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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崛起工作變少、貧富差距擴大,「全民基本收入」是人類存續關鍵?

目前形形色色的工作未來如果只需要30%的人力,其他70%的人要做什麼?如果說,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國家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在「創造就業」,那麼面對21世紀的未來,尤其在先進國家,主要任務可能變成「維持低就業」。


任何能夠分解成離散和重複的工作,均可透過人工智能科技逐漸取代人力,目前形形色色的工作未來如果只需要30%的人力,其他70%的人要做什麼? 攝:Kiyoshi Ot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任何能夠分解成離散和重複的工作,均可透過人工智能科技逐漸取代人力,目前形形色色的工作未來如果只需要30%的人力,其他70%的人要做什麼? 攝:Kiyoshi Ot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提倡「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的比利時學者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受台灣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邀請,於昨天(12月18日)起至21日在台灣舉辦四場講座,分享他的主張和研究。台灣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廖美早前亦於《思想》第34期專題「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中,介紹了全民基本收入這個概念以及全球各地的相關試驗,文章原題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補償》,《端傳媒》獲作者及《思想》授權編修轉載。

《思想》第34期

作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7/12/14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的傳統觀點以為,技術進步提升生產力,可為工人帶來更多工作機會。但就在過去幾年,研究自動化對就業影響的結果顯示,科技進展可以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模式已在銷蝕當中。本來勞動市場就是建立在勞力稀缺的原則,每個人都有僱主需要的勞力,透過銷售自身勞動力,可建立一個二、三十年的職業生涯。然而自動化讓工廠內的工作變少,進而壓抑工資,讓一部分低技術工人無法透過勞動獲得合理的生活水平。加上資本的分配本來就比勞動力的分配更不公平──每個人生來都有一些勞動力,但並不是每人生來都有資本──更加劇社會的不平等。自動化讓僱主傾向雇用高教育人才,對擁有科技專長、可操縱自動化系統的管理者和進行自動化的僱主來說,他們增加財富的潛力可觀。但對低技術工人來說,則是另一回事。學者針對美國近三十年各州地方勞動市場的研究發現,在工廠自動化後,直接造成該地區就業和工資的下降。 另外,進步的科技進一步結合全球化,讓兩者之間的影響變得更加複雜;比如美國製造業工人在2015年比1973年平均收入少9%,而總體經濟卻增長200%。

過去幾年,人工智能(AI)創造的系統開始為人類處理數量可觀的任務,從自動駕駛、判讀癌症掃描、概述和分析運動競賽、寫新聞導言和摘要,到翻譯散文等,可以說,任何能夠分解成離散和重複的工作──包括財務分析、行銷策略、法律文書工作,均可透過人工智能科技逐漸取代人力。這促使我們不得不問:目前形形色色的工作未來如果只需要30%的人力,其他70%的人要做什麼?

如果說,從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國家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在「創造就業」,那麼面對21世紀的未來,尤其在先進國家,主要任務可能變成「維持低就業」。數十年後,回顧現在有些國家因為少子化而提倡生育,多半基於補充未來勞動人口的預期。但是,假定未來根本不需要像現在一樣比例的人口投入就業,當下鼓勵生育的措施,會不會成為沒有遠見的錯誤政策?

對於科技創新究竟能夠取代多少就業領域,沒有人比矽谷精英更了解它的可能性。如果矽谷即將讓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失業,那麼,他們是不是也應該提供解決方案?當某些矽谷精英倡導應發給「全民基本收入」(註一),乍聽之下有點新奇,但進一步了解他們對科技發展的自信,便能明白他們或許已經看到科技即將取代大部分的人力。因此,沒有工作可做,但有收入可以維生,不是人道援助,是未來人類存續的關鍵。

發給所有人基本收入,涉及廣泛的制度變遷。目前許多國家,有的從全國範圍,有的在地區城市,有的在偏遠小村,透過直接施行、小範圍開辦,或先導研究(pilot study),探索發放基本收入的利弊與影響。無論先進國家、開發中國家或低度發展國家,都在搜尋發放基本收入的潛力。但是,其間的政策動機則大異其趣。

