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深度

在塞內加爾的「東京酒家」,看「兩個中國」的非洲競爭史

餐廳開業時,塞內加爾的邦交國是台灣。二十年過去,邦交國「換成」中國,餐遠赴他鄉的河南人和大連人,卻時不時打起架來。

「東京酒家」是小餐館格局,簡單的八角拱窗拉出中國餐館範式。二十多年來,這間小餐館的圓桌,撫慰了許多塞內加爾「非漂」舌尖上的鄉愁。老闆顏俊是河南人,他的「東京酒館」當然不是紀念日本東京,而是河南開封的古地名。

「東京酒家」是小餐館格局,簡單的八角拱窗拉出中國餐館範式。二十多年來,這間小餐館的圓桌,撫慰了許多塞內加爾「非漂」舌尖上的鄉愁。老闆顏俊是河南人,他的「東京酒館」當然不是紀念日本東京,而是河南開封的古地名。攝:何欣潔/端傳媒

端傳媒記者 何欣潔 發自塞內加爾

刊登於 2017-08-23

#我們會吃光海洋嗎 II

【編者按】去年八月,端傳媒製作《我們會吃光海洋嗎?從太平洋到西非,兩岸漁業全景調查》。在動態頁面中,小船最終停在西非海岸:「中國近海早就無魚,而管制落後、對海洋保護意識薄弱的中國漁民卻去往了全世界。」西非,由此成了我們的下一個計劃的採訪地。在那片遙遠、豐饒卻又疏於管理的海域上,中國漁船真的參與進全球遠洋漁業的爭霸戰嗎?他們一起撈光了當地的魚蝦嗎?曾在西非稱霸的台灣漁業又如何?

今年三月,端傳媒記者得到機會,參與綠色和平「希望號」在西非海岸的巡航,自茅利塔尼亞(毛里塔尼亞)登船、於幾內亞比索(幾內亞比紹)上岸,途經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達卡)。為了更深入回答「我們會吃光海洋嗎?」記者攀上中國漁船、與當地漁企幹部碰面、訪問遠赴重洋的大連水手、俄籍船員、西班牙船長……製作海洋調查第二季。這一季的系列報導從今天起陸續推出。遠航之前,我們先來到塞內加爾的一間中國餐廳,在這裏吃一頓餃子配啤酒,聽一個非洲、遠洋漁船與「兩個中國」的故事。


達喀爾。在這座有「西非小巴黎」之稱的熱帶城市,顏俊聲稱自己是這裏的第七個中國人。二十多年來,他眼看著台灣人漸漸離開,中國人漸漸到來。

一九九六年,四十歲出頭的顏俊在塞內加爾首府達喀爾開了間「東京酒家」。此東京非彼東京,而是他家鄉河南開封的古地名,《水滸》裏的「東京」。那一年,剛剛經歷過經濟危機的塞內加爾,在金元外交的攻勢下與台灣建交,與中國斷交。和許多非洲大陸的國家一樣,半個世紀以來,塞內加爾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搖擺不定,雙方都要求他們只能選擇其中一邊。不只是中國與台灣,冷戰時期的美國和蘇聯同樣這樣拉扯非洲。前美國總統甘迺迪曾有名言:在共產集團與非共產集團的全球性競爭中,非洲是最大的演習場。

外交上的拉扯,在小小的東京酒家,表現得十分具體:剛開業時,常來的客人是台灣大使館、農技團的人員,他們與顏俊走棋、教他用電腦,餐館裏堆滿金門高粱、馬祖陳高。二十年過去,達喀爾的中國人從顏俊所說的七個變成兩千個。二零零五年,中國與塞內加爾恢復建交。如今貨架上只剩中國大使館的茅台酒與五糧液,店裏出沒的,盡是做基建的河南人、遠洋捕撈的大連人。

