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江華被抓的時候是午夜，還沒睡，珠海的警察給他戴上手銬的時候，他對室友說了聲，「告訴小麗上淘寶幫我收快遞」，神情鎮定。
小麗是甄江華的前妻，這句話的意思是向外擴散消息。那是2017年9月1日夜裏。一天之內，警方「抄家」兩次，電腦、文件資料等都被抄走。隨後家人收到刑事拘留通知書，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1985年出生的甄江華是 NGO 組織「權利運動」的負責人，這是一家成立於2008年10月的機構，在2015年10月由甄江華接手，完成了機構在香港的註冊，全名是「權利運動人權服務中心」。權利運動網站的日常工作是蒐集發布中國人權打壓的最新信息，也和外媒溝通，整合救援資源，乃至參與行動，為身在獄中的人權捍衞者提供援助。
在中國境內做人權救助原本已是極小眾且危險的工作，甄江華更是這一小眾群體裏為數不多的堅持用實名方式工作的人。以這樣的方式堅持在這條路上，不僅給他帶來了牢獄之災，在此之前，也給他的社會生活狀態帶來常人難以想像的代價。
才32歲的他已經為坐牢做了很久準備。幾年來，他穿衣服只穿黑色，同款黑色的T恤，皮膚風衣，買兩套用來換洗，黑色鞋子也是兩雙。每晚睡前，要做五十個俯卧撐，五十個深蹲，五十個引體向上。他日常吃素，甚至吃代餐粉，保持極度簡單的生活，物質需求降到最低，簽了若干份空白的律師委託書交給朋友。他的個人 Google 帳戶設置了兩天不登錄就清空信息，電腦、手機數據嚴格定時刪除。
自從選擇這條道路，他主動疏遠了大多數朋友，逐漸把自己活成孤島，「在國內沒有任何平台是安全的，你怎麼知道誰把你賣了呢。」為了自己考慮，也為了對方考慮，他跟志同道合的「圈內人」尤其少聯繫：這樣日後被問及，都可以說不知道。
「我們互相看到就好了，沒必要聯繫的」，這是他被抓前常說的話。事實上，黑暗連「看到」都吞沒了。
「南方傻瓜」
他給自己的網名是「甄江華你這個大傻瓜」，Facebook帳戶簽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幫助那些為夢想已經付出了很多的人，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他被抓後，朋友們註冊了一個 Facebook 專頁，名為「南方傻瓜關注群」，發布和他相關的信息。
這位「南方傻瓜」出生在廣東江門，中專電腦專業畢業後便開始工作，2005年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珠海的互聯網數據中心，憑着努力，一直做到技術主管。他沒有想到，程式員的單純生活，漸漸被日益顯形的互聯網審查擾動了。
尋常工作的一天，一位老伯伯帶着女兒找上門來。老人是畫畫的，自己搭了個論壇，發了一些跟毛澤東有關的言論，比如「對毛的綜合評述」之類，當時老人使用的是甄江華所在公司提供的伺服器，結果突然被關掉了。他當時想，這是很敏感的，不能講，被關也正常。但又很同情老人家，覺得上年紀了不容易，想幫他一下。公司後來從香港買了伺服器，把這些類似遭遇的網站都移過去，多活了一陣，當然最後也逃不過被關的命運。
後來，網監部門打電話到公司通知關閉某某網站的事越來越多。活躍的南京大學小百合 BBS，水木清華 BBS 也都被禁止校外訪問，中國網民終於意識到了管制的存在。甄江華所在的公司，這時也開始自上而下地自我審查，自己開發程式檢測伺服器內容，檢測到「不好的流量」，就直接封掉。再後來，工信部發了「43號文」，沒有備案的網站，IDC 公司不敢再提供服務。
在這一段時間，甄江華同時擔任了維基百科推廣大使，開始參加 Google 開發者的技術活動。一邊是越來越嚴的審查制度，另一邊，在社群活動中，他接觸到了一些草根民眾，教會他們使用互聯網為自己的利益發聲。世界在甄江華眼前呈現出越來越不同的兩個樣子。
有段時間，他常去香港出差，並因此知道了每年6月4日維園會有的紀念活動。他見到了「天安門母親」的橫幅，覺得非常敬仰，「那是閃着光的人」。他開始每年都去維園，有次還拉了朋友一起去，幫忙發了幾張傳單。結果朋友回來就被國保（編註：國內安全保衛大隊的簡稱）問話，不僅工作受影響，還被限制出境長達五年。
