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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情觀察:民族主義如何翻新,如何盡在政權掌控?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變得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空洞,曾經的民族主義,如今已經變成當局控制社會的絕佳法寶。


 圖片來源:紀錄片《二十二》劇照。
圖片來源:紀錄片《二十二》劇照。

整個8月,除卻「無法言說」的北戴河會議,中國大陸的網絡輿論,基本上都圍繞着幾部電影打轉:主旋律賀禮大片《建軍大業》、民族主義主題的《戰狼2》,還有少有的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

這些影片捲入輿論風波,一方面是必然:圍繞社會熱點、政策的話題控制愈發嚴格,難以「形成輿論」(或者說宣傳部門試圖做的,就是阻止任何社會問題變成「輿論」),話語只好圍繞着最「公共」的影視娛樂展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影片多多少少都反映出這個時代裏中國意識形態的典型特質——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變得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空洞,曾經組織起社會甚至危及「執政合法性」的民族主義,如今已經變成當局控制社會的絕佳法寶。

主旋律敘事的迭代

8月份接連上映的《建軍大業》和《戰狼2》,都瞄準了青睞民族主義敘事的消費者。兩片一出,自由派知識分子便努力批判其中的民族主義意淫與官方黨國敘事。針對前者的攻擊,往往倒向中共建軍的「內幕」,揭露歷史敘事「虛偽」;針對後者的批評,則強調《戰狼2》劇情誇張,充滿了「意淫」情節,顯得像「神劇」。

無論批評如何,這兩部電影在票房上暴露出了驚人的差距:《建軍大業》儘管有種種官方支持乃至買斷,也有海量主流演員與「小鮮肉」加盟,但在票房上卻慘不忍睹,反觀《戰狼2》,一路殺入全球年度票房榜單,勢不可擋。

這樣的結局,一方面令官方迅速改變宣傳強調,力捧《戰狼2》,將這部官民合拍的大片包裝成官方認可的民族主義樣本;另一方面,則是《建軍大業》被迅速拋棄,丟給了葉挺家族後人和網民群起而攻之的口水陣仗。

在《建軍大業》和《戰狼2》的一起一伏背後,不僅僅是有論者所述的小鮮肉和「男子氣概」的「陽剛力」對決,也是主旋律敘事的新舊迭代。

傳統主旋律敘事建基於中共的正統史學,建黨、建軍、建國,三部《大業》是關於如何奪取國家政權的故事。這套故事放在今天的問題在於:中共已經是一個需要鞏固統治的政權,革命敘事固然為它帶來正當性,但也意味着肯定暴力革命奪權的道路。因此,這一主旋律放在今天就必須經過「消毒」,減弱革命敘事的殺傷力,比如不顯得那麼「顛覆」,小鮮肉演員和主流明星正是扮演了這種角色——讓觀眾的注意力聚焦到演員而非劇情上,讓劇情(也就是歷史)本身變成空洞的說辭。

而《建軍大業》的票房折戟則說明:空洞的劇情固然不再吸引觀眾,明星的集合也已經被看膩了。

《戰狼2》則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挑動了觀眾的神經:在片中,吳京扮演的主角是徹徹底底的美式個人英雄,國家形象和個人魅力結合在了一體。主人公的怒火和威力,主要來源是個人的仇恨(女友被敵人所殺),而政治原則(如不侵犯他國內政而不派地面部隊支援)成為了「拖主人公後腿」式的累贅。

從這些角度來說,《戰狼2》是相當逆反於強調革命紀律、犧牲精神的中共主流政治敘事的。但是在市場的選擇面前,國家機器毫不猶豫地擁抱了《戰狼2》,將之捧成了新的政治主旋律。

矛盾卻一體的新民族情懷

《戰狼2》之後意料之外走紅的,是一部紀錄片——講述慰安婦故事的《二十二》。

不同於從前將慰安婦視作中日之間的仇恨遺留,直接上升到家國仇恨,票房表現出色的《二十二》,採取了更加「人道主義」的視角。在片中,導演有意試着避免傳統的敘事模式,不再刻意去上升到國家、民族層面展現慰安婦的問題,而是把活到今天的這些受害者當成「普通的老人」,去記錄她們的生活,留下影像資料,把她們「人性化」。

這種視角在中國的中產階級中獲得了極大的共鳴。在豆瓣上,《二十二》目前的評分高達8.9,主流媒體的論述也幾乎是一邊倒地讚揚這部充滿了「人性關懷」的影片。當然,無論影片是否拒絕將慰安婦問題民族主義化,國家宣傳機器都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比如《人民日報》便在8月20日刊登文章,借《二十二》的走紅質疑日本政府「為什麼不道歉」。

前後不到一個月,弘揚民族自豪感的《戰狼2》和消解中日對抗敘事,回歸「人道」的《二十二》在中國主流輿論中先後大放異彩,這麼不同的兩種視角為何能夠並行不悖呢?

