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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這樣主題的文章裏現身說法，是需要勇氣的。即使匿名，也要承受不可知的風險——誰知道會遇到怎樣的看客，以怎樣的惡毒語言評價你呢？
的確，我小時候被性侵過，大概5到7歲，被不同的人。相同的是我從來都不敢給別人說，也不敢反抗，哪怕13歲時被一位年輕男老師以指導作業的方式蹭臉。
蕩婦羞辱味道的文化於兒時已在代際間傳承
小時候不敢給最親近的父母說，因為父母都對我很嚴格。更致命是，因為每次和小朋友有衝突，他們都認為是我不對，都會責備我——你不惹別人別人怎麼會這樣找你麻煩？這是他們的思維，也許背後是教人嚴於律己之類的處世哲學。即使那時我不懂人的思維和做事方式，但小孩子是有感覺的。誰會寵愛她，誰偏心她，她知道。也許當年的我，也是怕他們責備我，而不是保護我。
現在想來，那麼小的時候，隱約有點蕩婦羞辱味道的文化卻已經開始在代際間傳承，以至於我在不知如何反抗侵犯行為、如何保護自己時，就喪失了自我保護意識。
真是無從保護自己——他們會不會認為是我的錯？如果同學們知道了會不會認為是我有不對的地方才會遇到這種事情？如果和父母說，我不想上學了，忙於勞作的他們又怎麼會仔細觀察我的狀態是否異常、問我為什麼呢？在那個沒有性教育的九十年代農村，我跟誰說呢？連髒話、不文雅的話都被多次教導不許說的我，又該如何描述呢？
唯一的幸運是他們只敢進行邊緣性行為。
我已經知道這些貞潔文化和蕩婦羞辱的用處了，我已經可以完全不在乎這些了，像於佩爾的電影《Her》一樣，性侵無法傷害我了。
後來，讀過法國哲學家福柯的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思辨：性交和與人握手有什麼區別呢？國內的哲學家也做過類似的思想實驗：為什麼同樣是傷害，性侵的傷害大於毆打他人？當然，這離不開我們的文化構建。
現在，我已經知道這些貞潔文化和蕩婦羞辱的用處了，我已經可以完全不在乎這些了，像於佩爾的電影《Her》一樣，性侵無法傷害我了。而今，誰侵犯我，我也敢直言或直接動手反抗。
家人的缺席讓我最為傷痛
但寫這篇文章時，我沒有想到自己還是會流淚，令我流淚的早已不是那些作惡的人了，而是那些最該愛我的家人。那些作惡的人只讓我感覺噁心，但家人在最該保護我的地方的缺席，卻是最讓我傷痛的地方。
隨着童年的記憶的遠去，那些禽獸的無恥甚至不能讓我憤怒，它的傷害可能不及一個耳光。只有在社會新聞報導中，我才會想起來，但並不會引起特別的不適。
我當時是非常清楚那些地方別人是不能摸的，但我卻無處求助。這個世界上，如果最應該愛你、保護你的父母，你都會因羞恥或害怕而不敢去尋求保護，還能找誰說呢？
所以至今，我都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烙在骨子裏的不是性侵，而是被性侵後連自己最親近的人都不敢說，這是對至親之人的親密關係的破壞。這是我們與這個世界最緊密的聯繫，其毀滅力可想而知。
後來因為學校裏另一個老師為了排擠那位屢次性侵學生的老師，讓我們寫下他對我們做了什麼。我記得被問及此事時，我充滿了羞恥，但這像老師布置的作業一樣，被教育要聽老師話、做好學生的我，怎麼敢不寫呢？後來這成了證據，那位老師因此被開除了。
學校老師讓我母親過去後，家裏人才知道出事了。
烙在骨子裏的不是性侵，而是被性侵後連自己最親近的人都不敢說，這是對至親之人的親密關係的破壞。這是我們與這個世界最緊密的聯繫，其毀滅力可想而知。
我意外聽到外婆狠狠責備了我的母親，我至今還記得外婆責備母親時，聽到我的腳步聲，母親趕緊止住她的話。她們甚至不敢在我面前談論。她們以為不提這件事，讓它過去了就好了，怎麼會呢？說實話，當時我也不知道如何辦才能讓我感覺好一點。
但我意外聽到外婆嚴厲又憤怒的指責聲，心裏舒服很多，甚至開心。因為起碼，事情發展到這裏，那些我覺得他們做的不對的人，都遭到懲罰或責備了。
正義應以受害者看得見的方式被彰顯
法學裏有句名言，正義必須被彰顯，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
我很幸運，我看見了。否則，誰知道那些讓我不再在乎性侵傷感的哲學思辨管不管用呢？
所以當社會一系列的性侵兒童事件被暴露後，我一直在反思，性教育真的足夠讓我們去抵抗這個惡不知躲藏在何處的世界嗎？哪個女孩小時候沒有被教育過不許暴露隱私部位呢？六七歲的我怎麼會不知道那些地方別人不能碰呢？
我們要破除這種羞恥文化，它有顛倒是非黑白的嫌疑，它給了受害者這樣一個孿生——羞恥。
我們不是不知道，我們是不敢說。後來，聽親戚說，村裏有一個小女孩被性侵後陰道出血，不是小孩主動給家人說的，而是家人在給小女孩洗澡的時候發現。現在細想，小手劃破一點點可能都要給爸爸媽媽說疼的小孩子，陰道出血卻沒有說，她們為何要這樣獨自承受這些痛疼？
我們都生活在文化之網中，性教育必然伴隨着羞恥文化的植入，那些做父母的，真的給了孩子足夠的關愛、信任與呵護，讓他們有勇氣越過代際間早已森嚴的羞恥文化、蕩婦羞辱文化，去傾訴自己以為羞恥的秘密嗎？當然我們要破除這種羞恥文化，它有顛倒是非黑白的嫌疑，它給了受害者這樣一個孿生——羞恥。
所以紅黃藍出事以後，許多人說性教育的重要性。在小朋友眼裏，世界上最厲害的人中，大概一定會有老師。在老師的權威之下，在「在學校要聽老師的話」中國語境之下，這些性教育到底能給幼弱的小孩多大的反抗力量呢？這還只是其一。
古語有云，以直報怨，以眼還眼，對惡行的懲罰是對善與美的修補。在紅黃藍中，以及許多發生在中國的性侵事件，那些被傷害的孩童，如何看到正義被彰顯，以修復他們的傷痛、保護他們天然的正義感？而後，他們的與父母的親密關係又將如何重建？我很少用的父母指我的爸媽，但是在這篇文章裏，父母的稱呼可以幫我緩解難過，因為那個更親密的爸媽，讓我感覺沉痛。
而今，近二十年過去了，我們社會的法治與文化，有讓那些該感到恥辱的人，更加恥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