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章詒和:與民主擦肩而過的故事,和誰細講?

中共建政之初,曾嘗試建立多黨派參政的聯合政府,直到1957年,毛澤東怒問「是要章羅同盟,還是要共產黨來領導?」獨立民主黨派,頃刻粉碎。


中國最接近「民主」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章詒和曾見過。2017年清明時節,將滿75歲的她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間咖啡室,銀髮,淡粧,拿著打印好又手寫改過幾遍的文稿,向端傳媒記者說起自己親見過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歷史瞬間。她後半生的光陰,都埋頭在這前半生的歷史裏,咀嚼、梳理、陳述歷史的殘酷與人的脆弱,記下美,與美的凋零。

從2004年的《往事並不如煙》(又名《最後的貴族》),2005年的《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2006年的《伶人往事》,2007年的《五十年無祭而祭》,2009年《這樣事和誰細講》,再到2014、15年陸續出版的女囚故事四則,她寫得越來越慢。2017年3月,她的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香港出版,過去十年的文字集結,仍寫史:「我寫得很慢,為許多人和事傷感……每個人都在沿途顛仆掙扎,身上千瘡百孔」。

「你要組黨,你一定要進監獄,對不對?」章詒和問。她的父親章伯鈞,是建國初期民主黨派的領軍人物,也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中國第一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57年以後,獨立政黨基本上沒有了,民主人士自己都不提我們消失了,」她說。一甲子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再無「獨立民主黨派」。這是一個「很殘酷,不便於言說的事實。」

但她不甘於哀歎。那些瘡孔是怎樣發生的?歷史的傷口癒合了嗎?哪些仍在流膿和疼痛?在書裏,在訪問裏,她和記者,就從中國曾與民主的近在咫尺講起。

建設聯合政府:中共要區別於國民黨一黨專政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過相對獨立的民主黨派的,1949年建政時至少有11個,成立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至49年12月,三黨合一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加上「中國人民救國會」解散,形成了「八大民主黨派」。

章詒和認為,「那個時候最優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質量的知識分子,都在(民主)黨派。」
章詒和認為,「那個時候最優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質量的知識分子,都在(民主)黨派。」圖:端傳媒設計部

章詒和回憶起:「那個時候最優秀的,最有能量的,最有質量的知識分子,都在(民主)黨派。」比如她的父親章伯鈞參與創建的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農工黨),前者主要由從事文教工作的中上層知識分子組成,後者由醫藥衞生界的中高級知識分子組成。

在國共爭天下時,民主黨派是「第三者」,至內戰末期,這些第三黨派大多因反對國民黨的腐敗而親共,且因此而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打壓禁制。他們也為中共提供了不少助力,如民盟成員、哲學家張東蓀,據章詒和介紹,對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城的保護,「作用是巨大的」。章伯鈞甚至曾指出,正是因為「第三黨」民盟的存在,才讓美國對中國的前途產生「錯覺」,放鬆了軍事力量的補充,使蔣介石很快垮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事宜,當時,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對此諾迅速響應,向毛澤東表示「曷勝欽企」(不勝仰慕),並迅速通電國內外。

中共建政,臨時憲法即在1949年9月29日,由民主黨派人士廣泛參與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這次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其中民主黨派、無黨派佔3人,56名委員中也有27人非中共黨員。之後任命的政務院副總理,4人中有2人,15名政務委員中有9人,34個部會院署行的正職中有14人。人民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展露雛形。

「反右派鬥爭是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徹底攤牌,」章詒和說。
「反右派鬥爭是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徹底攤牌,」章詒和說。圖:端傳媒設計部

章伯鈞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政務委員,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1949年10月到1954年9月,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交通部長。1949年6月到1957年11月,他是由民盟主辦、重新創刊的《光明日報》首任社長,並在1953年將該報轉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主辦,近30年後該報才明確由中共中央領導和主辦。

「中共要區別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它不能搞一黨專政,必須聯合其他政黨,以表達共產黨要建立聯合政府,不是一個黨奪天下,是讓眾多黨派共同享有成果,」章詒和如此解釋中共建政初期對民主黨派的態度。

「之後,作為工具使用(完),就可以丟棄。」她輕輕補充一句。但,這是致命風暴和經年累月之後回望才能得到的教訓。

面對權力的改造和利用,知識分子既是被迫也是自願

新奪天下的中共,已經歷過延安整風,善於「改造思想」,「利用」和「清理」異己,這一點,知識分子們並非不知——作家王實味的下場已為生死之鑒。但1949之後,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仍在歸順中觀望,在遲疑中徘徊,在憂懼中幻想。