我在一趟追蹤遠洋漁業的行程裏,意外闖入「東京酒家」,在一頓飯的光陰中,看到這間小餐館的餐桌上,兩岸近三十年來在世界版圖上的命運縮影。在此地,態勢逐漸明朗:中國日漸進逼,台灣節節敗退。外交、投資、漁業均如此。

從台灣的鮪魚到中國的石斑

「東京酒家」位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名為酒家,卻不是棟金碧輝煌的酒樓,只是間簡單的路邊飯館。橘紅色的牆壁、鋁製的門面,大大的法文寫著餐廳名稱,細字用中文寫上「東京酒家」。
「東京酒家」位於塞內加爾首都達卡,名為酒家,卻不是棟金碧輝煌的酒樓,只是間簡單的路邊飯館。橘紅色的牆壁、鋁製的門面,大大的法文寫著餐廳名稱,細字用中文寫上「東京酒家」。

我好奇地向顏俊打聽。顏俊則用他最擅長的食物解構掉外交問題,故事變成了:金門高粱如何換成了茅台酒,鮪魚如何變成了石斑。

我們抵達「東京酒家」時已經八點,餐廳準備打烊,顏俊熱情地招待我們入座:「你們現在來晚了,沒趕上好的時候。」我們確實來得有點晚了,無法下班的塞內加爾籍女服務生瞪了我們一眼,低頭滑起三星手機。

名為酒家,卻不是棟金碧輝煌的酒樓,只是間簡單的路邊飯館。橘紅色的牆壁、鋁製的門面,大大的法文寫著餐廳名稱,細字用中文寫上「東京酒家」,小餐館格局,簡單的六角拱窗拉出中國餐館範式。有中國人的地方必須有中餐館,必須有直火熱炒的菜餚,必須放著央視頻道做背景音。二十多年來,這間小餐館的圓桌,就這樣撫慰了許多塞內加爾「非漂」舌尖上的鄉愁。

中國人在西非發展,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好奇地向顏俊打聽。顏俊則用他最擅長的食物解構掉外交問題,故事變成了:金門高粱如何換成了茅台酒,鮪魚如何變成了石斑。

顏俊回憶,2005年之前,台灣的鮪釣船員常常帶著帶著鮪魚塊來到東京酒家,有一次甚至還請卡車把半尾魚身放在店門口。「跟他說不要,硬是放下,掉頭就走。」顏俊傻眼,只好拜託左右鄰居來幫忙分切,一一分送,「我本來不吃生魚片,都是跟你們台灣人學的。」

而經歷2005年的「減船」風波後,台灣鮪釣船員來用餐的次數明顯下降,此消彼長,中國船員的石斑、黃魚、鮮蝦、螃蟹開始往顏俊的廚房送,來做客的,也多了許多一口東北腔的大連船員。

2005年台灣「減船」事件

2005年11月,因日本指控台灣非法捕魚、違規洗魚等行為,國際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ICCAT)作成決議,將台灣籍漁船捕獲大目鮪漁獲配額從2004年的14,900公噸砍至4,600公噸,台灣在三大洋的鮪釣船必須減船160艘、34艘休漁一年。台灣原本在大西洋作業的大目鮪漁船數有76艘,一度只剩15艘可以繼續作業。

對於這些年的大連新面孔,顏俊記得的盡是戲劇化場面:「前幾天,達喀爾一間酒吧裡,大家都喝醉了吧,三個河南人跟十幾個大連人打起來,結果,嘿,大連人那麼多,竟然還輸了,被打死了一個。河南的逃了,警察來我這裡問人,說『這是達卡近年來最血腥的案件!』」

近年來,從塞內加爾到幾內亞比索,越來越多的大連人到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隨著中國的遠洋漁船前來西非捕魚的。

西非海域,一般是指從直布羅陀海峽到納米比亞的整個海岸地區,是加納利洋流與幾內亞洋流的交會處。

我曾在綠色和平「希望號」輪船上的許多夜晚,盯著這片美麗深海:海中的夜光藻在船頭明滅閃爍,奶白色的銀河下,夜光藻如淚,晶光燦然,若有魚群或海豚行過舷側,魚身便好似披著透明的螢光薄紗,如夢似幻。