肯尼亞300個村莊的試驗

2016年10月,美國一個名為「直接給付」(GiveDirectly)的非政府組織,來到東非鄰近維多利亞湖的肯尼亞(台譯肯亞)村落,從中選了一個相當貧窮的村子進行先導研究。被選中的村民,每人每月透過手機撥款,收到23美元的基本收入。當這個先導研究顯示──遠距離發放基本收入在執行上沒問題,便規劃一個長期大規模的隨機對照試驗:總計在肯尼亞隨機挑選300個村莊,其中100個村莊沒有發給任何現金,其餘200個村莊被分成三個實驗組:(1)40個村莊的村民每人每月領23美元,連續領 12年,以便觀察發給基本收入的長期效果;(2)另外80個村莊的村民「月領」基本收入兩年;(3)再有80個村莊的村民一次性「年入」現金(即276美元),連領兩年。這些分組,除可檢證收入被細分的效應,也可對照發放基本收入的短期與長期影響。計劃選取的300個村莊合計有兩萬六千村民,預計在2017年10月肯尼亞進行總統大選後執行試驗。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個運用隨機對照試驗,用來檢視基本收入可行性及其影響的研究計劃,也是符合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試驗,因為被選上村莊的所有村民,不管財務狀況為何,每人每月都有一筆固定收入,而且毋須負擔任何義務。

美國一個名為 GiveDirectly 的非政府組織,在肯尼亞隨機挑選300個村莊進行先導研究。選擇肯尼亞作為試驗場域,更可測試基本收入對解決貧窮的效果。

美國一個名為 GiveDirectly 的非政府組織,在肯尼亞隨機挑選300個村莊進行先導研究。選擇肯尼亞作為試驗場域,更可測試基本收入對解決貧窮的效果。攝:Fredrik Lerneryd/AFP/Getty Images

從這個試驗設計的樣貌和規模,可以知道這是行家手筆。事實上,「直接給付」乃由一群經濟學家所創立,他們清楚同是經濟專長的同行會以嚴格的角度審視他們的研究,一點都不能含糊。「直接給付」在肯尼亞推動基本收入研究的資金,大部分來自包括Facebook、Instagram、eBay等創始人和一些矽谷公司的贊助,只有小部分由支持者在網上直接捐助。

選擇肯尼亞作為試驗場域,更可測試基本收入對解決貧窮的效果。肯尼亞目前約有4800萬人,在2017年所估計的人均收入是1677美元。肯尼亞國內經濟不平等狀態嚴重,在東非國家排名第二,僅次於盧旺達(盧安達),現今仍有70% 的人從事農業,很多村民處於赤貧狀態。從「直接給付」接受基本收入的村民,每人每天的平均花費只有0.65美元。由於當地生活水平不高,在肯尼亞試驗基本收入的效應,推動成本相對低,而在試驗過程,同時可以幫村民脫貧,可說一舉數得。

另一方面,肯尼亞的試驗也在挑戰以實物發放為基礎的許多援助團體,例如世界糧食計劃署、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以及反饑餓行動等組織。這些團體的習慣和信念都認為應該給被援助者具體實物,無論是食品、衣服、用藥或疫苗注射,而捐助的人也傾向「看到」被援助者能領有實物而覺得有成就感。遠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或設立在倫敦、東京、巴黎的慈善組織,對被援助者真正的需要,多半並不了解,一味授予實物,一方面造成資源的錯置與浪費,一方面在發放過程也無法避免官僚科層的無效率。

「直接給付」在為捐助者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就把「錢」(而且是單純給錢)用在需要的人身上。「直接給付」的做法不是憑空而來,本身是發展經濟學家也是「直接給付」創辦人的菲耶(Michael Faye)表示,他的作法來自巴西大規模(涉及五千萬人)施行直接給窮人現金的啟發。接下來,我們來看巴西的例子。

巴西在實踐基本收入的獨特地位

對基本收入的推動,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像巴西一樣,投入如此多層面的力量。巴西從1990年代到21世紀前十年,針對推展基本收入,無論在理論辯論、立法保障和政策實踐,可說不餘遺力。

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巴西的政治過程,尤其巴西三個不同政府層級──市政府、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相互關係,才能了解關於基本收入的社會政策如何在巴西推展開來。巴西的市政府和州政府均屬聯邦自治單位,獨立於中央政府,可自行推動各項社會政策。地方政府在適當時機採取的政策,如果有好的成效,就有機會擴散到全國。巴西土地廣袤,目前有兩億八百萬人,當一個政策能夠推廣到全國層次,對其他國家自然有不可忽視的示範效果。