章詒和不止一次談到,文人與統治者,歷來都是彼此仇恨又相互需要,然而,同是文人與統治者的毛澤東,將對知識分子的「敵視」發展到極端。

要求知識分子以「自我批評」的方式,暴露自己的「錯誤」於「黨和人民」,這種改造思想的模式,與新政權、新國家一同建立。從1950年的全國教育工作者會議提出,「知識分子思想必須改造」;到1951年毛澤東借電影《武訓傳》,狠批「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再到1951、52年間,肅清資產階級思想運動;1955至57年,「肅清反革命」運動。

「49年以後,知識分子就是一個改造和整治的對象,你要反覆檢討,反覆交代,反覆向黨交心,讓你在這樣的態度中,生出『原罪感』——『我是有罪的』,」章詒和總結。

梁漱溟、胡適、俞平伯、胡風……在這些運動中,無一倖免。

至於民主黨派,在中共官方的紀錄中,1949年底至1950年11月,「中共中央支持各黨派內部的進步分子對企圖脱離共產黨領導的言行作了堅決鬥爭,對一些右翼分子採取了『政治嚴肅,組織寬大』的原則」,「各民主黨派都作出清理整頓組織的決定」,原在國外及港澳等地的分支組織停止活動。

先清理,後安撫。1950年3月中至4月中,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對中央統戰部負責人表示,民主黨派「不是一根頭髮,而是一把頭髮(背後聯繫的人們),不可藐視」,「他當面不能說,背後一定說,結果就會鬧宗派主義,黨內也一樣」。周恩來則指出,「認為民主黨派會『給我們找麻煩』的觀點是錯誤的」,「不能把民主黨派搞成進步分子組織」,「多了一批幫手,不是很好嘛!」

在這種安撫中,中共也著力擴展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交叉黨員」,並着重吸收各黨派聯繫的代表性中上層人物。國庫還撥款給各民主黨派。從人到錢,滲透、依賴與控制共生。

凡此種種,並非不知。

章詒和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間咖啡室,銀髮,淡粧,拿著打印好又手寫改過幾遍的文稿,向端傳媒記者說起自己親見過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歷史瞬間。
章詒和坐在香港沙田的一間咖啡室,銀髮,淡粧,拿著打印好又手寫改過幾遍的文稿,向端傳媒記者說起自己親見過的那些激昂、揪心又扼腕的歷史瞬間。攝:林振東/端傳媒

章詒和回憶:「剛進京,政權剛建立,羅隆基就對中共一些做法就有看法,要求跟周恩來見面。他說,民盟是不是可以退出,成為在野黨。周恩來嘣一聲跳起來。就發現他們(中共)有些議論,有些做法和當初的允諾不一樣(所以想退出),周恩來一聽,就覺得這個問題,不是他可以回答的。他說,我跟毛澤東同志去匯報。然後沒有多久,毛約談了羅,在座的只有周,還有統戰部做紀錄的。然後毛對羅沒客氣,『羅隆基!』馬上就是這種。他(以前)什麼時候說過『羅隆基』?他都說羅先生……」(註:羅隆基時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等職

「這不是56、57哦!這是50、51哦!」她特別提醒,「你就可見這群知識分子在一開始,不是沒有看到。」

但面對中共的「改造」和「利用」,章詒和認為,知識分子們既是「被迫」,也是「自願」,一是在時代語境之下,不得不表態表達;二是在多輪政治運動中,過度深入政治,難以抽離;三是在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思想下,具有為權力所用的工具性——「專業高大,政治卑微」,亦步亦趨。

民主政治的早春天氣?反右序幕悄悄拉開

既非不知,為何還在「幫助中共整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果真「大鳴大放」,不覺虎視眈眈?