西非海域的微生物豐富,有幾乎未被破壞的生態系統,也因此,它有世界「最後的漁場」之稱,近年來,吸引了各國具有遠洋實力的水產公司來此競逐。

曾擁有76艘大目鮪漁船的台灣,無疑曾是這裏的一方之霸,但現在,迅速崛起的身影是中國。

1985年3月10日,中國水產總公司13艘漁船、223名船員組成的遠洋漁業船隊開赴大西洋西非海域漁場作業,揭開了中國遠洋漁業發展歷史的第一頁。

跟隨綠色和平在西非航行時,我曾見過這樣的船長日誌:「今日前方有20多艘中國漁船活動,是一座中國城。」

1985年3月10日,中國水產總公司13艘漁船、223名船員組成的遠洋漁業船隊開赴大西洋西非海域漁場作業,揭開了中國遠洋漁業發展歷史的第一頁。

根據中國農業部資料,2011年,中國遠洋漁業進入「大躍進」時期,新建的專業遠洋漁船達1300多艘,24公尺至60公尺的中大型遠洋漁船比例達90%。2015年,中國作業遠洋漁船數量達到2500艘,總產量205萬噸,數量驚人。

「西非這裏真的好,什麼魚都有。」顏俊細數,石斑、帶魚、黃魚、鮑魚、螃蟹、龍蝦、章魚,只要華人叫得出名字的海鮮,都能在海裏大把大把地捕獲。不過,「現在海產質量已經都沒有過去的好,漁獲量還是挺多的,只是競爭者變多了,質量也差了。」

身為廚房的採購者,顏俊不必出海,也能感受到西非海洋的變化。招牌菜「東京活魚」,有時是黃魚、有時是石斑。一斤多的活石斑,只要70塊人民幣。以前更便宜,顏俊說,是你不能想象的便宜,「後來是中國人自己愛吃,把海產買貴了。」他又替我們唏噓:「你們真的來晚了,沒能趕上最好的時候。」

中國與非洲,互相改寫對方命運

隨著中國國企在陸上援建非洲,漁企也開到了這片肥沃健美的西非海岸。圖為一艘中國漁船在西非海域上航行。
隨著中國國企在陸上援建非洲,漁企也開到了這片肥沃健美的西非海岸。圖為一艘中國漁船在西非海域上航行。

中國人大量來之前,這兒基本沒有發展。知道沒有發展是什麼意思嗎?我們來租房子,要簽合同,對方拿出那個地契,是1842年法國人留下來的,銅版紙,跟新的一樣,上面畫的達喀爾地圖跟今天一樣,一點兒也沒變。

「東京酒家」老闆顏俊回憶

一批又一批來討生活的中國人,改寫了西非的城市面貌,買貴了海鮮,也買貴了房子。「達喀爾的房子是被中國人買貴的,跟海鮮一樣。這附近的房子最近漲了一輪,都是中國人炒起來的。」顏俊回憶,「中國人大量來之前,這兒基本沒有發展。知道沒有發展是什麼意思嗎?我們來租房子,要簽合同,對方拿出那個地契,是1842年法國人留下來的,銅版紙,跟新的一樣,上面畫的達喀爾地圖跟今天一樣,一點兒也沒變。」

中國人的拼命,擾動著自1842年後便發展緩慢的非洲大地。

1972年,聯合國表決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合法權利,這也宣告中華民國終將失去「中國」合法代表性。在這關鍵的表決中,贊成的76票有26票來自非洲個新興獨立國的支持,被戲稱為「非洲兄弟們抬進去」的代表權。

此後,中國政府與非洲當地政府合作更為密切,更能與聯合國共同合作專案,這種「三方合作」模式,也逐漸成為中國對外援助的固定形式之一。

1979年8月,兩支中國援建隊伍在奈及利亞、馬利承包了建築專案,並在專案結束後留下來,在當地註冊公司開始參與基礎工程投標。1985年,中國加入非洲開發銀行後,更如虎添翼,開始獲得競標非銀專案的資格,一個又一個工程專案如雨後春筍般長出。

