活上大大小小的問題,如經濟和商業活動衰退、稅金不足而公共及行政服務水平下跌、公共交通服務撤離等等,而這些問題或導致人口進一步下降,使地方陷入惡性循環。

為了重生,地方需要爭取政府的資源和補貼,同時在人們心中建立鮮明形象,吸引觀光客和移住者。簡單而言,地方在進行一場品牌塑造的競賽。雖然地域活性化不是藝術祭的全部,但的確是不可忽視的語境。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日文版網頁開段便已寫道:「上一次2015年(的藝術祭),我們記錄了大約51萬人次的訪客,帶來了約50億的經濟效應以及擴大就業和交流的效果。」(注:「前回2015年は約51万人の来場者数を記録し、約50億の経済効果や雇用・交流人口の拡大をもたらしています。」)大地藝術祭也普遍被視為以藝術復興衰落地區的先行者。

對於藝術祭能否帶來都市更生的效果,或是提供城鄉關係的新想像,日本國內的討論有不同看法。研究文化政策和創意城市的鳥取大學教授野田邦弘在雜誌『都市問題』撰文指藝術祭隱含變革地方的潛力。他指出,鳥取縣的縣外移住者有上升趨勢,上年度共有4000人,為5年前的4倍,而且當中7成為30歲以下的年青一代,近5成為「I-turn」式的人口回流(指在大城市出身的人搬入地方鄉村,相對於地方出身到大城市升學就職再回地方鄉村的「U-turn」、以及於地方出身到大城市升學就職再遷入地方都市的「J-turn」)。

野田教授認為促成人口回流不單單依靠地方行政提供的金錢補貼和支援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展現出該地區未來的願景,而藝術祭正是最收效的戰略。他追溯80年代神奈川縣的藝術祭「來自森林和湖畔的訊息」(「森と湖からのメッセージ事業」)的事例,指由於此藝術祭,目前有超過300名藝術家搬入神奈川縣與山梨縣的山區地帶,那裏本來只有9000人居住,而且無法吸引企業進駐和住宅興建。地區透過文化互相競爭、吸引人口和資金的做法,與創意城市的邏輯有相近之處,到底有否打破城鄉關係既有的框框呢?研究地方都市和消費的立教大学准教授貞包英之並不樂觀,她形容藝術祭為爭取權力、資本和媒體關注的「認同遊戲」,令地方內化了大城市的目光因而沒法走出地方從屬大都市的邏輯。而且,為了爭取資金和人流,地方與地方都市捲入了激烈的競爭,她預期泡沫期過後,便會汰弱留強,只留下一部分的勝利者,所以現在更加有必要認真叩問藝術祭的意義和脫離「認同遊戲」的可能性

石松丈佳研究室的「扔女婿」(セルフ婿投げ)是一座雪中滑梯,模擬當地居民將女婿從懸崖拋下的習俗。

石松丈佳研究室的「扔女婿」(セルフ婿投げ)是一座雪中滑梯,模擬當地居民將女婿從懸崖拋下的習俗。攝影:馮蘊妍

撇開學者們的觀點,村民的意見如何?「雪見御膳」過後,有買手信的環節,可以買到東下組農夫耕作的米,購物袋中放了一張指引,讓參加者回家後仍可以透過電郵買米。雖然與文章開首提及的母親所期待的「更多人回來發展」並不一樣,但也是一種拓展農產品銷路的手段。這是一個微觀而個別的片段。畢竟,要回答「村民點諗」,不作全面的問卷調查和大型訪問難以給出一個科學的答案。大地藝術祭主辦方有進行問卷調查,反應正面,但要留意問卷對象。以最新2015年的問卷調查為例,暫時只有對放置了作品的109條村落的63人村代表作問卷,經濟活動方面也只針對經營住宿、飲食、加油站、便利店的業者,難以說是全面掌握藝術祭與當地居民和商人的關係(或反過來說更反映了其觀光的特性)注:「対象者=新規作品や既存作品を含めた全作品の設置109集落・町内の代表者。回答者=63人」、「対象者=十日町市・津南町内の宿泊施設・飲食店・ガソリンスタンド・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経営者408人、回答者=163人」。但我們可以看看參與村落的數字。2000年有28條村落參與大地藝術祭,到2015年則有110條村落。根據2017年的數據,十日町市内共有443條村落,而津南町也有79條村落,可以說大地藝術祭與全民參與仍有一段距離。另外,各村落的情況十分多樣,參與大地藝術祭的村落相對的大小、組成年齡等等也有需要再作分析。雖然沒有資料,但可猜想,接近閉村的村落、嚴重老年化的村落與藝術祭的關係和其他村落有不一樣。藝術祭活化了什麼,沒有活化了什麼,是重要課題。

有數個團體對藝術祭提出質疑。雖然不直接針對大地藝術祭,但在新潟縣,我們在網上可以搜查到「思考新潟市美術館會」(新潟市美術館を考える会)和「停止新潟市政浪費金錢會」(新潟市政の無駄遣いを止めさせる会)的資料。「思考新潟市美術館會」以北川富朗擔任為美術館館長後調走館內學藝員等人事變動,以及美術館出現黴菌和昆蟲的管理不善為契機,質疑完全打破被視為舊制度的美術館並非好事。這一方面涉及「傳統」藝術與「前衛」文化活動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撞,另一方面涉及藝術體制中人事及資源變動等政治。「停止新潟市政浪費金錢會」則關注新潟縣東北部新潟市市政府的財政問題,主力關注巴士快速交通系统,主張應該由住民投票決定是否引入該系统,而上年起開始提出廢止市政府對「水與土藝術祭」超過兩億元的開支,並在今年二月進行街頭投票(注意第一屆「水與土藝術祭」(2009年)的總監為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總監北川富朗)。雖然大地藝術祭的財政結構不一樣,不可以再稅金運用一事上相提並論,但我們可以藉此提出疑問,藝術祭多大程度實現其所主張的「關係」和「參與」,而又有多少程度可以說是配合國策,與權貴合流或強化地方精英的管治結構?事實上,也許「傳統與前衛」已經不足以用來理解和討論藝術祭以及藝術祭展演的作品與裝置。