或許,因為曾似乎出現了曙光。

1956年3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批評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在中國翻譯印發。「老大哥」的示範,令當時「通過人民民主聯合政府建設新中國」之夢未斷的民主黨派人士看到希望。章詒和寫道,章伯鈞看了報告後對朋友說:「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與民主運動將要結合。」

4月28日,「為了調動知識分子參與建設的積極性」,毛澤東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雙百方針),在報章、學術、文藝上紛紛鬆綁。章伯鈞又說:「民主黨派有搞頭了!」加上中央統戰部在全國範圍展開一年的內部檢查,聽取黨外人士關於「監督」「共存」的意見,改善黨與非黨的關係,章伯鈞更相信「民主社會主義」有實踐的可能。

當年夏秋,受赫魯曉夫報告影響,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政權都受到了民眾激烈的示威反對,蘇共模式已難以維持偉大、光榮、正確。不知是從波匈事件中更堅定了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決心和信心,還是1956上半年中國國內的「早春天氣」(費孝通語)過分鼎盛,1956年7月,章伯鈞還在全國政協、民盟和農工黨中談論:應將人大和政協建設成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院制」,政協要有如上議院有監督權和不同意權,可以將人大的方案打回頭。

同時,章伯鈞開始推動民主黨派擴大組織規模以實現對中共的有效監督,「民主黨派要發展到一百萬(人)!」1956年8月,中共八大召開前夕,民盟中央就與中共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彙編了103條意見。9月,中共八大召開,提出整治「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章詒和在書中寫道,民主黨派人士認為,毛澤東7年來都在改造別人,如今中共終於要改造自己了!

站在中共的角度,理解赫魯曉夫報告和波匈事件又是另一個角度了。

「1956年,發生了波匈事件,毛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認為,知識分子是起了極壞的作用……看到赫魯曉夫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主動地要警惕睡在斯大林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就開始想,如何杜絕中國出現波匈事件,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要先動手,而不是讓像波匈這兩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先上街、先鬧起來,」章詒和告訴記者。

「實際上反右的序幕已經拉開。但我們都不知道,章伯鈞、羅隆基都不知道。」

1956、57年冬春,毛澤東對民主黨派的言辭,一時甜,一時辣。

1957年4月,中共發出指示,開展針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整風」,毛澤東更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到天安門城樓,請他們幫助中共。

直至兩個月後,1957年6月8日,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發出,後人才知道,虎口當時已經張開。《指示》中白紙黑字:「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

知識分子當時未解其中深意。章詒和分析,章伯鈞、羅隆基一直搞的是「政黨」,不是做中共政權的「幕友」、「幕賓」。戰禍過後、新政登場、信誓旦旦、百廢待興,既是有經世濟民之心的高級知識分子,又是多年經營民主黨派的政治精英,當時,當主流政治的舞台拉開大幕,他們未判斷台板下是否陷阱,便奮力躍上。

比如追求民主黨派獨立:「民主黨派進步了,不要統戰部過多的幫助」,「民主黨派是政治自由、組織獨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產黨」。

比如反對中共專政:「六億人在政治上單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須要有很多黨派共同來搞」。

比如追求中共與行政分開、民主黨派人士進入政府:「有人提出國家機關中黨組和行政領導的職權要弄清楚,各機關的工作應由法定實行集體領導的行政機構來決定」,「以後要逐步做到民主黨派的幹部比政府同級的工作人員權力還要大」。

甚至直評毛澤東與斯大林:「老毛現在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這個六億人口的天下。懼的是中國六億人口,吃什麼?穿什麼?」「斯大林這個人是很野蠻的,我們歷史上的一些帝王就是如此……今天,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出來以後,是否可以這樣看,將來還可以研究」,「毛澤東思想現在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莫說黨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產黨內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黨員跟不上,這是個大問題」。

——「我就是機會主義,我們要掌握,」1957年4月20日,在農工黨中委此番評毛論斷最後,章伯鈞此語,如歷史上一個血色註腳。

章詒和於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發佈會上,為讀者簽名。
章詒和於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發佈會上,為讀者簽名。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反右,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徹底攤牌

機會其實是捕獸夾。事情很快起變化。

1957年5月、6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連續召開了14次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座談會,徵求對中共工作的意見。5月2日至12日,全國各地召開了2萬8250多次各類會議,向中共中央、各級黨組織、中共黨員幹部提出了37萬2345條意見建議。

5月13、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局勢,在分歧中同意「正確引導,再觀察一個時期」。

5月15日,毛澤東向中共高級幹部發出《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指黨內外的知識分子中出現了「右派」,屬於「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並非「真正要社會主義和真正接受共產黨領導」,更「企圖擺脱這種(共產黨的)領導」「妄圖滅掉共產黨」。

毛澤東提出,對付「右派」,「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並發出最後通牒,「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

6月6日,民盟成員中的六名教授開會,討論北京一些高校中,不少學生在「大鳴大放」裏猛烈批評中共集權專斷,非黨員的學生沒有出路等,甚至要求廢除校黨委、聯合罷課,情勢有如五四運動。章伯鈞提出,民盟有責任幫助中共,同時趁機發展民主黨派,爭取中共對他們「重新估價」,並在6日和7日間接、直接聯絡周恩來,終無回覆。

