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從前，政治經濟的重心在歐美，各國都嚮往「西方化」；但未來美國國力衰頹、歐盟政經混亂，西方強權再也無力主導國際事務，財富與權力將加快移往東方。
《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新書中，面對東方大國的迅猛發展，大膽推測未來三十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新的世界重心。本文摘取新書第二、三、六、七章內容，詳述作者對全球格局轉變的看法。
《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一書，以作者多年走訪各國的外交分析能力，評估如今中國崛起、美國與歐盟逐漸衰退的情況下，國際政治情勢將產生何種變化。從東亞的中國、日韓、東南亞，及印度，到美國、歐洲、中東、俄羅斯，甚至非洲與中南美洲，都做出全盤且獨到的分析。
拉赫曼以一場習近平接見外賓、氛圍卻宛如蠻夷晉見古代皇帝的外交盛會，展開了論述中國崛起的序幕。他絲絲入扣地描繪了亞洲各國如何被捲入中美兩大強國的角力，並在東方化的過程裡各自謀求最大利益。而衰退的歐盟、安穩如化外之境的澳洲、以及無力表態的德國，也在這場強國競逐中各佔一席之地。
拉赫曼相信「修昔底德陷阱」必將出現，新興強權中國和既有強權美國終將一戰的人就愈來愈擔心。但在網際網路、核武、人工智慧和全球暖化的年代， 還相信國家會繼續按照古希臘時代的行為模式發展，也未免太宿命論了些。二十一世紀在政治方面的一大挑戰，將是如何以符合人類共同利益的方式，來管理東方化的過程。
迅速崛起的中國與全球秩序的重塑
中國和日本都昂首遙望太平洋的彼端，試著揣度美國的實力和立場。兩國都知道，美國很快就要讓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寶座，以及歐巴馬政府亟欲削減軍事支出，因此他們都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持久力存疑。這些問題美國一目瞭然，也決定要給予強而有力的答覆。就如二○一一年十一月，歐巴馬總統在一次以亞洲為題的指標性演說中所言:「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太平洋地區之事，美利堅合眾國會全面參與。」總統這句鏗鏘有力的聲明反映了華府的一 個兩黨共識:如果美國還要做全球霸主，就必須繼續在太平洋地區稱雄。喬·奈伊認為，美國斷不可能接受西太平洋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因為「若這樣回應中國的崛起，將摧毀美國 的可信度」。史坦柏格、阿米塔吉、哈德利及奈伊組成的代表團的核心目標，就是向中國及日本保證，美國無意抽回自身在亞洲所扮演的軍事霸權的角色。
但在華盛頓的菁英決策圈之外，不少學界人士擔心美國正踏上一條危險的道路。最敢直言的莫過於澳洲學者休·懷特(Hugh White)。曾任情報官員的他，也曾在一九九○年代和負責太平洋安全的美國人密切合作。對懷特來說，美國正面臨犯下悲劇性錯誤的時刻，這個錯誤將「導致美國在戰略上與中國長久而激烈的敵對，除了要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也有引發災難性戰爭的實質風險」。
諸如此類的憂慮在美國親密的盟友之間並不罕見。倫敦的官方說法是美國的全球霸權將長久持續下去，但在枱面下，一些思慮較深的英國官員就沒那麼肯定了。二○一二年，一位英國長輩告訴我，他相信下一代最主要的挑戰將是如何處理世界的變遷:從美國主宰的世界，轉變成中國才是首強的世界。
很少美國學者或官員敢如此口無遮攔地描述局勢，但不少人願意承認，對整個世界來說，現有強權遭到新興強權挑戰的年代，是危機四伏的時刻。
喬·奈伊的哈佛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除了以「修昔底德陷阱」之論吸引華盛頓和北京領導人的注意，也統計了自一五○○年以來，十六次新興強權挑戰既有強權的局面，其中有十二次演變成戰爭。
其他研究過強權興衰的著名學者，認為戰爭發生率比艾利森的推算更高。史丹佛大學的伊安·摩里士就爽快地指出:「像中國起飛這種等級的地緣政治變遷，每一次都伴隨著大規模的暴力。」
……
在多數資深中國觀察家的眼中，中國這般毫不避諱地展現維護亞太地區核心地位的慾望，一點都不令人意外。二○一五年逝世、和歷任中國領導人皆私交甚篤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始終相信中國最終一定會試圖重現它的歷史榮光。他主張:「中國有長達四千年之久的文化，有十三億人口，他們很多都是非常有才華的人......他們怎麼能不渴望成為亞洲第一，繼而成為世界第一呢？」 這種中國是亞洲的「中心王國」、其他地區皆以其馬首是瞻的想法，深植於中國的歷史之中。考慮到中國的歷史、幅員和經濟活力，只要國家變得富裕而有自信，「韜光養晦」絕對可能讓位給更強勢的政策。