這時開始，甄江華意識到，如果是跟公權力對抗，自己的生活狀態會完全改變。而為此付出代價的人，其實也不會被記得，比如自己的那個朋友。
在對抗之前，他嘗試做過不少不危險的努力。比如，他做過珠海紅十字會全職社工，工作主要是探訪「困難群眾」，送米送油送面，後來還加了洗衣粉。體制內的社工，工作內容通常是與服務對象保持聯繫，「維護情緒穩定」。這份工作沒能維持太久，因為參與艾未未在網上發起的聯署，他被警察從同事身邊帶走問話。事後，甄江華自己決定離開，「免得對紅十字會帶來影響」。他也做過南青村的社工主任，常常有被家暴婦女找上門，甄江華能做的大多是勸人離婚。
短暫的體制內社工經歷，讓他厭倦：「在國內做社工太憋屈了，一天到晚歌功頌德，搞活動，敏感的議題不能談，村民為什麼窮啊，教賦權又不現實。」甄江華開始懷疑，社工式的送米送油回應不了根本問題，而在系統內部，更難以進行結構性的思考。
社工不能迴避敏感議題敏感人群，那不是社會工作的初衷。想通了這一點後，他開始以個人身份，參與對「良心犯」的援助。他幫過趙連海（三聚氰胺毒奶受害者集體維權聯盟「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做聯署、信息發布，也幫過葉海燕（大陸維權人士）存電話費，都沒有見面。後來與維權律師江天勇第一次見面，甄江華自我介紹，「我網名是 guest」，江天勇說記得，「你是好多好多年前經常發信息鼓勵我們的人。」（江天勇於2017年11月21日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判囚兩年，目前仍在獄中服刑）
2010年底，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關心此事的網友們打算慶祝下，原本大家只通過 Twitter 聯繫，但一位常被監控的維權人士大意了，打電話叫甄江華來參加聚會，導致網上的 guest 和現實中的甄江華，第一次被聯繫起來。這之後，警察開始頻繁地找他，每逢關鍵節日帶他去「旅遊」，維園也不能再去了。但這樣的身份曝光，反而讓他更有種「豁出去」的感覺。
他開始越來越多以個人名義推動一些項目，多半與記錄和技術支持有關：統計公民被盯的 "Big Brother"（老大哥）項目，記錄民眾被國保威脅的「喝茶網」，幫助網友翻牆的「翻牆網」。
2013年，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的學生社團邀請他去講「翻牆」議題，學生膽大，直接把「科學上網」（「翻牆」的另一稱呼）做成海報在學校內到處張貼。
結果活動被禁，校領導找學生談話，「你知不知道你們請的甄江華是什麼人？」
甄江華不太在乎自己的麻煩，國保找就找了，不讓進學校就不讓進了。但當學校保衞處以不給畢業威脅學生社團負責人時，甄江華憤怒了，他直接找到國保，「我可以離開高新區，有事找我就好，不要再找學生，他們也快畢業了，如果不給畢業影響蠻大。」國保默許了他提出的「協議」，並勒令他從此不再進入那個學校。
「但其實我後來還是經常去的，畢竟北理工搞互聯網的多。」甄江華覺得，自己主動跟國保溝通，還是有籌碼的，籌碼就是放棄自己的工作，給對方台階下。
與此同時，支持良心犯的工作也還在悄悄做。「他們是站在陽光之下的人，我們不應該並行，他們願意走出來，我們給他們提供支持。」甄江華自己，則站在「黑暗」中。這也是一條「越走越黑」的路。
從幕後到前線
2010年開始，甄江華在珠海的居所開始不斷被逼遷，平均一年一次。每次都是剛到一個地方安頓下來，國保就找上門，給房東打電話，最終不得不搬家。
跟着他顛簸的是他當時的妻子小麗。小麗和他因為一起收養流浪貓狗結緣，在流離的生活裏一度相當浪漫：每年的12月31日都要一起去海邊的燈塔看日落，1月1日要看日出，聖誕節會一起上街派糖，順便宣傳義務獻血，兩人獻血總次數超過一百次，收養了20多隻流浪貓，因為沒錢，兩人一起動手給貓咪做絕育手術……
在珠海的生活備受騷擾，於是兩人一起去了澳門的非盈利機構扶康會工作，為自閉症人士提供社區服務。這是一段難得寧靜的生活，直到2015年「7·09案」的爆發。
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
