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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海默爾:我的紀錄片,我的失望與滿足

這些訊息要如何走出電影,去向更遠的地方,才可以有一些能動作用。Kirchheimer 只知道自己的電影積極且樂觀,無論是內容還是觀感。


1968年,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了一個名為《The Machine as Seen at the End of the Mechanical Age》的展覽,Manfred Kirchheimer 導演的紀錄片《Claw》不僅是展覽的開幕影片,也是在這裡首次面對公眾放映。

問起這件事怎麼發生的,「我不記得了。」 Kirchheimer 只記得拍這部電影的過程,他和朋友原本計劃拍一部叫做《城市墳墓》(Grave of A City)的兩小時長片。這個計劃擱置之後,Kirchheimer從原有的大量素材裡拿出一些來拍了《Claw》。MoMA 在展出時加上了一個副標題:A Motion Picture Fable of Urbania,城鎮的影像寓言。

「但我的電影其實並不講這個。」Kirchheimer 說,「人們總在我的電影裡看到紐約,那倒並不是我電影的一貫主題。」

「我的電影不是拍城市,而是拍城市裡發生的事。」因為收入有限,他沒法常常出埠拍電影,還好光是紐約已經有足夠多的素材可以拍。城市對他來說像是一個活的組織,1962年時,他看到很多小建築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更醜的建築。如今,這些小建築的替代品也要被推倒了,這讓他很生氣。「在我眼裡,這些樓房越高就越醜。」 城市在變化,城市也很靜止,當年沒拍成的《城市墳墓》留下一共65000英呎底片,那是 Kirchheimer 心中一個美麗又無盡的素材庫。他先後利用這些素材拍了《Claw》在內的四五部電影,「我想把現在手頭上的項目完成之後,可以再用那次的素材做些什麼,如果我還活著。」 Kirchheimer 今年已經87歲了,拍片生涯至今超過65年。

「沒進學院之前我對紀錄片真的很無知。」他進入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學習紀錄片時,只有17歲。

那一天,他在校園裡發現一位年輕人在拍片,這位年輕人告訴他,自己正在拍的是一部紀錄片。這句話將他指引到了電影系。那是美國高等學府中第一個紀錄片教研機構,他跟從 Hans Ritcher 教授,幾乎從一無所知開始瞭解紀錄片的點點滴滴。「當時生活中雖然也看過有一些所謂的紀錄片,可是那些紀錄片大多都很糟糕。」Kirchheimer 還帶著一些紀錄片的負面印象,可一旦進入這片天地,學習紀錄片的歷史,觀看過許多優美的作品之後,他開始理解這一個獨特的世界。紀錄片把他鉤住了。 Ritcher 教授和他成了朋友,也在學業結束後向他提供了教職。在畢業的那一天,Kirchheimer 對自己說,我要做的事,就是拍紀錄片。

年輕時,他的遺憾是自己不能利用所有時間拍片。城市學院的教職一週要上一晚課,時間尚算充裕,六十年代他遊走在攝影和導演崗位,拍了幾部短片。那算是他最忙碌的年代嗎?他一面教書,一面加入電影工業成了一名剪輯師。也試過以自由職業身份參與剪片,同時全職教書,業餘時間再做自己的電影。「但再也沒有比沒時間做自己的電影更沮喪的事了。」整個七十年代,他都沒能推出自己個人的紀錄片作品。

Kirchheimer 不喜歡在電影工業裡的工作。公司往往會給他很漂亮的素材,按照要求,他需要完成一個初剪版交給製作人,讓他們瞭解這些素材的主題。接著製作人便完全主導這個項目,指揮他剪輯出工業成品。Kirchheimer 眼睜睜看著許多電影被剪去了精華,變成平庸之作。那樣的工作讓他索然無味。

1976年,他決定徹底離開工業,全職教書。課程最繁重的時候,他一個星期有四天在上課。為了抽時間拍自己的作品,他儘量把課程排在傍晚或週末。2000年之後,他的課時一週減少到兩天,Kirchheimer 一口氣推出了好幾部作品。《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塗鴉牆》《藝戰無止境》《我的破爛人生》《我與猶太好友的咖啡時光》這幾部片都是這時期完成的。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塗鴉牆》像《Claw》一樣,也是他對自己過去的一次重訪。1981年他完成了關於地鐵塗鴉藝術的電影《Stations of the Elevated》,這部電影的 VHS 很快絕版,只有一些塗鴉藝人在交流二手版本。Kirchheimer 聽從兒子 Gaberial 的建議,想在原版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採訪花絮,發行一張 DVD。而項目越進行下去,他越發現,這些為花絮所進行的採訪實在太精彩了,Kirchheimer 認為自己必須將它們放入一部新的電影,《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塗鴉牆》因此誕生。Kirchheimer 採訪了四位八十年代的塗鴉藝術家,他們多少都曾出現在《Stations of the Elevated》裡。Kirchheimer 便自由地遊走在自己的兩部新舊作當中,同樣將自己當年的餘音帶到了新世紀。