但建設並未從此一帆風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後,世界各國譴責中國鎮壓學生運動,並聯合抵制。台灣趁機展開金元外交,擴展盟邦,揭開90年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非洲角力的序幕。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後,世界各國譴責中國鎮壓學生運動,並聯合抵制。台灣趁機展開金元外交,擴展盟邦,揭開90年代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非洲角力的序幕。

自1989年開始,賴比瑞亞開了第一槍,與北京斷交。1990年底,幾內亞比索宣布與台北建交,直到1998年又再度與台北斷交,重返北京懷抱。塞內加爾則是在1996年開始與中華民國建立邦誼,2005年才重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國際上唯一而合法的代表。」類似搖擺的國家還有賴索托、中非共和國、尼日、布吉納法索、甘比亞等國。

沿著美蘇冷戰的框架,兩個中國激烈爭奪著己方政府在非洲的代表權,競相砸下重金。1990年代,中國在非洲的援助承諾增長了68%,台灣也不遑多讓。但此時台灣已經實現民主轉型,動輒破億的「凱子外交」引起民間反彈,「有錢灑給不知名的小國,為何不拿來做學童營養午餐?」成為民眾常見的抱怨。

台灣金元外交後繼乏力,中國在非洲的外交與經濟布局,卻逐漸長驅直入。中國前外交部長錢其琛,自1989年開始,每年一月都會對非洲國家進行例行訪問,六年之間,共訪問了36個非洲國家,之後歷任外交部長也蕭規曹隨,打下外交基礎。除了外交部長的例行性訪問之外,中國歷任國家領導人也不吝出訪非洲,當世人逐漸遺忘「六四」事件,中國在非洲的寒冬也宣告回暖。

在經濟上,中國政府將援外與工程承包相結合,從援助預算中直接貸款給中國企業,以支持他們到國外獨立承包專案。中國建設公司來到非洲援建後,留下一班合法或非法的移民,他們會一個個拉著老鄉過來,中國城逐漸蔓延開去。

德國全球與區域研究中心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Karsten Giese曾在2011年、2013年兩度前往達喀爾,對當地中國商人店舖進行研究。研究發現,當地的中國人聚集往往都是家族式的,至少有五個河南家族、兩個福建家族,也有來自浙江、湖南或上海的移民,他們或因承包工程、或因遠洋漁業來到此地。

全長兩公里的百年大道,原本被達喀爾規劃為高級住宅區,然而經濟危機之下,住戶開始把房子租住逐漸到來的中國人,到了2000年中期,已經有超過八成的住宅都變成了店鋪,當地人如今暱稱它「河南街」。開店的河南人,一個拉一個,賣些低價的民生必需品、運動用品、首飾、仿名牌包,「中國城」就此成形。

另一邊廂,台灣卻在國際現實與選票壓力下,一步步自非洲大陸撤守。2016年,新任總統蔡英文上台,聖多美普林西比宣布與台斷交,結束自1997年來的邦交關係,數天後即與中國建交,被視為中國給蔡政府的下馬威。外交專家估計,台灣面對的這一「拔樁危機」,可能才剛剛開始。

全新的足球場邊,擴張中的漁企聚落

幾內亞比索首都,比紹港,當地居民到漁港買魚與離島居民自釀的棕櫚酒。
幾內亞比索首都,比紹港,當地居民到漁港買魚與離島居民自釀的棕櫚酒。

當地人在路上看到東方面孔,便會用法語大叫China、China,更熱情一點的,就指著遠方的足球場,「足球場、中國!」雙手豎起大拇指。

而另一個同樣位於西非漁場的小國,幾內亞比索,同樣與「兩個中國」都有搖擺建交、斷交的另類情緣。1974年,幾內亞比索選擇與剛加入聯合國沒多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在1990年,幾內亞比索宣布將與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此舉自然招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斷交」處置。但在1998年,這個前葡萄牙統治的殖民地,再度琵琶別抱,與台灣斷絕往來。

