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專訪張鐵志:愛與痛如何轉化為禮物,送給當代者,未來人?

新書裡,他把60年代當作傷口來接受,他說大時代也會過去,不必幻想時代站在我們這邊,靠邊時自有靠邊時要做的事情⋯⋯


張鐵志。 攝:陳焯煇/端傳媒
張鐵志。 攝:陳焯煇/端傳媒

張鐵志不是瘋子,我確定,但他應該希望我們瘋一瘋,在這又無聊又喧囂的時代。

至於瘋狂的意思,我們可以參考一下他最近出版的新書《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他的視線不斷重返那個瘋狂的年代,而他的寫作則像擴音器,沸騰著金斯堡、Bob Dylan、氣象人、休倫港宣言、游擊劇場和電視大辯論的噪音,一一被他收集,然後轉化,讓我們在那些叛逆的、憤怒的故事裡聽到歷久不衰的強音,而想像力就是其中的主調。

但如果說他的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帶著三十歲出頭的熱血,新書則加入了反思的痛調,為熱血的時代留下殘酷的結尾。再次回望,他不想只讓人覺得那個時代有多麼了不起而已,但又不想變得冷嘲熱諷,他希望正視看似浪漫甚至被神話化了的時代裡,自有其陰影、矛盾和複雜性:「你看到了陰暗面,才不容易被擊敗,你知道了革命是會失敗的,反而有了力量。嬉皮在它的高潮中死掉,短暫卻留下火種,尼克遜做了總統,但運動並沒有停止。」

時代的確留下了傷口,而揭示嚮往背後的凶暴與困頓,也可能是痛苦的,但張鐵志說他仍然樂觀,他只想把受過的感動分享出去。1960年代是張鐵志心頭最常觸碰的部分,柔軟而灼熱。

張鐵志。

張鐵志。攝:陳焯煇/端傳媒

「你看到了陰暗面,才不容易被擊敗,你知道了革命是會失敗的,反而有了力量。嬉皮在它的高潮中死掉,短暫卻留下火種,尼克遜做了總統,但運動並沒有停止。」

錯過的年代

從垮掉的一代到今天佛系的一代,這六十年的世界固然翻天覆地,但和在政治、文化風暴中顛簸突進的1960年代相比,時代巨輪就像放慢了下來,當然更重要的是,那年代不僅僅是一場場運動的累積,它更象徵著上世紀叛逆激情的震央,重塑了當時,也仍然重塑著後來世界的樣貌。對1960年代來說,它的未來都是當代。

張鐵志錯過了那年代,也剛好錯過了台灣戒嚴後風起雲湧的80年代,但他沒有錯過這些年代的啟蒙。他91年進大學,投身學運,讀書也讀到1960年代的事蹟,但更切近的,當然是他仍置身於文化爆炸、思想解放時期的餘波之中,火勢縱然已經沒那猛烈,種種故事依然流傳著。「我感受到整個80年代的人都在尋找對抗體制的思想資源。」

對台灣來說,1960年代也是潛流湧動。政治空間終於在70年代初逐漸被打開,而火種正是在上一個十年悄然點燃。

當兩個錯過的年代交錯,正好形成共鳴箱。他在大學埋首讀馬庫色《單向度的人》,而三十年前的美國對抗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人,也讀著這本書;他的學長學姐參加學運被打壓,但壓抑在地表下的議題,從環境保護到性別,也紛紛冒起,更不用說混合地下搖滾和台語的新音樂生態的崛起⋯⋯總之,秩序鬆解了,地殼開始搖動,張鐵志從一近一遠的兩個年代的相遇,感受到情勢與意志的相通,同樣是山雨欲來,同樣是乘時而起的高昂:「解嚴後是我的青春時期,與我同樣無法目擊的60年代景象產生了共鳴。」文化脈絡固然不同,但對張鐵志而言,比兩個年代的啟蒙意義異同、孰大孰小的問題更有意義的,是兩個年代在一個人身上達到了某種互相理解。

但把台灣與歐美的民主運動相比,前者是否落後了?近年張鐵志注意到,1960年代的台灣雖然看似在高壓統治下陷於安靜的泥沼,實際上卻沒那麼蒼白單調。「大學時讀劉大任的小說《浮游群落》,講60年代知識青年的壓抑苦悶,影響我很深,這幾年我都在想一個有趣的題目,就是當時的歐美思潮如何影響台灣這些青年,最初以為是遲到,其實前衛的力量早已萌芽,只等下一個時代開花結果。」對台灣來說,1960年代也是潛流湧動,而研究者近年亦著意挖掘,擔任《新活水》主編的張鐵志則特別提到當時的雜誌《現代文學》和《劇場》,後者引介存在主義電影,某程度上也反映了在仍然嚴格的控制下,對普遍的生存荒謬的關注,政治性的雜誌要到70年代才多起來。在美國那邊,1968年馬丁‧路德金遭刺殺身亡、尼克遜當選總統,同年,台灣的白色恐怖也蔓延到文藝界,柏楊、陳映真等人被逮捕,但不能鎮壓的卻是潮流所趨,政治空間終於在70年代初逐漸被打開,而火種正是在上一個十年悄然點燃。