最後一根稻草落下。

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指示,反右派運動正式開場。

創立民盟、領導農工黨的章伯鈞,迅速成為「頭號右派」。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則成為了「第二號右派」。八大民主黨派中,只有這兩黨,中共沒有參與創建。

1957年6月10日,毛澤東所寫的秘密文件《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指出,「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拼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作《打退資產階級右派進攻》講話:「是要章羅同盟,還是要共產黨來領導?」

「反右又是一場整肅民主黨派,主要是中國民盟的一場運動,」章詒和向記者表示,「李鋭先生認為,毛澤東在反右中造了一個詞,叫『章羅聯盟』……用這個代替了民盟,民盟是個組織,說出來不好,你要打擊另一個政黨。」

民盟於1961年10月20日發出的一份內部材料顯示,民盟內確認「右派」5173人,佔當時盟員總數15.6%,民盟中央一級的主席、副主席、中委、候補中委裏,一共劃了61名「右派」,佔當時民盟中央總人數的33.6%——「聽聽名字,都響噹噹,中國超一流的,全掃除!」章詒和喟歎,「民主同盟被夷為平地,所以反右之後,民盟就不再是有獨立政治見地、自己有獨立政治綱領,而且並不靠國庫收入來維持黨派的政黨。」

「反右派鬥爭是中共對民主黨派的徹底攤牌。意圖,李鋭說可以追溯到1945年,中共七大,」章詒和說。

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作了一個口頭報告。章詒和告訴記者:「這個口頭報告他講,我們戰勝蔣介石,革命成功之後,我們的主要對象就是民主黨派了……七大口頭報告呢,現在有文字。他就講,自由資產階級也在同我們爭奪領導權,它有它獨立的政治目的,獨立的政治團體,就是現在的民主同盟。民盟裏頭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最主要的是自由資產階級。這又是一個清除民主黨派的理論闡釋。」

這個意圖也可能比1945年更早。章詒和記得,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之後,把毛澤東在1925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舊稿放在書桌上,打開給她看,對她說,那時,毛澤東已將他們看成「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給他們這個階級取名「反動派知識分子」,指為極端的反動派、民族革命之死敵。後來這一段,在文章收入《毛澤東選集》時被刪掉了。

章詒和認為,將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確定為中共建政之後下一個敵人的字句,見之於1947年10月,毛澤東給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加寫的第五條,「他就說等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打擊的基本方向就應轉到自由資產階級,明確了下一個,要把它的右翼孤立起來,爾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說到這裏,章詒和右手連連敲着桌面,「47年,人家就這樣了!」

除了這一條,章詒和指,還有一個旁證是1947年末毛澤東與斯大林的電報往來。當年11月30日,毛給斯大林打了一個電報,「他就講,我們取得了徹底革命的勝利,我們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一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要退出政治舞台,這樣可以大大加強中國革命,鞏固中國……斯大林收了電文之後給了回電……他說要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勝利之後的中國政府按其政策,將是民族的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所以他講不要把黨派都取締。」

「現在研究黨史的人就講,由於有了斯大林的覆電,民主黨派多活了10年。」

歷史固然有伏筆,但沒有早知。

將滿75歲的章詒和推出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梳理歸結2007至2016年的文字,繼續聚焦反右與知識分子。
將滿75歲的章詒和推出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梳理歸結2007至2016年的文字,繼續聚焦反右與知識分子。攝:林振東/端傳媒

以運動形式通往文革的道路從此打通

當歷史錯誤成為伏筆,往往會被重複,而且一次比一次暴烈。

對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到了1957年的反右,就不是一個一個地拋棄,一步一步地拋棄,是一批一批的,所以就從手工業操作,變成機械化清除,用運動,」章詒和說。

「一場反右下來,55萬右派,佔當時知識分子11%。」

機械化運動式清除,針對每一個被視為異己的個體,都有類似的處理步驟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點名,單位點名:『張三。經我們查明,長期散布反動言論。』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後你是不是暫時不要工作了,停職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麼了,你都錯在哪兒了,寫一個材料。點名有各種點名。最嚴重的是見之於報章。」