幾內亞比索首都比紹位於出海口,要在河道上航行四個小時才能抵達。沿途小島白沙細軟、風光明媚,既有「福爾摩沙」島,也有知名的度假勝地比熱戈斯。淤積的河口泥沙帶來豐富的微生物,讓此地海域成為漁船的聚集所。中國大使館稱它為西非最好的漁場。

顏俊分析,西非這幾個國家,「只有塞內加爾比較有開始真正在執法。」他偶爾也替新來的廠商問問,怎樣才能申請捕撈證,但近年標準確實越收越嚴,「一切都有規矩,撈什麼魚?船多大?噸位?現在都問得很清楚,一項一項來。」顏俊與幾家水產公司的幹部都公認,幾內亞比索管得最鬆,是真正的法外之地,「可能還有一些機會。」

在這個西非最豐腴、管得最鬆散的漁場,中國做了不少投資,最經典的是比紹的足球場。受歐洲影響,比紹人人喜愛足球,這裏街上的每個酒吧、雜貨店的路邊電視不分晝夜地直撥足球賽事,幾乎不播放其他球類運動。

2016年,比绍在非洲盃預賽中,力抗剛果、肯尼亞等非洲強隊,排名小組第一,首次晉級非洲杯決賽,舉國上下的民族熱情貫注於足球。可想而知,中國送的這個足球場是如何打動人心,更何況還附送永久維修,簡直如天使。

2016年,中國花費了81萬美元,替幾內亞比索修復了獨立日體育館(24 de Setembro)的電力系統。體育館內有全國唯一的自然草皮足球場,可容納15,000名觀眾,由中國在90年代建造,歷任總統的就職典禮都在這裡舉行。

一年前,這座球場的銅製電纜曾遭竊轉賣,致使足球場整個停擺,當地居民沮喪不已。中國修建球場的舉動因此令市民欣喜若狂。當地人在路上看到東方面孔,便會用法語大叫China、China,更熱情一點的,就指著遠方的足球場,「足球場、中國!」雙手豎起大拇指。

獨立日足球場的隔壁,就是比紹最大的漁港。傳統小木舟熙來攘往地卸魚,中國漁企亦沿著足球場周邊,漸漸蓋起一排漁獲冷凍庫。當地頻頻發生電力不足、漁獲腐爛的尷尬事故,招來中國幹部連聲抱怨「什麼冷庫,進去都不用穿外套的,也叫冷庫?」但足球場邊的漁企版圖仍逐日擴張,訪問某位中階漁企幹部的那一天,他突然匆匆離席,「對不起,我得先去拿(新廠房)圖給工人。」一間間的冷凍庫、加工廠逐棟出現在當地的地平線上。

一個黑瘦的挑夫熱情地對我說:「現在我們這個機場很小,但是明年,中國人會再來蓋一個,新的。下次你來,我們會有大的、新的機場,歡迎再來!台灣!」挑夫不知道,他的歡迎聽在台灣人耳裏,感慨萬千。

除了足球場,幾內亞比索的國際機場也是首都市民的國民信心重要指標。一個黑瘦的挑夫熱情地對我說:「現在我們這個機場很小,但是明年,中國人會再來蓋一個,新的。下次你來,我們會有大的、新的機場,歡迎再來!台灣!」

挑夫不知道,他的歡迎聽在台灣人耳裏,感慨萬千。替幾內亞比索蓋起這「小而舊」機場的,正是中華民國,而且還是由曾經歷過兩岸內戰的老兵們──「榮民」工程公司所建。

榮工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榮工,其前身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源於1950年代為輔導隨國民政府來台的退伍軍人就業而成立。為達到此一目標,其輔導條例曾規定榮工處可優先議價政府重大工程,同時也以「援外」為名,在海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程公司競逐第三世界工程基礎建設標案。