巴西城市聖保羅其中一個最大的貧民窟 Paraisopolis,Paraisopolis 的意思是「天堂城市」。

巴西城市聖保羅其中一個最大的貧民窟 Paraisopolis,Paraisopolis 的意思是「天堂城市」。攝:Frédéric Solta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巴西雖然到 1985年才走出軍事威權,建立民主選舉體制,但相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巴西的社會政策總是走在時代前端。在巴西推動基本收入的靈魂人物是蘇普里西和布阿奇,兩位都是經濟學家,進入政界後也都隸屬左派工人黨。他們為巴西在基本收入方面的論爭,提供重要辯駁的理論基礎。其中,蘇普里西本人在1992年加入歐洲基本收入網絡(BIEN)(註二),透過這個網絡的傳播,也讓巴西的實踐經驗更受各國關注。

在1991年,蘇普里西已經在參議院提出具有基本收入精神的「保障最低收入」法案,當時曾在參議院通過,法案後來送到眾議院後,卻無疾而終。十年後,他在參議院呼籲創立「公民基本收入」,舉凡巴西公民或居住在巴西五年以上的外國人都有權領取。這個「公民基本收入」法案要求中央政府根據「預算可能性」和「財政責任法」規定,進行現金轉移。該法案2002年在參議院、2003年在眾議院的憲法和司法委員會,都順利通過,並於2004年1月制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立法。雖然立法規定從2005年開始逐步實施,但至今還沒有得到確實執行,主要是法案指明執行計劃須配合巴西總體經濟景況,在國際有足夠餘裕,才全面推行。

布阿奇則從另一面去突破,以實踐基本收入相關的理想。他在1980年代中期曾倡議,「如果孩子因為家境貧窮不能就學,為什麼不付錢給父母,讓孩子們不要錯過上學?」這個說法在教師、研究者和知識界引發一系列論辯,最後形成的共識是,在花費1% 聯邦預算下,不管一個家庭裏孩子的數量為何,都以現金支付貧窮家庭,而且由受助家庭的母親領取,便於掌控金錢使用。

這個提案1993年在22個城市合計約五千人參與討論,給「學校津貼」(Bolsa Escola)打響知名度。支持學校津貼的論者以為,蘇普里西提倡的基本收入只有短期分配效應,對世代相傳的貧困可說無能為力──就像不易根治的慢性病,貧困家庭常常在社會的不利位置延續。提供孩子教育機會,長期以往,弱勢家庭的孩子才有能力面對勞動市場,並且利用它。倡導者建議將政策修正為:在一定條件下,將現金發給就讀公立學校兒童的家庭;這裏所謂的「一定條件」是家庭達到貧窮程度,加上家中有17歲以下孩子。符合條件者每月給現金補助,讓孩子有足夠營養、定期到醫院檢查身體,或接受疫苗注射,而且進入學校就讀,同時學校參與率必須不低於 85%。

巴西推動最低基本收入的行動過程,兩位理論領導者選擇不同策略。蘇普里西在議會倡議,數十年來從不間斷。他也說服非同黨、在1994年當選聖保羅州坎皮納斯(Campinas)市長的特謝拉(José Teixeira)實施「學校津貼」。布阿奇則在作為學者和巴西利亞大學校長時期,積極參與學校津貼理念的推廣,到1994 年成為巴西利亞聯邦區政府候選人,不但將學校津貼列入政見,而且在當選後施行。1995年1月,坎皮納斯和巴西利亞成為巴西最早施行基本收入的兩個地方政府,儘管當時是以「學校津貼」的形式發放。

坎皮納斯和巴西利亞的學校津貼方案,緣於幾個重要原因,後來引起巴西人的關注:首先,這是一個重要的創新社會政策,對貧困家庭進行有條件的現金轉移;其次,政策施行過程簡單,沒有繁複的審查程序;而且額外地,為推行政策的地方政治人物帶來政治信用。巴西其他城市後來陸續開展的計劃,基本都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但跟坎皮納斯或巴西利亞的作法有所聯繫。可以說,在全國其他地區的推展,儘管由不同政黨治理,都模仿同一模式,即便人口規模和社會經濟指標有很大差異,政策目標和實施方式並沒有明顯區別。

從1995年到2001年之間,總共有90個計劃在14個州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執行,而其中一半以上的計劃(合計52個)都由還沒有得到中央執政權的工人黨在地方積極推動。創新社會政策的實踐,為工人黨贏得全國性口碑,也為魯拉在2002年的總統大選打下政治信任的基礎。

當地方如火如荼執行「學校津貼」,中央國會的政治人物開始閒不住,積極討論聯邦政府應該如何參與推動。三個因素促成聯邦政府立場改變:一、巴西全國人民對消除貧窮已有共識;二、推行學校津貼成本不高,使它成為消除貧窮優先可行的選項;三、不管市議會、州議會以及國會都在倡導,如此高度的政治競爭,聯邦政府不能視而不見。當時的卡多索政府被迫必須提出有效的聯邦政府參與計劃,這個創新社會政策結果是以「地方包圍中央」獲得實際的成果。

