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老戲骨宋康昊主演的電影《逆權司機》（台譯《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成為今年最熱的電影話題之一。弔詭的是，這部以「光州事件」為背景，再現南韓1980年代民主化抗爭歷史的電影，在華語世界成為了另一個記憶場所。
《逆權司機》在中國大陸並未引入院線，本應僅僅停留在影迷圈小範圍內的交換資源和討論，卻意外成為現象級話題。剛開始發酵，網友就發現影評網站「豆瓣」上《逆權司機》的條目被刪除，緊接着迎來的是社交網絡傳播的相關文章接到通知陸續被下線。而一篇接一篇以封號為代價的文章「頂風作案」，徒增了悲壯之感。在自上而下刪除條目，和自下而上諱莫如深地哀悼的相互呼應下，這部「不存在的」電影召喚出1989年那個「不存在的」日子和它所攜帶的記憶創傷。
作為一部電影，《逆權司機》的敘事套路、視聽語言大有值得商榷之處，不少批評者指出影片訴諸於人性的敘事方式過於陳詞濫調。但電影持續被悲憤的情緒加冕，使得任何批評都彷彿變得不具備道德合法性。
不過，在光州這一政治背景賦予電影的道德美學之外，值得深入討論的更應是：《逆權司機》背後的南韓社運歷史經驗，究竟可以被如何表述？觀眾的觀影體驗又在多大程度上，遠離了這段重要的政治歷史遺產？被彰顯被表述的記憶，和被壓抑被淹沒的記憶，各自離其在歷史現場中的內涵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