在習近平上台之際，已經有不少新的思維和政策可供他援引做為強勢外交政策的基礎了。其中有三種相關思想格外重要:民族主義受欺凌的感受、對中國相較於美國的實力愈來愈有信心，以及對於中國國內政局安定和西方可能暗中破壞的深刻恐懼。
《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
出版時間：2017年8月
出版社：時報出版
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中國領導人與民族主義
在個人方面，中國領導人也對西方所提供的事物表達強烈的欣賞。習近平的女兒用假名在哈佛大學唸書;曾被視為習近平的對手，後因貪腐和謀殺案件垮台的民粹領導人薄熙來，特別擅長民族主義辭令，但那並未阻止他把兒子送去哈羅公校(Harrow School)，即邱吉爾的母校，然後再送往牛津和哈佛。
也有人認為，中國領導人也許私下和民族主義的論調保持距離，但仍有落入其圈套的危險。這個理論認為，中國用民族屈辱和復興的故事撫養了一整個年輕世代，一旦來到和美日的決裂關頭，沒有哪位中國領導人能打退堂鼓。中國領導人深諳中國史，他們一定記得: 一九一九年，信奉民族主義的學生因不滿國家領導人接受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 群起示威，間接促成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不過，也有跡象顯示，許多中國領導人本身支持民族主義圈子盛行的某些陰謀論和反西方論。在一部重要的中國民族主義研究《勿忘國恥》中，學者汪錚主張，中國的高階領導人都有內化的民族主義思想，也深深懷疑西方的意圖。一九九九年，北約轟炸貝爾格勒中國大使館之後，中國領導人曾召開秘密會議，而汪錚在書中大量引用從那場會議流出的討論。私下，沒有一位領導人接受美國「轟炸純屬意外」的解釋，所有人都認為那是蓄意挑戰中國的國家尊嚴，甚至有人覺得那是激怒、顛覆中國的計謀。汪錚的結論是:「這些領導人不只善於教育和操控人心，也對自己的新意識型態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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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初次橘色革命十年後，烏克蘭發生第二次革命，這又為中國官員對顏色革命的被害妄想添了一把火。中國官員似乎是發自內心接受俄羅斯對烏克蘭起義的看法，指責那其實是美國人籌畫，使用他們所有窮兇極惡的工具，包括網路和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 ( NGO)。在烏克蘭革命後不到幾個月就爆發的香港抗爭，似乎驗證了北京最深的恐懼。從中國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那就像顏色革命的技巧已輸入中國大陸，危險至極:靜坐抗議、學生、外國電視台的工作人員、運用社交媒體，以及採用動聽易記的「品牌」名稱--「雨傘革命」(因為當時香港經常下雨)。
震驚於香港的抗爭，北京政府開始提高警覺，慎防西方顛覆。二○一五年年初，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對全國大學發布一道政令，聽來像是來自毛澤東思想全盛時期:「別讓宣傳西方價值觀的教科書進入我們的課堂，」部長大聲疾呼。「我們絕不允許任何攻擊或詆毀黨內領導及社會主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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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政下，防火牆愈築愈高，藉此壓制已對大學、部落客和電視節目表造成影響的西方勢力。
大學教授埋怨再也不能上《紐約時報》做研究，涉足自由政治的人受害則更慘重。據人權組織報告，在香港示威抗議後，數百名民運人士和異議分子遭到拘留，外國非政府組織也受到更嚴密的監視和更強大的壓力。隔年，壓力有增無減:二○一五年七月，中國大規模圍捕民權律師。雖然多數旋即獲釋，但其寒蟬效應不言而喻。
足以制衡中國的力量：印度
美國在亞洲，一如在中東和歐洲那樣，正面臨兩難的困境:它的亞洲盟友需要山姆大叔的軍事保護，自己卻顯然不打算精進防禦。東南亞國協會員國共有五億人口，假如這個聯盟能以堅定、團結的集團之姿參與全球事務，必能強而有力地與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分庭抗禮。但事實上，在此集團中挑撥分化，對中國並非難事。
