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都流到哪去了？」
「它們被清理乾淨了嗎？」
「怎麼清理的？」
這些問題是塔維拉（Donovan Tavera）青春期時最在意的事。12歲的一個週六下午，塔維拉家附近發生一起車禍，他看到死者躺在墨西哥玉米捲餅攤旁，血汩汩流進排水溝。自此，這些問題就不斷在塔維拉心中盤旋。
他試着向父母追問，直到父親終於不耐煩朝他大吼，他也還是沒得到滿意的答案。車禍隔天，捲餅小販用肥皂水清洗血漬，到中午便恢復正常營業。人們就站在屍體曾經躺着的位置大啖玉米捲餅，沒有任何儀式，這事好像就此隱形一般，塔維拉覺得很難過。
「我決定，就算沒有任何人在意這些事，我也要來關注它。」
他把整個青春期耗在圖書館與自家車庫中自學死亡的過程、屍體的變化及法醫使用的藥物等。17歲時，當他用自己研發的配方消融了自己製造的假血時，他知道，他有當犯罪現場清潔員的潛力。
當時在墨西哥，幾乎沒人聽過這項職業；事實上，即便43歲的塔維拉如今已成為首位獲得政府認證的犯罪現場清潔員，真正重視這件事情的人也不多。
自學研發370種犯罪現場清理配方
在塔維拉由雜物間改裝的實驗室裏，他為清除謀殺、自殺、火災及棄屍等不同現場的痕跡，發明了高達370種化學配方，並不斷改良。塔維拉解釋，其他的清潔公司或家庭清潔工只用漂白劑和水清理現場，客戶也相信這樣就夠乾淨。但在塔維拉看來，這是欺騙。因為即使污漬與氣味消失，假使沒有使用其他化學洗劑加以處理，現場仍可能有結核病、愛滋病、肝炎等疾病的傳染風險。
我到現場前會先問發生了什麼、屍體在哪。我也需要問死者是否生病、有沒有感染的可能，這樣我才能事先規劃。
為此，他要先了解事件發生的具體信息，為不同狀況做準備。例如心臟被刺者的血液有時會融合心包液（pericardial fluid），需要特定的清洗配方；槍擊現場則可能因子彈穿過身體組織而讓飛濺的血液滋生各種細菌；而棄屍或用領帶自殺者，或許會分泌出酸、其他體液或是排出糞便，那又是不同狀況。
每次穿上防護衣開始清理，一連串的工作會讓塔維拉沒時間分心。首先，他擦掉乾燥殘留物，然後添加配方殺死細菌，若已有動植物或真菌形成，他會溶解這些物質，再消毒現場的垃圾和污染物。最後他動手清洗現場，直到房間看起來像新的一般。
刷洗心理負擔：我來、我工作、我消失
但塔維拉很快便認知到他清理的並不只是案發現場，還有事件相關人士的心理負擔。死者家屬總是非常悲傷且脆弱。為此，塔維拉讀了很多社會學和心理分析的書籍，確保自己能在這短暫而幽微的互動中，以正確方式對待他們。塔維拉在這方面很用心，他的不少工作常是經由客戶的良好口碑得來。
也正因塔維拉是犯罪現場的最後參與者，死者家屬常將他當做心理諮詢師。塔維拉表示，一開始會受客戶情緒影響，但如今已經懂得禮貌傾聽，繼續工作。
「我來現場、我工作、我離開」，他這麼描述。
而在工作完成後，塔維拉能清楚感受到家屬的心情似乎也解脱了。他形容稱，特定事件會在空氣中留下情感的痕跡，他稱之為「創傷原子」（atoms of trauma）。例如某次墨西哥中產階級社區 Colonia del Valle 發生殺人事件後，他可以感受到空中有蒸氣、有受害者的無力與恐懼以及加害者的憤怒，還有所有相關人的痛苦。在他來到現場前，人們都必須煎熬地與這個場景共存。
我的目標是讓每一個我工作的地方看起來像是沒發生過悲劇一樣。
當現場清理完畢後，這些都消失了。塔維拉說，警察將完成調查工作並重新開放案發地點稱為「解放現場」（liberating the scene）。而在他眼中，每當客戶在他清潔完畢後來到現場呼吸空氣，無須再重温當時的創傷而承受情緒衝擊；每當他們緊皺的眉頭放鬆，或忍不住哭出來時，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心情的轉變。雖然悲傷尚存，但至少負擔已稍稍解除。這讓他覺得到那一刻，現場才真正解放，悲劇似乎漸漸成為遙遠的記憶。