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的研究指出,約有3300個城市的部分人口需要現金轉移來增加收入。儘管如此,聯邦政府把執行計劃局限在最貧困地區,只有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州政府平均水平的城市,才有資格施行最低收入計劃。因此,在1999年至2000年期間,約有1350個城市參與由中央政府推動的保障最低收入計劃。那些沒有被中央政府放進名單的城市和州,自然對中央政府不斷提出質疑。

各地方政府對計劃的強烈興趣,顯示由地方主動施行的政策已到轉型階段,所謂「轉型」,不是對政策模式進行變革,而是中央在滿足地方對最低收入政策的要求下,制定「聯邦學校津貼」,跳過地方的自主制定。於是,由中央制定、地方執行的計劃,在2001年第一年實施,有95%的地方政府配合執行。這個由地方轉中央的政治過程,為下一階段的政策改革,已經做好鋪墊。

魯拉在2003年就任總統。巴西早期許多「學校津貼」方案多在工人黨佔優勢的地方政府執行,更藉優良地方表現施壓中央。現在執政的工人黨,總算可以廣泛施行長期推廣的理念。於是,在 2003年10月,魯拉政府把幾個分散的社會政策,包括聯邦學校津貼、學校和食物津貼、燃油補助、食物券計劃,全部統籌在「家庭津貼」(Bolsa Família)裏。除此之外,更於2004年,頒布了「公民基本收入」法案。

蘇普里西提倡的基本收入只有短期分配效應,對世代相傳的貧困可說無能為力,貧困家庭常常在社會的不利位置延續。給予孩子教育機會,長期來說,弱勢家庭的孩子才有能力面對勞動市場。

蘇普里西提倡的基本收入只有短期分配效應,對世代相傳的貧困可說無能為力,貧困家庭常常在社會的不利位置延續。給予孩子教育機會,長期來說,弱勢家庭的孩子才有能力面對勞動市場。攝:Oli Scarff/Getty Images

「家庭津貼」援助所有被列入目標的赤貧和貧窮家庭,這個計劃納入原本被傳統社會保險排除,但亟需援助的人口。社會保險,原則上,是對有能力事先支付保費者的社會保障,由在正式勞動市場工作的人提撥部分工資,加上僱主相對的負擔,作為未來面對風險的保障,比如失業、疾病和養老。 社會保險制度跟正規勞動緊密連結;但發展中國家正式部門就業機會相對少,大部分人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無法被社會保險計劃覆蓋。巴西的「家庭津貼」是拉美國家中,第一個針對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家庭所進行的協助計劃,這個計劃尤其關注家庭裏的孩子,希望他們能夠正常入學,不是早早就成為童工。巴西透過這個社會政策的受益人口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群體。從2003年支助350萬家庭,到2016年增至1390萬家庭,總計協助的人口有5000萬,佔巴西人口的四分之一

以2016年來說,家庭津貼對每家每月的支出平均值為巴西幣180雷亞爾(約55美元)。 其中,赤貧家庭無論人口組成,首先可領取 85雷亞爾,家裏有0至15歲的孩子,每個孩子可以領39雷亞爾,16至17歲的青少年可領46雷亞爾。 總的來說,家庭原申報收入加入上述福利,如果每人每月仍處在85雷亞爾的貧困線下,就加碼補上不足部分。

如果受補助家庭在第一年找到工作,即使收入的增加超過資格標準,還是可以繼續享受額外兩年的福利(註三)。兩年後,如果收入依然高於合格標準,福利才被停止;主要是因剛就業前一、兩年,工作和收入通常並不穩定,需要一個緩衝期。這個作法和一般先進福利國家透過資產審查,一旦接受福利者的收入超過補助標準,馬上被終止補助很不一樣。後者容易造成受補助者選擇不就業,因為一旦領得薪資超過補助金額,就需放棄福利,工作如果不能穩定持續,回頭再申請社福補助,又要經過一段冗長程序,甚至面臨幾個月中沒有收入的情況。這樣的福利制度,讓沒把握找到穩定工作的人,長期不就業,傾向留在社福制度。再者,很多社福制度會催促受益者積極找工作,例如荷蘭的社福受益者每週需要完成五份工作申請、參加小組會議、參與各類工作培訓,才可續領補助,這也造成受益者長期處在焦慮窘迫的壓力下。

