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上篇已於2017年5月10日刊出，點擊此處可閱。
「我一直想做個公正的律師。原以為所有的律師都在賺錢。到北京後，才知道，也有不喜歡錢的律師，」伍雷被許志永的理想主義追求吸引。許是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畢業，曾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中與其他兩位博士一起上書全國人大，最終推動了備受批評的收容審查制度的廢止。伍雷認識許志永那年，許正在推動大陸的教育平權、反暴力拆遷等行動。
伍雷參加了其中的反暴力拆遷團。在這段時間裏，他接觸了大量訪民，包括「樂平案」的父母等冤案家屬。在他的記憶裏，彼時的北京，氛圍比較寬鬆，常常有各種講座，也活躍着很多維權律師。
2009年，因代理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主抓的打黑案件，北京律師李莊在重慶被抓。這件事情深深觸動了伍雷，「可以說，沒有李莊被抓，我還只是為一些事情打抱不平而已。而此後我會想，重慶怎麼對律師這樣？李莊被判刑的那天，（我）是第一次對法治失望。那時候，幹別的都沒有意思了。」他和大陸很多律師一樣，以社交平台微博為陣地，投入對重慶的批判中。
2011年，李莊案進入「第二季」（註：李莊因所謂「律師偽證罪」被判刑後出獄前夕，重慶當局又以所謂「漏罪」為名對其二次追訴），法庭外現場的很多照片都是伍雷拍的。他同時寫了大量的博文，包括給王立軍的公開信等。和很多中國律師一樣，經過李莊案，伍雷開始關注整個律師行業，他甚至認為，從此時起中國律師開始真正形成了一個共同體。
2011年6月，廣西北海「11·14殺人拋屍案」的四位辯護律師在當地被抓，涉嫌罪名是「妨害作證」，這引發全國範圍內律師的關注，並演變為北海事件。先後有二十多名律師趕赴北海，聲援支持同行，參與辯護。彼時還不太懂刑事辯護的伍雷，找到大陸刑訴法學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先生，在北京開會研討北海案。
「就這麼稀裏糊塗地一下，一腳踏入到刑事辯護圈裏去了。」那段時間，伍雷與數十位趕赴北海的律師團同仁，感受風雲激盪，在兇險的環境中，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打……由此對中國刑辯律師的處境有了深切的體認。
此後的「貴州小河案」，在貴州省貴陽市小河區法院的法庭上，三、四十位律師協同作戰，就一起被指控為「黑社會性質集團犯罪」的案件進行無罪辯護，讓伍雷徹底感受到了刑事辯護的魅力。他體會到，「最高價值還是救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小河案中，中國「死磕律師」這個稱謂正式登場。
「死磕」，背景是刑事辯護在中國的艱難。律師們用一些非常規的辦法，包括用自媒體直播現場等方式，和司法部門「較真」，這種做法，得到叫好，也受過一些質疑。而伍雷，至今沒有為作為一名「死磕律師」後悔過。在一次次「較真」司法程序的過程中，他也和法庭產生過對抗。他記得一次開庭，法官晚到40分鐘，並和檢察官一直在竊竊私語。他現場提出一系列問題，質疑法官，還摔了杯子。最終，他被法警架着離開了法庭。
律師伍雷，就這樣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轉變。「脱胎換骨一般」，從此踏入刑事辯護的領域，為一個個具體的案子，「死磕」程序，成為「死磕律師」的代表之一，並漸漸成了冤案平反「專業戶」。
挑戰「中國式冤案」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是一處簡陋的小區套房。牆上除了那些他長期關注的冤案當事人頭像之外，掛着「 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只向真理低頭」的條幅。辦公室放着一個小滑板車，堵車嚴重的時候，伍雷會蹬滑板車回家。
2013年底，伍雷啟動「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是中國第一個民間洗冤行動組織。此前，他和幾位律師建立了「超期羈押案件援助基金」，關注被超期羈押者。在吳昌龍冤獄平反、被無罪釋放後，他們把這個基金更名為「吳昌龍基金」， 旨在幫助那些為「申冤」而身處艱難困苦的人。2014年被無罪釋放的念斌，是基金會第一位受益者。
吳昌龍曾蒙冤12年。他被認為是2001年福建福清紀委爆炸案的主兇之一，兩次被判死緩，案件幾經反覆，終在2013年5月被宣告無罪，獲得清白。他的平冤之路上，有多位律師的身影。2013年1月，伍雷和湖南律師楊金柱代理吳案之後，為了爭取對吳昌龍的會見，兩位律師買了紅薯送到福建省高院，諷刺法院院長「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並最終會見到了吳昌龍。