比兩個年代的啟蒙意義異同、孰大孰小的問題更有意義的,是兩個年代在一個人身上達到了某種互相理解。

張鐵志。

張鐵志。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佛系世代當擺渡人

張鐵志在意的確實是火種。但佛系世代還在意嗎?對改變社會現狀備感無力的年輕人、失望受創的社運青年還在意嗎?當自暴自棄彷彿成為某種標準姿態或唯一可供發揮的表現,我們想起「垮掉的一代」。張鐵志在書中解釋Beat Generation的Beat事實上有雙重含義,第一重是被擊敗的感覺,第二重卻是超越「垮掉」的靈性追求,相較之下,當下的「垮掉」似乎不包含昇華,更遑論商業化運作的收編。張鐵志坦言他當然希望通過寫作鼓勵年輕人更多地介入、參與,而影響是需要時間的:「就像我中學時已在聽搖滾,但那時感受的所謂反叛是很抽象,可能只是對大人的一種反抗,直到進入大學,進一步了解文化背景,才了解音樂的時代意義,能賦予人們認同的力量。」他寫《聲音與憤怒》時也沒想到影響別人,後來才知道有人讀了之後去了組樂隊。

但啟發是如何發生的?單單相信文字、一本書可以打動人就足夠了嗎?張鐵志也沒有清晰的答案,但他本來也是意外地成為寫作者的,他最初只想分享令他感動的人與事,而到了今次的新書,初心不改,但他想到了更多,想到奮進及其必然的困頓、大時代的浪漫與陰影,和香港:「寫的時候常常想到香港。我在香港住了三年,經歷雨傘運動,在2015年離開,直到現在,我越來越感受到那種好像覺得沒有出路的困境和失敗主義的幽靈,甚至不只是政治上。香港比台灣更迫切地處於某種決定性的時刻,香港人比台灣人更需要作出各種大大小小的抗議,更需要點燃一些熱血,或者就像休倫港宣言所說的,對抗無聊。」張鐵志認為台灣太陽花學運之後,固然有一群在政治上很活躍的人,但也有一些人,未必想過改變社會,追求小確幸、小清新,「我希望我的寫作讓這兩種人都可以對話。」

「烏托邦可以很可怕,但我們也不是要追求確實存在的烏托邦,正如休倫港宣言說的,我們只是想避免一個缺乏想像力的世界。」

新書叫《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想像力」還常常被成功學宣傳者掛在口邊,「烏托邦」?現在說得更多的是「惡托邦」。如果想讓對未來抱持不同態度的人發生對話,對話的基礎單純是對想像力的信念嗎?還是想像力首先就是一種「敢於」?張鐵志經常強調,總有另一可能存在,大到國家,小到個人生活,但我覺得重點是,他的相信,是基於歷史見證者和意志詮釋者的自我認同。對烏托邦的真切追尋確實發生過,想像力確實掀起過軒然大波,他剛好錯過時代的高潮,但又自覺於那錯過的近距離,那灼熱的邊沿,他能做的,就是把反抗叛逆的吶喊集中、擴音。

曾經置身火燄中的,不必然是蕭沆所說的聖徒,但立於火燄之側的,卻多少是個智者,或像羅伯托.卡拉索談「創造力」時說的「每一位作家的內心,都有一座等著開墾的花園,或者一位等著過河的旅人:沒有更多了」,張鐵志是時代狂潮邊上的擺渡人,等待仍然願意朝向未來的旅人:「烏托邦可以很可怕,但我們也不是要追求確實存在的烏托邦,正如休倫港宣言說的,我們只是想避免一個缺乏想像力的世界。」

「香港比台灣更迫切地處於某種決定性的時刻,香港人比台灣人更需要作出各種大大小小的抗議,更需要點燃一些熱血。」

張鐵志。

張鐵志。攝:陳焯煇/端傳媒

放棄大時代的幻想

說這不可能、那不可能的時代固然沒趣,但既然稱作時代,就多少是種常態。張鐵志在書中不時描述那些風口浪尖的旗手不得不瘋狂,身處如此時勢,不得不如此,但時代與人的關係是複雜的動力,說不定正因為身不由己才讓瘋子們發揮出超越時空的精神魅力,而張鐵志也正正在時代必然的局限裡看到行動的必要:「我進大學時,社會風起雲湧過,正邁向民主化,再回看歐美60年代,更加覺得時代不在我這一邊,但這不表示不可以繼續創造。搞讀書會、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說服學生會,鼓動力未必很大,但也在累積某種勢。」2013年香港開始談佔中,張鐵志主持的《號外》便想介入討論,而且希望激起新的想像,如把學民思潮擺上封面,都是嘗試碰撞新的可能。