先進國家先導研究的不足,與未來趨勢

發放基本收入在低度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主要用來解決貧窮問題;而在先進國家,旨在面對失業陷阱。目前正在芬蘭、荷蘭和巴塞隆納關於基本收入的先導研究,試驗對象都是社福受益者,目的都在探究發放基本收入是否有利促進就業。只有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研究聚焦在低收入者,關注基本收入可否減少貧困、獲得溫飽,以及是否因低收入或不穩定收入導致精神惡化和其他身體問題,就業效果反而不是加拿大研究的重點。比較上述正在四個國家中進行的先導研究,可以發現一些問題:

一、試驗的規模都非常小,主要受試人數如果不是2000人,就是2000個家庭,另外再安排比之更小規模的對照組。本來,芬蘭規劃抽選一萬人進行研究,因被質疑花費太多,最後降為2000人。這樣小規模研究,可否得出具有代表性的結果,讓人存疑。

二、芬蘭隨機抽選研究對象後,強制被抽選者必須參與;而其他國家在抽選後,都是志願參加,這樣一來,原本隨機抽樣的代表性已被扭曲。

三、研究觀察的時間長度是問題。除了安大略省是三年研究,其他都是兩年, 不管三年還是兩年,由於觀察時間太短,加上社會、經濟等環境變因,更難說明基本收入與就業的關係。

可以說,先進國家打算使用「基本收入」這個工具,去解決社會福利制度的沈痾。選擇在社福受益者中進行基本收入研究,差別只在發給「基本收入」者,不必積極找工作(而純粹的社福參與者則有工作要求),背後的想法是,或許讓收受者有點餘裕更能找到適情適性的工作;故而,本質還是「創造就業」。這些國家本來就比肯尼亞和巴西面對自動化的趨勢更高、更快,把基本收入用在測試是否更願意去工作,而不徹底檢討工作機會根本越來越少,是這些研究的盲點。

也許很多人還把人工智能當作科幻概念。一家在上海生產電訊設備,生產線多半已經自動化,問操作機器的技師,他們對人工智能的樣貌能夠說得很清楚:三、四年前在生產裝配線上,也許一天三班制,需要3500人在燈火通明下才能維持24小時運轉,現在只要800人,而且產量還加倍。生產流程自動化節省的不只是人工費用,還有僱用人工衍生出來的其他開銷,包括工作培訓、醫療保險、養老金,更不用說,僱用大量工人需要配套的膳宿環境和交通設施;還有,廠房內的照明只要部分開啟,甚至只要非常低的照明,因為機器不需燈光,進一步省下工業用電。二、三十年前,只有極少數人相信機器將取代大量人工,現在已是身邊的例子。

我們正在面臨一個壯年勞動市場萎縮,即使年紀不太老,也沒有工作可做。

我們正在面臨一個壯年勞動市場萎縮,即使年紀不太老,也沒有工作可做。攝:Zhong Zhenbin/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我們正在面臨一個壯年勞動市場萎縮,即使年紀不太老,也沒有工作可做;也正在走向經濟和社會面臨巨變的未來,亟需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來相應。「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在於,公民將從政府得到足夠收入來維持生活。 目前,雖然藍領比較需要這類援助,但自動化帶來的破壞,不會只局限在低技術工作;電腦深度學習的發展,未來在白領領域,包括會計師、醫生、律師、建築師、教師和記者等專業人士,都將與日益強大的電腦競爭。

當下脈絡來看,發給所有人一份「基本收入」,既基進又新潮。說它基進,主要是它的作法將徹底改變社會與政治景觀;說它新潮,乃在時代巨流汰洗下,它的理念竟越發閃亮,因為與基本收入相關的理念,從最早出現至今,已有五百年。我們從范.帕雷斯與范德保特在2017年出版的《基本收入》一書,透過他們深入淺出的闡述,可以了解「基本收入」的思想源頭,以及綿延至今的各種思想論辯(註四)。如果有任何一項政策,可以同時完成適度就業、脫離貧窮,以及平等分配的問題,全民基本收入可說是不二選擇。不過,因為它觸及的面向太廣,每次談及實施全民基本收入,反對的意見就傾巢而出 。