2016年6月初，因為尋找「7·09案」中失蹤的丈夫，李和平（被捕維權律師）的妻子王峭嶺、王全璋（被捕維權律師）的妻子李文足被抓到了天津掛甲寺派出所，進派出所前，王峭嶺向外界發出了自己一行人被抓的消息，隨後甄江華負責的權利運動網站核實併發布了這一消息。問話中，天津的警察拿出手機，打開 VPN 翻牆，點擊「權利運動」網站，向王峭嶺一行人出示：「看看，你們才進來不到一小時，外面已經傳得到處都是了」。
這背後是甄江華極高的工作效率。從「7·09案」開始，他開始不停歇地運轉，同時做三件事：
一、對人權打壓事件快速反應，以社工的身份與家屬聯繫、探訪，試圖在每個案子周圍構建支持性的社群；
二、推動「無罪化」的概念，希望家屬和更多人了解到，因為政治原因被抓的人，並不是有罪的；
三、根據之前的行動經驗，逐步進行信息公開，在社交媒體做動員，聯絡國外的人權官員向國內施壓。
這樣的工作，不像之前教人翻牆、組織活動那麼好玩，壓力驟增，也沒有了當年的成就感——那時候還有「公民社會」的希望。朋友描述他工作的狀態，一天跟進兩、三個案子，要處理核實信息，寫稿，發布，聯絡，必須坐下來把工作都做完，中間不允許自己休息，「拼命一樣」。
自此，通宵熬夜常見，白天也無法好好休息，若某地有事件突發，人被抓，家屬需要支援，買張車票就去了。去哪裏，做什麼，為了保護身邊人，什麼都不能說。小麗也漸漸習慣了，相處的時間變少。前年他過生日，小麗親手烤了蛋糕，甄江華匆匆吹了蠟燭，吃了幾口，就繼續工作。
他原本為自己設定的工作期限是兩年，希望用兩年的時間把「權利運動」理順，然後交出去。「目前看甩不出去了，沒有人願意接盤。」今年8月，甄江華還和朋友開玩笑。
這讓小麗很鬱悶。她描述甄江華的人權工作：做這種工作的人都是在走鋼絲，只有他不留後路，別人都會往後看一下，他只會往前，所以越走越窄，鋼絲越來越細。
他也是從這時開始，為坐牢做準備。做身體訓練、節衣縮食、簽律師委託書。朋友問他這種生活狀態是否值得，他回答：「有些事情，總要有人做的。」
評論人黎學文認為，甄江華近十年的經歷，正是大陸人權活動者從幕後到台前的軌跡。他前期多從事救援、傳播的幕後工作，但隨着體制高壓和人權環境的迅速惡化，他一步步走向前台，從到維權現場、參與舉牌聲援到與良心犯家屬並肩，最終面對自己的牢獄挑戰，這種變遷也折射出大陸人權環境的變化：過去衝鋒在「前台」的活動人士基本都抓了一遍後，就輪到幕後的活動人士。黎學文說，「甄江華的被捕是當局給他多年堅韌勇敢的人權工作的加冕」。
「公盟」發起人許志永在2013年被逮捕，後獲刑，2014年郭玉閃創辦的傳知行機構也被打壓，到2015年的「7·09案」，中國政府對 NGO 社群的網越收越緊。
2017年過年，甄江華沒跟小麗在一起，而是自己去了北京，與「7·09」家屬一起度過。大年初三告別，李文足看着他的背景，覺得寫滿了兩個字：孤單。
鋪路者
除了程式員，他還是攝影師、跆拳道教練、廚師和社工。在這些身份中，他最看重的，還是社工。
公益人小茗跟甄江華有過一次合作，請他幫忙拍攝一段講述職業病受害者家屬的短片。拍攝對象在講到去世的爸爸時情緒波動，無法完整表達，甄江華就拿出紙筆，幫助記錄，隨後半跪在講述者身邊，安撫情緒。小茗當時有些吃驚，從來沒見過攝影師這麼做，「他的專業、善良、細膩、同理心，給人印象深刻。」
那時距離他被抓，不到一個月。
他對工作也極有耐心。這些年來，他曾寄出過一百多份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對侵犯個體權利的行政行為進行質詢。2016年7月，中央網信辦責令新浪、搜狐、網易、鳳凰等商業門戶網站關閉原創新聞報導欄目的指令。甄江華寄出了七份信息公開申請，要求公布整改的具體內容。在持續的電話催促下，終於在10月收到了網信辦的答覆，對方給出了關停欄目明細，至於「要求刪除新聞的數量」，答覆是「未製作、未保存」，甄江華將答覆全文公布到了網上。
他清楚揭露政府侵犯人權行為、幫助受害者爭取權益，會給自己帶來怎樣的風險，也清楚自己或許不能改變時代，但還是可以讓人們看到，公民社會還有喘息的空間。他在一段自述中寫道，「讓他們走到這個路標前，回頭看看那些我們墜落的坑，那些屍骨累累的坑。也許這樣就很不錯。」
「孤島」
與小麗離婚是甄江華提出的。那是2016年9月初，甄江華去烏坎探訪村民，被抓，妻子小麗發消息傳播，相關朋友跟進關注。這一次甄江華被放出後，去和小麗辦了離婚手續。七年婚姻告一段落。
小麗一開始並不同意離婚，雖然兩人的感情變淡是事實。