如果樞軸不足以讓亞洲的中型強權，例如澳洲、越南和菲律賓安心，還有什麼可以用來平衡崛起的中國的力量呢？對許多西方戰略家來說，答案昭然若揭，就是印度。
身為世界上唯一另一個人口超過十億的國家，印度可和中國並列為亞洲超級強權。
為強調亞洲的戰略思考不可將印度排除在外，澳洲戰略家羅瑞·梅德卡爾夫(Rory Medcalf)推廣「印度太平洋」 (Indo-Pacific)區域的概念，而不只是討論東亞或亞洲太平洋地區。印度太平洋的觀念強調印度的重要性，因此挑戰了這個地區必然要以中國為中心的概念。這也突顯了印度洋和南海的核心地位，讓澳洲人感覺沒那麼孤單了。與其孤懸於亞太地區的邊緣，澳洲可以自稱為廣大的印度太平洋區域的中心，雄踞於美國和印度兩大民主政體之間。
印度太平洋的概念固然吸引人，但印度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做為強權的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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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掙脱中國的桎梏，是納倫德拉·莫迪執政第一年的一大重點。當習近平於二○一四年九月訪問印度(這是九年來第一次有中國元首正式訪問印度)， 印度人竭盡所能讓他賓至如歸。這位中國領導人並非從德里展開行程，而是先獲邀至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兩位領導人先拜訪甘地的靜修所，熱情地就經濟合作議題交換意見，習近平指出，世界的工廠(中國)和它的後勤部門(印度)是天作之合。但就在中國元首在艾哈邁達巴德(Ahmedabad)及德里和印度人民握手之際，中國部隊已越過邊界，進入阿魯納恰爾邦的爭議領土。這起事件讓印度人備感困惑和不安。中國這次部隊入侵有可能是地方指揮官發動、而習近平不知情嗎？或者這是中國國家主席本身刻意要傳達的訊息？幾個月後回想這起事件時，印度一位最資深的外交官做了結論:「中國部隊滯留三個星期，這絕非偶然。」 北京欲藉此傳達的資訊只可能有一種解讀，就是威脅。
中國部隊趁習近平訪問期間入侵一事，促使印度的外交政策向西方傾斜。在德里主張印度必須和美國尋求更緊密合作的人士，很快就有了表現的機會。就在習近平訪印兩星期後， 莫迪首次以總理身分訪問華盛頓。對一個多年來被美國拒於門外的人來說，他獲得相當熱烈的歡迎，歐巴馬撥空親自帶印度總理參觀馬丁路德金恩紀念碑。四個月後，德里和美國的新特殊關係加蓋了印信:歐巴馬訪問印度，成為史上第一位蒞臨印度共和紀念日(Republic Day)慶典的美國總統。莫迪似乎相當陶醉在和美國總統新營造的親暱氛圍中，他除了在飛機跑道上擁抱歐巴馬，還頻頻在聯合記者會上直呼歐巴馬的名字「巴拉克」。
在行禮如儀之外，也有實質的東西，那就是兩國發表了意在吸引北京注意的聯合聲明。 那華麗的開場白是這樣的:「身為世界兩大民主政體的領導人......我們商定了這個區域的『共同戰略願景』。」但最惹人注目的一句還在後頭:「我們強調捍衞海事安全和確保航海自由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南海。」透過這項聲明，美國和印度基本上已經聯合起來，共同抵抗中國在海上迅速膨脹的野心。
但到了二○一五年，除了是制衡中國的戰略要員，印度本身也愈來愈重要了。《大預測》的作者阿文德·薩博拉曼尼駁斥印度將在未來二十年內追上中國的概念固然正確，但放眼二○五○年的世界，印度很可能身兼世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最大的經濟體。
儘管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是環太平洋崛起為全球經濟新核心的年代，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環印度洋(連結印度和成長迅速的非洲大陸)的崛起，很可能是全球經濟動能的下一個中心。
正因抱持這個想法，未來學家漢斯·羅斯林喜歡推薦投資人購買索馬利亞的濱海房地產。
有朝一日，印度或許將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支點的概念，突顯了這個論點:東方化的故事內容絕不只是中國，其實也絕不只是亞洲。政經權力由西向東的轉移，正重新形塑整個世界。
（編者註：文中譯名均遵原書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