面對如此沉重、混亂的場面，塔維拉說他將清潔視為一場儀式，讓他得以處理混亂。他在工作時總是戴上耳機播放華格納（Wilhelm Wagner）的歌劇「崔斯坦和依索德」（Tristan and Isolde by Wagner）與重金屬音樂。一來是音樂得以讓他全神貫注，二來是當他穿上工作服並戴上換氣扇時，能夠從這份工作中感受到某種英勇的召喚。
塔維拉也遭遇過衝擊，他回憶處理過最慘的案子，光憑現場的血跡便能想像死者臨死掙扎的面貌。這種時候，他會開車到墨西哥城的獨立天使紀念碑，尋求內心平靜。他也喜歡在空無一人的夜晚兜風，進入一種靜謐的狀態，彷彿周圍的一切都消融了。
開車回家的路上，塔維拉喜歡聽播放墨西哥老歌的老式調頻（AM）電台，因為那裏不會有新聞，他可以假裝處在一個更單純的時代、一個更單純的國家裏。
雖然走出車外，現實的危險總是緊追不放。
混亂的墨西哥社會、經濟困難
在墨西哥，鑑識科學正蓬勃發展，每年有數百名學生在著名大學及私人機構攻讀相關課程，但這遠遠跟不上暴力橫行的速度。
根據墨西哥國家公共安全系統（SESNSP）統計，2016年上半年，墨西哥每天有57人死於暴力，比去年同期統計增加了15％。而墨西哥國家統計、地理及資訊局（INEGI）則指，向當局通報的所有犯罪案件中只有1％獲得解決。
談起自己的國家，塔維拉感歎，在他當犯罪現場清潔員的16年生涯裏，他看見墨西哥城乃至整個國家變得愈來愈冷漠。他清理的屍體有時死後被遺忘在住所中長達幾星期、甚至幾個月，才被人發現；鄰居說，只有屍臭開始通過牆壁傳到他們家裏時，才意識到死者的存在。
塔維拉指出，相較以前，他得清理更多自殺現場，而其中有更多悲劇肇因於經濟問題。墨西哥政府調查指，幾乎半數墨西哥人都生活在某種程度的貧困中，而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則將該國的個人債務排名列於全球第14位。墨西哥政府將國家石油公司私有化並未帶來預期的經濟刺激，貨幣也在持續貶值。
我告訴你，工作本身並不困難，困難的是沒有工作。······有些人工作是為生活，有些人生活是為工作，對我而言，兩者皆是。
也因此，儘管墨西哥最暴力的城市阿卡波可（Acapulco）的太平間冰櫃內已經擠滿比可容納量多出1倍的屍體數量，塔維拉同樣因為國家整體的惡劣經濟，而面對財務問題。他說，2015年的聖誕節後，銀行賬戶上就已經沒有任何存款，接不到任何案子，到2016年這種情形又持續更久，讓他感受到無比的壓力。
對工作的執着及熱情使他在空閒時反而更覺得無力。在沒有工作的那些月份，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知道他必須保持冷靜，活在當下，就像工作時一樣。但即便聽着喜歡的音樂，做着教自衞課的兼職，他也只有與妻子和女兒一起時才會感覺好些。
這也與塔維拉的堅持有關：他不接沒有司法部門正式批准的案子，只有當局發出許可文件後，他才進入現場工作。塔維拉說，好幾次有人以高價請他「善後」，他表明原則後，對方立馬掛上電話。
堅信這是一項專業
讓塔維拉的，或許還有這個國家無法給他這份工作同等的重視。當塔維拉把名片放在警察局，向人解釋他的工作內容時，官員們總是戲謔地看着他，像是他在做些不重要的事。而假如後來警察打電話給他，他還必須打折扣。在墨西哥，他收費最高的服務，如處理多重謀殺或是長時間分解，大約400美元，扣除配方材料費、交通費及助手人事費，利潤並不高；但在美國，價碼可以拉到2000美元。
監督墨西哥法醫科學的組織 Mexico City Court Service 主席 Edgar Elias Azar 認為塔維拉做着重要的工作。他表示，假如人們認識到塔維拉的工作在預防衞生風險上的價值，法醫清潔會被更加重視。但他遺憾地表示，目前塔維拉是他們唯一的人才。
「但是我明白我的角色，我必須成為追隨者的榜樣，很快，人們就會相信我們的價值。」塔維拉認為，正因為他是這領域的先鋒，所以必須成為最好的那個，為此他需要做出許多個人犧牲。
他表示，即便腐敗與有罪不罰使得暴力在墨西哥繼續猖獗，但照顧死者、照顧被遺忘者，仍是很重要的一個使命。
「我願意改變整個國家，但清潔是在我能掌控下，能帶給這世界一小部分的唯一貢獻了。」他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