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生死觀

生死觀:躺床15載,他的最大幸運

痛苦如此切身,我不可能用那種康德式的、密爾式的純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斷,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

圖:Alice Tse / 端傳媒

Muk Lam

刊登於 2017-10-21

#生死觀

一歲的腦癱病患躺在床上,呼吸機很吵,她卻睡得很熟。「她是有需要才入院,還是接下來都要長期留院?」我問。醫生回答:「她從出世起就沒出過院.....這是文化差異。在這種情況下,高加索父母往往更願意拔喉。至於華人父母.....」

15歲

一個病人躺在床上,渾身上下只有眼珠子動來動去,對我們的出現毫無反應。我們圍在他的床邊,專心地抄筆記,不作其他想法。這並不是麻木,只是一種Specialization;不工作時,我們可以是喜歡無病呻吟的文青,但工作時,我們的職責是使病人好過一點。就像血統最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在快餐店買早餐時不斷在默唸「眼前的店員姐姐不只是店員,她也是人,有自己的感情、目標與家人,我們要拒絕異化......」,而不是考慮要點什麼餐。醫院並不是讓受薪者感懷身世的地方。

「你們覺得他多少歲?」醫生問。

我們翻翻病歷,噢,15歲。我還以為他要更年輕一點。

「你覺得他的病是第幾型呢?」

我搶答:「第二型,因為第一型患者通常在兩歲前就過身了。」

「嗯......世上總有例外的嘛。他就是非典型的第一型患者。」醫生續問:「好啦,既然他已經15歲了,為什麼他的智力似乎沒有到達15歲的程度呢?你知道,患者的智力通常正常......」

那一刻,我忽然有種暈眩的感覺。就像徒手捧著一碗剛煮好的麵朝餐桌前進,一路上只感到飢餓,快到達餐桌的那一刻,才忽然發現那碗麵燙得無法忍受,痛入指骨。

曾經接收過的無溫度文字資訊,在現實面前開始燒灼。一直在潛意識下被隔絕的過份同理心,如同越過堤壩奔騰而下的洪水:如果我以目前的心靈狀態,像這樣躺在床上,15年——

我為他的智力缺陷感到無比慶幸。

1歲

另一個病人比較幸運,只有一歲。因腦癱躺在床上,呼吸機很吵,她卻睡得很熟,我們怎麼折騰也吵不醒她。我想問一個問題,卻躊躇著難以啟齒,最後問了一道非常迂迴的問題:「她是有需要才入院,還是接下來都要長期留院?」

同學們投以驚詫的目光,因為我問了個笨問題。醫生也失笑道:「她從出世起就沒曾出院。」不知道是他讀出了我的本意,還是單純的有感而發,他又補充道:「這是文化差異。在這種情況下,高加索父母往往更願意拔喉。至於華人父母......」

雖然社會一直提醒我們Don't judge,但一個人是不可能不judge的。我們不可能,也不需要逃避道德直覺。所謂Don't judge,不過是一種自省工具而已,不斷提醒自己:一、不要把自己的判斷宣諸於口,以免傷害他人;二、因為自己沒有perfect information,所以判斷未必正確。

是的,世界上沒有人會有perfect information。就算是深愛孩子的父母,不管他們有多愛孩子,山那麼高的愛,海那麼深的愛,時間般永恆的愛,他們也永無可能感受摯愛的孩子的感受,一天二十四小時和褥瘡同床的感受,四肢不屬於自己的感受,生存的感受。

為孩子作出生死的抉擇,名義上是當孩子的代理人,實際上卻反映父母的人生觀。那些悲觀的、軟弱的,認為生命充滿痛苦的父母,自然不忍讓孩子受苦。那些樂觀的、堅強的,認為生命是神聖的、是命定克服挑戰的父母,也會要求孩子同樣地堅強。 是不是每個有病的孩子都在受苦,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每個孩子都那麼堅強,應該那麼堅強,我也不肯定。

答案?

我曾看過一套非洲大草原的記錄片。獅群狩獵時,喜歡咬斷獵物的喉嚨才大塊朵頤;鬣狗卻不費心處理氣管,獵物一倒地,他們就直接撲到大肉塊上開餐。

在記錄片中,一隻被鬣狗群追捕的水牛前腿骨折,不支倒地。鬣狗群隨即撲到她臀後,爭相撕咬她的屁股。她還沒斷氣。鬣狗們咬下大塊肌肉,可以猜想他們的吻部將從這道缺口長驅直進入她的盆腔。她前腿跪地,頭部扭向攝影機的方向,不住地悲鳴。

這麼多年過去,我一直無法忘記這幅畫面,她黑色的雙目鮮明如同烙印。生命是痛苦的。這就是我的註解。

我成長的過程中,又發現了生存之痛的另外一種表現方式。

歷史中,許多人想活,卻在絕望、痛苦、悲憤、迷茫中死亡,最終化為死亡數字流傳青史。歷史下,許多無名的小人物莫明其妙地被生下來,沒有人愛,沒有人尊重,然後莫明其妙地死去。來到資訊年代,他們的故事或許會被寫到社交網站上,換來一些like,一些轉發,一聲嘆息或者一絲心痛,and that's it。

病者不被時代或意外折磨,但出問題的卻是最親密的身體:人生從核心部份開始崩塌,世界對你那麼友善,親人朋友都樂意見你活著,身體卻自顧自地腐朽,讓你的願望從「活下去」變成「不要再痛」。也有些人身體沒問題,心卻生病了。病者告訴我,覺得死了就不用面對人生了,我好想睜大眼睛高聲應和,「是的,我明白的」,自殺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問題從來不是問題本身,而是生存本身,我都明白的,生活有多麼的痛苦,人生又有多麼地不堪忍受——但這不是正確答案,起碼不是試卷上會出現的那種標準答案。

Don't judge。我不能論斷讓生病的孩子繼續生存是不是對的、道德上正確的。痛苦如此切身,我不可能用那種康德式的、密爾式的純粹理性效益去做出道德判斷,我只能回答,生命是痛苦的。生存就是痛苦。這就是我的答案。

(病房筆記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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