氣象人印證著時代的雙重圍困:他們不得不瘋狂,也不得不陷入自大的幻象,自以為掌握著革命的唯一旗幟,結果被自我中心所挫敗。「大時代也是會過去的,不在急流之中反而可以想更多有甚麼可為。」對大時代和革命的美好想像終究要拋棄,張鐵志指出更可足恃的是組織:學校、社區的動員是組織,辦雜誌也是一種思想的組織。作為媒體人,由《號外》到《新活水》,張鐵志相信思想上的溝通和長期的文化場域的爭戰,「長期才深刻。」我們都想起舊金山嬉皮士在商業化下變質衰敗,散落為各地的小型公社實驗,反而轉入新階段,開始更沉潛而多樣化地塑造著現代生活的地理。

台灣面臨的困境也雷同,社會鼓勵聰明,卻忽略了判斷和思考,後者可能是慢速的,後真相時代卻要求立即提供答案。

媒體的確不僅在見證,而且也在塑造神話——很多人著迷於1960年代,不就是因為一幕幕滿懷信心而團結地追尋許諾之地的畫面?火紅的年代,恰好也是大眾傳媒趨於成熟的時候,兩者互相造就,推動著風潮,也帶來了商業操作的扭曲,張鐵志在書中也注意到這問題,而在資訊革命的今天,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是媒體,可以參與見證、塑造自己的神話,張鐵志坦言太混亂,「假新聞、偽造的照片夾雜其中,十年二十年後也不辨真假了,更何況意義。」十幾年前社交媒體興起,他也自覺有助人們發聲,但媒體也是需要創造的,沒那麼簡單,「需要counter force,包括有要求的編輯策劃。我們需要民眾力量,但也要結合專業,建立多元的格局。這是平衡這時代的重要挑戰。」

這裡觸及了某種輕微的恐懼。樂觀的張鐵志想起書中敘述的,巴克利和維達爾電視直播大辯論後愈趨變質的媒體模仿,那一章就叫「在世界變得過於喧嘩之前」。張鐵志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取名自福克納小說,小說的另一個譯名是「喧囂與騷動」,現在世界已然陷於更瑣碎的喧囂與更徒勞的騷動的循環之中,「以前電視台跟風製作辯論節目是為了吸引觀眾,現在的嘩眾取寵也是注意力經濟,但注意力更徹底地商品化了,但求轉化為廣告收益,煽動一番之後,既沒有討論,更遮蓋了真正的問題和矛盾。」

那真正的聲音是甚麼呢?理察.霍夫士達特寫了一本書講美國的反智傳統,張鐵志認為台灣面臨的困境也雷同,社會鼓勵聰明,卻忽略了判斷和思考,後者可能是慢速的,後真相時代卻要求立即提供答案,「韓國瑜『發大財』就是這種快速的答案。」偏偏包括想像力在內的智慧,卻是需要時間培養的。

交換想像

「大時代也是會過去的,不在急流之中反而可以想更多有甚麼可為。」

我們都嚮往青春未被定型、可被形塑的部分,如同我們對自由心存幻想。張鐵志也是這樣接受1960年代這份禮物,卻又同時把它當作傷口來接受,不僅是因為當時的困頓與矛盾,一絲當今的倉惶也從中浮現。他樂觀地相信瘋狂,也不憚直視理想之痛,但這份愛與痛又如何轉化為禮物,送給當代者、未來人?文字的紀錄和紀念可以讓更多人認識事實,但年輕人會怎樣理解?像張鐵志透過台灣的文化解放年代領受歐美叛逆精神,接收禮物本應是更主動、自覺的行為,而他沒有說出,也沒有標準答案的是,在喧嘩、反智的時代做擺渡人並不容易。或許套用他之前說的,大時代也會過去,不必幻想時代站在我們這邊,靠邊時自有靠邊時要做的事情。又或者,正因為巨輪愈轉愈急速,遺忘愈來愈快,歷史及其精神姿態才需要不斷地追述、重審。

霍夫曼說革命最大的錯是變得無聊,事實上,在想像革命之先,就要避免無聊。對張鐵志來說,一再回望1960年代當然不無聊,因為他是藉此召喚更多同行者。呼朋喚友,交換對未來的想像,總不會是無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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