「近些年來冤案的平反，多少都和伍雷有關，」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說，「他非常勇敢。為了維護當事人利益，真是願意將自己置身於水火之中，包括靜坐、絕食，舉牌等等的『死磕』方式，他都用過，承擔了巨大的風險。」
「雖然我對個別『死磕律師』的業務能力並不欣賞，但對伍雷，我是由衷佩服，他業務能力不錯，最重要的，他把當事人的利益看得非常重，」另一位不願具名的律師這樣說。
2014年，「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團隊介入的多個案子改判。
2014年7月，24歲的歐陽佳被改判無罪。2009年，19歲的歐陽佳因被認定為一起持刀搶劫案的主犯而入獄，坐牢5年後被平冤。而曾經四次被判處死刑的念斌，也在2014年夏天等來了無罪判決。2016年底回家的陳滿，申冤20年，在徐昕的觀察裏，是伍雷組織研討會，確定申訴格局，竭力推動，最終促成陳滿被釋放回家。
伍雷說，導致這些「中國式冤案」的背後，是司法不公以及中國刑訴的一些痼疾。幾乎每個冤案背後都有刑訊逼供的身影。
2017年春節前，已被「停止執業」的伍雷到吉林見了金哲宏。1994年，金哲宏被認定為當地一起強姦殺人案的兇手，前後四次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至今已被關押了21年。他入獄後，父母憂恨而死，妻子改嫁，而他一直在堅持申訴喊冤，最終被伍雷的「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列為救助對象。
「拯救無辜者」行動啟動三年來，每年伍雷都會接到上百件的冤案申訴材料。對這些材料，他會和專家一起仔細研討，確定能否進入行動程序。「一旦確定，就意味着投入大量的精力。每一個案件，我們都要寄出大量信件。半年的快遞費用，就是三四千元，」他說。
曾經有一位醫藥行業的人大代表問伍雷，中國到底有多少冤案？伍雷說，「你的藥店裏有多少藥，我們就有多少冤案。」意指這是一個無法確認的數字。
「在一個還有政治犯的國家，冤案必然層出不窮」
伍雷說，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像陳滿、金哲宏那樣無人關注的案子。這些疑案的當事人，父母年齡大了，家裏沒錢，無力關注，就這樣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當事人可能已死，也可能在冤獄中度過一生。
從2014年到2016年，大陸有一大批冤案平反，但伍雷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勝利」。他認為，在當下的環境下，冤案的平反有太多的偶然性。以「樂平特大殺人案」為例，從10年前申訴，到2012年真兇出現，一直到今天，歷經一波波律師堅韌執着的「較真死扛」，還有當事人家屬的堅持，最終才得以昭雪。
「在這些喊冤案件中，律師代表當事人，有點像足球運動員一樣，不停地把球踢到法院門前，」伍雷說。但法院基於各方面的因素，往往會抱持比較保守的態度。相當多的「喊冤」案件並不能進入法院的再審程序。
伍雷舉例，有一次，他到最高院向法官彙報一起刑事案件。給一位年輕的法官說了半天，法官回了一句：「現在告訴你，基本事實清楚，回去做好當事人工作。」
「我急了。對法官說，你很年輕。我看出你還沒有顧上看案卷。任何一個受過良好法學教育、有良知的人，看了案卷之後，就會知道，這是一個冤案。」沒想到這句話觸動了法官。馬上問他，當事人的名字，真兇怎麼回事。聽他陳述後，最後說了一句：「打住。我收回剛才的裁定，我們會通知調卷。」
這件事讓伍雷感觸頗深。他說，雖然理解最高法院人手有限，但無論如何，人命關天啊。「冤案，在我們這裏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以及他們身後的家庭。可在司法程序裏，只是一個個數字，冰冷的。」
「我最痛苦的，是一些案子，辦案的人明明知道是錯的，最終因為各種原因，還會辦成這樣。」從事刑辯多年，伍雷還是沒有學會壓抑自己的感情。
他記得，有一次在吉林開庭，天黑時才宣判。站在辯護席上的他，離女法官很近。「我都能感受到她宣讀判決書時的不自信，以及委屈。很久之後，一位和她很親近的人告訴我，這個女法官在宣判後回家痛哭了一場。事實上，她曾答應過我們公正審理，但她沒有做到。」
「司法改革勢在必行。作為律師，我們即使不談政治改革。但至少你不能出冤案。冤案的社會危害性太大了，每個冤案背後，都可以說是一部寫滿血淚的長篇小說，」伍雷說。
但他也同時認識到，「在一個還有政治犯的國家，冤案必然層出不窮。因為，沒有言論的自由流通，沒有對權力真正的監督，冤案就不可能禁絕。」
念念不忘「7·09」 ，「大家都還在 」