1991年,幾內亞比索仍是台灣邦交國,按照「中」幾兩國所簽訂之貸款合約與備忘錄,台灣榮工處接受外交部委託,與幾比政府簽訂承攬合約,建造國民住宅、國會大廈、航站大廈與機場公路四項工程。

這是幾內亞比索當年少見的大型建案,施工前線困難重重。根據榮工處當年記錄指出,當年幾比基礎工業落後、物資缺乏,鐵釘螺絲等基本物資必須從國外進口,空心磚也要自行設廠製作。

榮工在幾內亞比索施工之外,也教導當地工人生產石材、混凝土磚塊,他們的施工口號是:「既送魚、也教他們釣魚」。在記錄中,甚至記載到「榮工處所派遣之施工人員,曾於賴比瑞亞經歷戰亂,施工期間也遭受暴徒搶劫導致多位人員受傷,但仍無法阻止榮民員工完成工程之決心。」字裏行間洋溢信心與樂觀,一派大國風範,與中國如今熱映電影《戰狼2》中描述的情形如出一轍。

不過,很快地,隨著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MEC)即將承包幾內亞比索的新機場擴建工程,中華民國在西非的痕跡漸漸煙消雲散。

如今,台灣人對西非邦交國的認知,除了近年來的「伊波拉病毒肆虐」,或許就是驟然斷交(且名字太長不好記)的聖多美普林西比。有年紀稍長一點的人,仍記得塞內加爾足球員到台灣交流、卻被記者偷拍到夜間召妓的新聞。西非大地的其餘部份,在台灣的視野中,已逐漸模糊。

一位非洲裔的捕魚工人在中國投資的漁船上工作。
一位非洲裔的捕魚工人在中國投資的漁船上工作。

後記:「你們剛走的那幾年,才叫好吃」

好吃?你們台灣農技團留下來的!當初斷交時撤得匆忙,留下兩塊韭菜田,我交給當地人幫我管。

「東京酒家」老闆顏俊

這份「模糊」也如實地反映在東京酒家的餐桌上。台灣曾經的強項「鮪魚生魚片」,如今也被中國水產公司步步進逼。「中水最近在這一帶抓了一批藍鰭金槍魚,做生魚片,好吃。」一位小型漁企幹部如是說。他手機照片上的鮪魚生魚片油花均勻、肉色鮮亮,看來確實美味。

顏俊倒是不甚在意。對他來說,無論外交上定義的什麼中國,總歸是人人都想吃炒飯、宮保雞丁、清蒸魚、糖醋里肌。在距離亞洲十萬八千里遠的塞內加爾,中國餐桌就是華人心中的天堂。只要能站穩腳步,是盤穩賺不賠的生意。

顏俊已經打算整修餐館,不再進貨,他堅持「今天的雞肉不夠新鮮,我出盤螃蟹給你們,反正是船員送我的,不用錢。」過了幾分鐘,四五隻螃蟹慷慨上桌,蒸得燙手,顏俊貼心準備了一小碟烏醋,讓我們沾著吃。

螃蟹肉有點消瘦,想下班的非洲廚師炒菜有些沒心沒意,火候不夠,就吃這頓晚餐而言,我們確實是沒趕上最好的時候。最令人驚艷的一道菜卻是煎餃,韭菜清甜、餡料鮮美,我們幾個亞洲旅客快樂地一口咬下,肉汁滿溢。

「好吃?你們台灣農技團留下來的!當初斷交時撤得匆忙,留下兩塊韭菜田,我交給當地人幫我管。」顏俊笑著說,「好吃就多吃幾個吧!其實交給非洲人,還是一年一年種難吃了,你們台灣剛走的那幾年,才真叫好吃!」

時光洗去韭菜的台味,也將淘汰台灣曾援建非洲的痕跡,換上中國給的新衣。

(註:顏俊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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