此時,他埋頭在自己的新作素材當中,坦承一時還沒找到方向。那是一部現命名為《Middle Class Money Honey》的電影,他為此做了24段訪問。「我希望它的模式和《我與猶太好友的咖啡時光》類似。」

《咖啡時光》出產得相對順利得多,靈感來自 Kirchheimer 自己的靈感筆記。那是一個真實的筆記本嗎?「不是啦,可能是一個筆記本,也可能是文件袋裡面的一張紙。」每當他想起什麼,Kirchheimer 就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以便日後翻看。不少作品雛形都來自這一個筆記本。翻看筆記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有不少猶太人朋友,就突發奇想要拍一部關於猶太人的電影。

他集結了自己的猶太人好友,與他們進行幽默且富啟發性的系列談話,談話對象從18歲到85歲不等,從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子到普利茲獎的獲獎者都有。他們討論的話題也多種多樣,從以色列議題到緊身牛仔褲,從同性戀權利到哭牆的女士祈禱區,精彩不斷。「我不知道拍這部片的動機到底怎麼產生的,可是收集完素材開始剪輯的時候我就熱血起來了。」

Kirchheimer 在紐約視覺藝術學院(The School of Visual Arts)教了42年書,1975年教起,教到去年退休。退休的第一年,他立刻完成了兩部影片。

退休之後,Kirchheimer 現在有很清晰的拍攝流程,每天拍攝兩段訪問,一段安排在早上11點,另一端安排在下午4點。如果是戶外拍攝,他曾經每天拍攝八小時,早上10點到下午6點。五年前完成《我的破爛人生》之後,他已經沒有拍過戶外場景,擔心體力無法負荷。

「我年紀大了,效率不像以前。」由《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塗鴉牆》起,他有一個固定的五人拍攝團隊,通常有三或四人在場。兩到三位負責錄影,再有一位在現場幫忙。拍攝日程盡量安排在下午,轉到數碼製作之後,他的體力還可以應付。「一年拍兩部紀錄片對我來說不可能了。給我點時間,讓我兩年拍一部吧。」

雖則效率低了,收穫卻沒減少。一名電影製作人 Jake Perlin 在五六年前向他問起,能不能放映《Stations of the Elevated》,又花了兩年時間拿到了這部電影裡面音樂片段的使用版權。Perlin 很欣賞這些紀錄片在膠片上呈現的視覺,也認為這些影片值得推薦給觀眾。這些電影再度打動了MoMA的影像策展人,Kirchheimer 的電影在2017年又一次進入MoMA,30部不同長度的紀錄片以回顧展的形式遇到了新的觀眾。《紐約客》等雜誌也開始重新討論Kirchheimer 的電影,討論它們所紀錄的紐約,討論影像背後的當代性。

「說起當代性,其實我明明用的是一種很經典的方法。」電影談論著城鎮的當代議題,Kirchheimer 卻認為自己追溯的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方法。他的影像常常採用大量的黑白素材,以旁述的形式完成,沒有旁述的時候輔以音樂,他自稱為老派風格。

手法簡單,他涉及的議題卻一直走得很前。六十年代談城市改造,八十年代談地鐵塗鴉,都用了當時少有的切入點。《Middle Class Money Honey》之中他想讓受訪者談談錢,想不到現在錢依然是人們難以開口的話題。「人們可以和自己的心理醫生談性,談婚姻問題,但他們就是不願意談錢。」或許是這種敏銳讓他把很多議題帶進了自己的電影。

製作《Claw》的時候,他曾經相信自己的電影可以改變一些事。不過這些電影通常面對既定的觀眾,他們本身已經很認同電影裡的訊息。這些訊息要如何走出電影,去向更遠的地方,才可以有一些能動作用。Kirchheimer 只知道自己的電影積極且樂觀,無論是內容還是觀感。

還有任何失望的事嗎?

「當然有,我們的總統天天都讓我失望。」除此之外,他的電影,他的家人,他可以望到雪的公寓,在紐約紮根的生活,都無不讓他滿足。

「2018 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

活動期間: 3 月 17 日起至 4 月 1 日(每週五至每週日)

放映地點:

  • 嘉義市立博物館 1F 放映室
  • 承億小鎮慢讀和25x40 藝文空間(教育推廣放映場次)

所有場次皆免費入場,活動詳情請見:官方Facebook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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