領取基本收入而不付出任何義務,引來的直覺反應是:如此一來,有些人將越來越不工作,或完全停止工作。如果全民收入的資金,主要來自勞動收入的稅收,那麼減少勞動人口,相對地將減少資金的來源。其他反對意見林林總總:包括如果基本收入金額不高,依然無法從生活困窘解放出來,獲得真正自由:更多反對意見來自簡化的擔憂,認為提供基本收入,國家財政無法負荷。關於國家財政的問題,解決的方法很多,透過積極稅收計劃,從遺產繼承,勞動收入,資本利得,或不同類型稅收——包含交易、消費、增值、碳排放,鼓勵捐贈等,都可同時進行。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補償

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多數國家成長衰退或低緩成長;一波以「佔領華爾街」為策略,倡議「99%對1%」的口號,旨在凸顯勞苦大眾與少數富人間巨大的財富差距;近年出現大眾選民對體制政治人物的否定,進而選出體制外人物,顯示民眾對既有制度的不滿。這一連串發展,除讓我們感受社會氣氛丕變,也讓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得到更多關注。不過,關注不平等和選出體制外人物,並沒有撼動體制,更沒有向富人徵稅的積極作為,這是為什麼?

徐夫和斯塔薩維奇在2016年出版的書──《對富人徵稅》,嘗試解答這個困惑(註五)。從研究歐美OECD國家在近兩百年來關於累進稅收發展的歷史,作者既廣且深環繞在富人徵稅問題的知識與政治辯論。他們的書提供對富人徵稅議題到目前為止最詳盡的考察。對富人加碼徵稅是否公平,取決於怎麼做才是平等對待所有人,以及對富人徵稅是促進或破壞平等,都在他們戮力探索範圍。作者認為,許多國家在20世紀中期執行累進稅法,是一個歷史的例外而不是政策的勝利;累進稅收經歷的高低起伏,不是因為貧富差距加深或普遍選舉權的擴大而改變;更何況,全球化也沒有促使國家改變累進稅率。

在檢視各種關於徵稅制度是否公平,尤其針對高收入和富有家庭,最有力的政治論辯常常是,由於國家經常透過制度保障或結構的不變革,讓富人擁有特定權利從事不公平競爭,對富人加稅,主要在讓他們償還國家保護下所攢獲的利得。徐夫和斯塔薩維奇從各國經驗發現,政府幾乎從不因為貧富差距擴大而對富人課稅,只有多數人(通常在生死關頭)站出來挑戰徵稅政策的不公, 政府才考慮「補償」。更具體地說,補償的措施從不發生在承平時代,而是在遭逢重大戰爭,比如一、二次大戰期間,大眾為戰爭犧牲慘重,富人則在戰爭中繼續獲利,才對富人增加課稅。因此 OECD 國家的累進稅率政策,在兩次大戰的發展相對興盛(註六)。《對富人徵稅》一書帶來的啟發是,未來稅收的改革,取決於政治和經濟條件是否做出「新的」補償性論述。

除在概念上探究什麼是「公平的稅制」,也要在行動上實踐,才可能出現對富人課徵更多稅收的社會允諾。面對全民基本收入的議題,無論左翼、右派、宗教團體,甚至一些產業領袖,都表示支持。比較有爭議的部分是財源。我們的社會並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進行最起碼的公平分配。當人們得到一生都可以領取一定收入的保障,他們如何選擇工作,很難直觀預測,可能避免接觸比較疲憊的工作,例如收集垃圾或老人照護。長遠來看,收集垃圾的工作可能被機器人取代,而關於老人照護,如果在政策制定與薪資給付方面,賦予榮譽和更高報酬,都能反轉人們面對這類工作的態度。給予每個人基本收入,不代表平等化總體結果或成就,而是企圖讓每個人變得更平等、更公平,不論在機會、能力、可能性和真正自由方面。

(廖美,台灣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經濟學博士)

註一:「全民基本收入」意指政府定期、無條件以現金支付給每個人,沒有資產審查和工作要求。

註二:兩位參議員的葡文原名為 Eduardo Suplicy 和 Cristóvão Buarque。「歐洲基本收入網絡」(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簡寫為 BIEN )成立於1986年,到2004年改名為「全球基本收入網絡」(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簡寫依然為 BIEN)。

註三:我們發現巴西給在「家庭津貼」收受者有了工作收入後,繼續讓他們接受兩年福利作為緩衝,這個兩年的期限,跟許多先進國家進行基本收入的先導研究都以兩年為期,或許不無關聯。

註四:Van Parijs, Philippe, and Yannick Vanderborght. 2017. 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書中第三章與第四章,頁51-98。

註五:見徐夫和斯塔薩維奇(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2016) ,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註六:見Scheve and Stasavage所著前書,頁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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