甄江華不想給別人添麻煩。他能給小麗什麼呢？瑣碎日常變成一地雞毛，因為精力全在工作上，原本一起分擔的家務無法顧及，交代好讓他把髒衣服放進洗衣機，轉眼就忘了。常常一出門就是好多天，不能說自己在哪裏，不能說在做什麼。時間久了，小麗也有怨言，「告訴我怎麼了，我的口也很密的」。
最低落的一段時間，小麗下班回家，七公里的路，寧可選擇走路回去，也不願意坐車，因為不想早點回家，她從晚上八點走到晚上十一點。
雙方的家人都被國保騷擾，他們沒有在一個住處生活超過兩年。隨着每一次搬家，行李越來越少，直到一隻行李箱能裝下全部。自己的精神狀態越來越差：全職接手「權利運動」開始後半年，小麗發現他睡眠困難，精神沮喪，長時間處於疲憊中，健身也無法改善。甄江華不願去看心理醫生，也不想牽連身邊的人。
他的性別觀念毫不保守，他常說，男權社會下，婚姻對女性的壓迫更重，小麗因為他，生活狀態被改變了太多，她應該尋找真正的自我。最後，他選擇了離開。
兩人的最後一次聯繫，是今年8月。甄江華給她打電話，問她有沒有時間幫忙照顧貓，她拒絕了。事實上，她早就刪了甄江華的聯繫方式，因為離婚後不久，甄江華打電話告訴她，自己已經和一位女性朋友開始交往。
9月1日，他被警察帶走。9月29日，甄江華被抓將滿一個月的深夜，小麗去珠海第一看守所牆外，發了會兒呆。她當天的日記寫着：「在這一刻，我們一牆而隔……無數次的心理演練，抵不過現實抨擊。」
不只是小麗，甄江華也逐漸疏遠了父母。此前每次回到家鄉見父母，國保就隨之而去，找父親談話，勸說兒子「改邪歸正」，久而久之，不堪騷擾，索性不回家。出於安全考慮，他也疏遠了大多數堅持行動的「圈內人」，「我們互相看到就好了，沒必要聯繫的」。
漸漸地，為了不讓抗爭者成為孤島而努力救援的他，自己逐漸活成了一座孤島。
這些年的救援工作，他參與援助的維權者，包括女權五姐妹、公益機構益仁平的郭彬和楊占青、「7·09」家屬、勞工維權者孟晗、劉曉波海祭案的祭奠者等，也包括多年來大大小小被判重刑的政治犯。他相信「我們必須自己站出來做，才能帶動更多人做」。然而黑暗越來越濃，同路人越來越少。
甄江華被抓後，父母被告知，如果用甄江華自己之前委託的律師，兒子會被判無期徒刑，要用公安指定的律師才有可能輕判。姐姐寫文章回憶兒時經歷和成長過程，文章快速被刪，國保找上門威脅。
小麗很遺憾自己現在成了「前妻」——如果自己還是家屬，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寫文章、傳播、動員、委託律師要求會見、找官方要人、以家屬身份接受採訪等等。但轉念一想，又如何呢。「文字和圖片以前還能維持48小時，現在2小時不到就被定點清除了。」多次參與救援傳播的阿白說。大數據年代，「老大哥」強大和聰敏到無處插針。
被抓前，在珠海生活了12年，甄江華最喜歡的地方是燈塔，從港口翻欄杆走過去，大約一公里多路，高高低低的岩石鋪就，尖鋭支稜，要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石頭，一步一步走過去。
11月底，甄江華的生日快到了，小麗在燈塔邊，小心地擺放了四個「無臉男」公仔並拍照，能做的事只有「遙寄」了。「無臉男」是她給甄江華取的暱稱，5年前，她和甄江華第一次參加廣州漫展，兩人分別 cosplay（角色扮演）了宮崎駿動畫片《千與千尋》裏的「千尋」和「無臉男」。此後，甄江華把「無臉男」內化成了自己的人格。身穿一襲黑袍，獨來獨往，戴着低眉的面具，表情無悲無喜，這個形象，成為了他自己。
燈塔只是孤單一盞。它知道遠方也會有同類，但看不見在哪裏。就像和甄江華一樣，孤島一樣在黑暗中堅持的人權工作者。
最後一次見他時，我曾問他，如果被抓了怎麼辦，他說：「不要管我。對我的話，外面怎麼動員，一點用都沒有。告訴我父母，告訴其它機構，我被抓了，就好了。」
我還記得，我們最後的對話是：
「那你這樣的工作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中國還有做這些事的人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小麗、小茗、阿白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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