在人們的常見理解中,民族主義是一套強調集體身份勝過個人身份,強調忠誠於國家民族勝於個人理想的思維。「民族主義」更像是一種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更像是一種「洗腦術」,而拒絕獨立思考與個人選擇。但是在《戰狼2》中,民族主義恰恰沒有表現為這種形式。

《戰狼2》是一個孤膽英雄的故事,主角的形象模板絕非來自中共的傳統文宣。《建軍大業》裏的人物形象是傳統的:一個個個體為國家站出來,很多都犧牲了,死了,消失了,活着的人把死去的人的遺志傳承下去——這是中共革命敘事的重要內核,從小學生加入「少先隊」在革命烈士紀念碑面前宣誓,到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提出要給死去的人開追悼會,強調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都是這樣的集體主義思考。

但《戰狼2》恰恰相反,主角是不可以死的,他像是史泰龍《第一滴血》系列中的蘭博,孤身一人深入敵境全身而退(就算是致命病毒也無法擊垮他),反而是他要解救的那些人——從醫療隊的博士到工廠里的中國員工,有不少都沒能活下去,而他們的死,被作為背景拋置在銀幕之外,影片的意義絕不會和他們的生命發生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戰狼2》完全是一部美式英雄主義大片,它在票房上的橫空出世,也足以標誌着中國民族主義的徹底「美國化」。

「美國化」恰恰可以解釋為什麼《二十二》的溫情可以走紅。在中國國力尚不及外國的年代,屈辱記憶和受難者話語對民族主義尤為重要,國家需要在人民心中以忍辱負重的形象扎根,鴉片戰爭、日本侵略,都是民族主義最直接的催化劑。但在國力不斷膨脹的今天,這種「東亞病夫」或者「受難者」的道德形象反而成為了某種負擔。「自信」的,比肩美國的大國為什麼還需要用受難者形象來強調自己的道德位置呢?在很多堅信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內」的人眼裏,道德不過是技術性的擦腳布罷了。

反而是《二十二》當中有這樣一種和《戰狼2》相通的氣質可以緊緊抓住觀眾——家庭與個人生活。在《二十二》中,人的生活意義不再來自抗爭與政治,而是來自享受、接受、承認生活本身,平平淡淡,回到「普通人」的「日子」裏去;在《戰狼2》中,主角的焦慮和愛國情懷,也恰恰來自敵人剝奪了自己和女友「過日子」,做普通人的可能性——如果不是那一系列變故,他本來就不必漂泊非洲捲入片中的衝突。

這個時代的理想中國人主體,便在這兩部影片之間呼之欲出:不去考慮生死與死後的宏大問題(這正是《建軍》的意識形態仍然無法放棄的中共傳統敘事遺存),而是考慮如何在「這一世」上建立個人的生活意義:它可以是好好過日子,也可以是用國家的成就榮耀自己。

而這種意義,並不需要「他人」的存在,換言之,這樣一種新民族情懷中,中國人只能是一個個奮鬥的個體。而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民族主義在中國走到今天,已經可以被國家輕鬆掌握在手掌之中。

民族主義盡在政權掌握

中國民族主義的浪潮,從1990年代走到今天,經歷了不少變化,也不斷被自由主義者和左派兩面夾攻、批評。但很多論者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曾經差點就「控制不住」的民族主義,今天已經在官方的宣傳系統下規規矩矩服服貼貼地為政權服務了。

這一點在近期中印之間的衝突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儘管印軍仍然「留在中國境內」,民間也有不少人渲染「打印度」的聲音,但是兩國仍然「該幹啥幹啥」,莫迪參加金磚國家會議的日程沒有受到絲毫影響。看中國媒體,一方面是每天例行更新印度的「黑材料」,放出「硬氣」的軍方消息,另一方面則是嚴管評論區、嚴格控制「渲染戰爭」的網民言論。

如此看來,只要民族主義停留在表演而非實際衝突階段,中國政府對民族主義聲音的控制就可以輕鬆而收放自如——如此一來,它更不需要冒險在諸如印度的問題上將民族主義轉化成實際行動。

議論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常常把民族主義等同於法國人筆下的「烏合之眾」,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之所以加入集體行動,不是原子化個體的簡單疊加,而是有組織,有動員者、有精英平民之間的社會網絡連接,有不斷實踐的社會經驗,才可能出現「集體」這個東西。一個人與人之間沒有政治、沒有組織、沒有公民社會的「社會」中,是很難出現真正「集體主義」的民族主義的。

這樣的思路能給我們大致以兩點啟發:其一,曾經中國街頭的種種民族主義動員、集會、遊行,背後是什麼樣的網絡?會不會的確如很多人所猜測的那樣,是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力量(比如國家機器中的某個派系)參與其中?從打擊南韓企業到這次的人造對印強硬,政府操控民族主義聲音的方式都極其成熟,也越來越和中產階級的個人生活緊密結合。其二,在內部派系、外部公民社會都噤若寒蟬的今天, 民族主義除了是國家控制下的人造網絡聲浪,還能以任何街頭、實際空間中的方式呈現嗎?

也許,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那最讓我們感到恐怖的東西,早就不是曾經的恐怖本身了。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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