Vladlmir Nasedkin的「Google Earth – The Fields of Tokamachi」以當地的砂土砌出十日町市Google Earth的模樣。

Vladlmir Nasedkin的「Google Earth – The Fields of Tokamachi」以當地的砂土砌出十日町市Google Earth的模樣。攝影:馮蘊妍

有關是次導賞所介紹的藝術裝置,不少致力營造「地方味道」,例如以當地的人事物取材,以重新認識四周環境為主題等等。以下舉數個例子。藤井芳則的「成了漂亮的面孔!」(いい顔になったれ!)將當地長輩的大頭照印在板上,去掉頭髮的部分,改以落雪表現白髮。Vladlmir Nasedkin的「Google Earth – The Fields of Tokamachi」以當地的砂土砌出十日町市Google Earth的模樣。而石松丈佳研究室的「扔女婿」(セルフ婿投げ)則是一座雪中滑梯,模擬當地居民將女婿從懸崖拋下的習俗。但以上述的方式強調鄉村社區人情的美、自然風景的美,能否構成有力的批判或提供突破的想像?抽離一點來說,城市研究和地理學上早已有消解城市/鄉村二分的討論和理論嘗試。鄉村與城市的對立未必可以順利成立,強調鄉村的美,如文章稍早所說,可能結果也不過是進入了地區間競爭的邏輯,而事實上鄉村的欲望與城市的欲望也許沒法分得清楚。3月3日晚上,也就是在傳統民俗體驗活動「雪見御膳」的前一晚,有一場雪地煙花晚會。會場為高橋匡太的作品「光之花田Gift for Frozen Village 2018」,會場大聲播着英文流行曲——我認出了Rihanna的「Work」,也許還有Ariana Grande和Justin Bieber,不過實在也不肯定。在LED燈海聽着Rihanna唱「Work、work、work」的體驗,剛好可以連到藝術家田中功起、藝術批評家杉田敦與文藝評論家藤田直哉的一場對談

田中功起、杉田敦、藤田直哉是與地方藝術祭以至藝術祭保持距離的其中三位藝術工作者與評論員。田中功起和藤田直哉更是對藝術祭持批判態度一書《地域藝術:美学/制度/日本》的合著人之一。在討論2009年參與越後妻有藝術祭的經驗時,杉田敦提起2008年在意大利北部特倫蒂諾-上阿迪杰舉行的歐洲宣言雙年展,Rainer Ganhl 的團隊以當地取材,在村裏收集昆蟲、以村裏的染料染東西,在一間鄉間別墅擺了一個展覽,算是很有「地方味道」的作品。不過,在最高的房間,團隊放了卡拉OK和鏡子球,在牆上放映:「啊,我想盡快回到城市。」

農村很美,但現實上有多少人遷入農村,又有多少人嚮往或被逼到城市生活?在大地藝術祭的導賞中,可見的總是容易消化的傳統民俗景觀如建築、音樂和食物,但對該地的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經濟問題仍然未有深刻了解,對城鄉關係也未有新的想像。要求短短幾天的藝術祭體驗讓我們全方位了解和反思一個地方以至整體日本的發展固然苛刻,但如果我們要去問藝術的想像力和批判力,也許不免要叩問藝術祭中的作品以及藝術祭作為整體所呈現、所直面的現實是怎樣的現實。

高橋匡太的「光之花田Gift for Frozen Village 2018」。

高橋匡太的「光之花田Gift for Frozen Village 2018」。攝影:馮蘊妍

上述有關「城與鄉」的討論已經不是新觀點,故最後筆者希望多多引伸兩個思考的著力點。一、如何以一代人的歷史論藝術祭?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總監北川富朗在60年代是東京藝術大學全共闘的一員,大膽一點說,大地藝術祭反映了日本學運年代的一代人一路走來的軌跡和對當今時代的回應。Performing Arts Network Japan 與北川富朗的訪問的前言如是說:「戰後日本的藝術運動,由50至70年代時初為大學生的全學連全共闘世代的藝術家和文化人牽頭,目前這些人或在大學執教鞭,或成為公共文化設施的總監和館長,或推動企業慈善活動、或成為藝術項目的負責人,他們身任要職同時以不失草根觀點的藝術開展新的社會運動」。或者我們可以由理解和批判這段說話開始,回溯日本藝術、社會運動、全共闘世代的歷史和葛藤。二、香港人如何在日本訴說土地和城鄉關係的故事?在香港,讚頌農村和鄉村的美誠然有一種抵抗無章發展的意義,但在日本藝術祭的語境下,可以如何連結這種對土地對人情的情懷而又不無條件墜入「地域活性化」的語言?承接幾年前開始的農耕合作項目,加上適逢今年第一年有香港屋,正好談談用什麼標準去評論跨地藝術實踐。

地方的藝術祭以振興地區為旗幟,但在此之前,「衰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又由誰決定哪裏「有待振興」並「有資格獲振興」。不說振興,說擁抱可以嗎?藝術穿透現實的想像與批判之力如何擁抱衰落,提示我們理解衰落的新視角?伴隨更多的討論和實踐,相信我們可以有更多樣更有趣的答案。

(注: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標題為《地方藝術祭中的城與鄉:以藝術擁抱衰落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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