2017年2月17日，伍雷正式向山東省司法廳提交行政復議申請，要求撤銷對自己「停止執業一年」的處罰。當天，他發了一條朋友圈，同時呼籲：社會各界應更加關注「7·09案」李和平律師、王全璋律師、謝陽律師、江天勇律師，希望他們儘快獲釋，回家與親人團聚。
3天前的 2月14日，王全璋律師被以「顛覆政權罪」起訴，他的妻子李文足、一直在抗爭着的「709」案家屬之一，在情人節這天，接到了這份「黑暗的禮物」。
對伍雷來說， 過去的這一年多，中國律師所遭遇的、承受的，「一日三省， 從來不曾忘記」。
他記得2015年的7月 。他當時在安徽蒙城參加長達近20天的庭審，為一起特大聾啞人盜竊案的第一被告擔任辯護人。數十名被告，日日不斷的持續開庭。他身體就要支撐不住了，「幾乎有瀕死的感覺。」
彼時，他的朋友們一個個被抓走。他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也被上門查抄，警方拿走了辦公室裏的案卷、投影儀等。
聽到消息的第一時間，他震驚之餘，又有恐懼。但隨之就坦然接受了可能要發生的一切。他在開庭，下面有「國保」人員（大陸監視、追查異議人士的國家安全保衞部門工作人員的簡稱）就在旁聽。「我隨時準備着，走下辯護席被抓走。」
最終，沒有人抓他，總算平安返回。
事後他想，或許是因為自己沾了冤民的光，一直在堅持為最冤屈的人奔走，「抹黑的成本比較高。」也可能，是自己當時「太認真」的一個回報。那近20天的開庭，幾十人的辯護席上，一直堅持下來的，幾乎就他一個律師。
「7·09」之後，伍雷沒有停止「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的工作。「7·09」家屬的抗爭，則日益受到世界的關注。2017年春節前，律師謝陽曾遭受酷刑的消息被曝光。
伍雷承認，「7·09」案對他所主持的洗冤行動也造成很大沖擊。「我們手裏唯一的本錢，是律師之間的聯絡支援。而『7·09』打破的就是律師的聯絡支援。」他舉例而言，過去如果有一個案子，大家一起研討，一起分析，會十分熱鬧。現在就案子本身舉辦研討會，都變得特別敏感而困難。
「律師不是麻煩製造者」
2016年，中國司法部修訂《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其中第38條規定，「律師不得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者借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譭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影響依法辦理案件。」
觀察者認為，依據這樣的規定，從2012年以來出現的、律師在一些案件中「死磕程序」的做法，都可能成為打壓律師的罪證。中國律師，在不斷衝撞現有體制的前沿，正承受着越來越大的壓力。
「可是，這一切對律師來說，有什麼損失？真正損失的，還是民眾，是那些喊冤的人。因為律師無法再幫助他們，他們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說。
但伍雷也認為，中國律師不會輕易被打散，大家其實都還在。隨着時間的推移， 「就像潮水退去，又要升起一樣。其實也是自然的事情。也如同大地震，對所有的人都造成衝擊，但地震之後，很多人又要回來，救人、生產自救，信心就在慢慢恢復。」
伍雷喜歡一部日本電影，片名是《這不是我幹的》。電影中，主人公說，「我通過這場審判，對法庭完成了一次審判。」伍雷覺得自己也是。就如同郭飛雄一案，不管對當事人，還是對辯護律師來說，都是如此，他有這樣的「內心確認」。
「當你突然發現身邊最優秀的人成為這個國家的壞蛋時，徹底顛覆了你的價值觀。他們才是真正的時代英雄，國家卻把他們送到了監獄，」伍雷認為，「我們的抗爭還遠遠不夠，付出的代價也遠遠不夠。」
他想起「7·09」之後的不久。有一天，他在家睡着，突然聽見「消防警察！消防警察！」的喊聲，朦朧中，以為是警察上門了，定神，才發現孩子在看電視，那是電視上的聲音。他一下子就想起滕彪多年前說的「克服恐懼」。那一瞬間，反而覺得坦然了。
「2017年，我的願望就是希望蒙冤的人能早日放出來。我答應過的當事人，也都會幫到底。我不會撒手，」伍雷說。
在「下崗」之後的這段日子，他有時也會陷入沉思：「冤案的發生，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律師對於國家的法治狀況，是不是也要承擔自身的歷史責任？自己苦苦推動的這些案件，是不是對法治的進步於事無補？」而這些「反思」，讓他痛苦，甚至有一絲焦慮。
徐昕則說，對今天的中國而言，正是那些有擔當的護法的律師，「讓我們看到中國這個社會，還是有些光明的。總有一天，人們會知道， 律師不是麻煩製造者，他們是推動這個國家文明進步的最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