「這樣就開始弄你的家庭。對人致命一擊是家庭。如果你在單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這個人還能活,如果你在單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這個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徹底孤立了。然後就不停寫檢討,不停調查,看你還聯繫什麼人,他要把你周圍的、與你相同思想傾向的,通過你清理出來,牽出一串兒。章伯鈞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進去嚇一跳,有一個右派席位,他都沒有想到,他以為他一個人。他回來之後跟我說,『小愚啊,這個東西太厲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紹到交通部工作的,徹底,右派分子席位,一個一個搞』。」(註:章詒和小名「小愚」

「到最後才是戴帽子、降職、降薪,再社會地位、物質待遇、家庭成員,以階級路線的方式,讓子女考不了學。沒有人可以逃得過。為什麼檢舉揭發,親人反目?他要從你這個事情中剝離出來,他得活,所以這個很有效。」

民主黨派消亡,知識分子遍體鱗傷,被崇拜的集中權力將荒唐引為創舉也再無異議。

1958年夏末,反右派運動結束,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舒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

章詒和認為,「反右運動打通了中國以運動形式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通道。鎮反肅反還沒有這樣。反右就筆直地直通」,「每一次要解決一批人,而且這批人事先目標是確定的。這個跟反右的做法是一樣的」,「文革前很多人不知道,我記得就我父親看了什麼的時候跟我講,『小愚啊,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就開始了。』他們有了經歷之後,一看報紙行文就不對頭了,就開始要大規模清掃了。這是從反右來的。解決一批的同時,要搭上許多無辜者。一個人倒了就一家人,一家人還包括朋友。」

對於中共官方至今堅持的,反右有必要性,但被錯誤擴大的說辭,章詒和毫不客氣:「我覺得毛不在乎。獨裁者從來不在乎他們人,什麼搞多了搞錯了,沒有。」「現在算來,除了江青,他和所有同志、戰友、親愛的,都鬥。而且你看他到後來,對中共內部自己人下手之狠,一點不弱於對右派的處理。」「毛在清掃政敵(方面),不惜一切,他樂此不疲。」

被問及鄧小平在反右中所扮演的角色時,章詒和說,她對鄧始終是有看法的。「高饒(事件)他很積極,反右他很積極,我們只用『積極』。(反右)後期處理全是他。方式方法全是他。他在這方面是這樣的,」章詒和豎起大拇指,「包括彭黃張周。饒漱石倒台以後,他才當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取而代之,反右以後更上,一直一直上,何況他後面還有個八九(六四運動)。所以我對他始終有看法。但現在讚頌他的很多,他改革開放提出來了,現在大陸說他的改革開放又有對當下的針對性,我就什麼都不講了,不講不代表沒有看法。」(註:高饒指1953年的高崗饒漱石事件,彭黃張周指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被毛澤東定為「反黨集團」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

中國未來想要走得更好,必須清算

一度有心氣和行動與中共分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聯合政府的中國民主黨派,早已灰飛煙滅,隨之陸續崩壞碎裂的還有知識分子群體、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乃至國族的人性人格框架……反右之後,知識分子怎麼辦?

「加入中共啊!」章詒和不假思索,「北大清華申請加入中共的最多。」

又或者在歷次分分鐘尊嚴掃地、性命不保的政治運動中,學會了「自己把自己給收拾了」——「1986年吧,11月,馬上就是反右派鬥爭30週年,劉賓雁、王若水、許良英,聯合起草通知,想開30週年座談會,寫得很正面……總結反右是為了國家更好,免得走彎路,對官方持擁護態度。通知被費孝通、錢偉長交到(中共中央)統戰部去了,而且勸盟員不要參加,」章詒和舉例,「這不是跟現在一樣嗎?」

章詒和一直呼籲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裏,建立一個右派碑——儘管她作為民盟成員,連民盟的大門都進不去,更不能參加會議——「碑的正面是一個向右拐的箭頭,背後鐫刻着民盟反右史,後面應該有一面牆,5173塊磚,每塊鐫刻着民盟右派分子的姓名。這是民盟的苦難史,也是民盟的光榮史。」

章詒和一直呼籲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裏,建立一個右派碑——儘管她作為民盟成員,連民盟的大門都進不去。
章詒和一直呼籲要在民盟中央的大院裏,建立一個右派碑——儘管她作為民盟成員,連民盟的大門都進不去。圖:Lulu Yang / 端傳媒設計部

不僅民盟大院,「甘肅的夾邊溝,北京的茶澱,黑龍江的興凱湖……我覺得一切承載右派分子的苦難和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是右派分子的血淚,碑上是生者對他們的尊重和紀念。」

紀念反右,章詒和覺得,最重要的是通過對歷史的梳理、對真相的揭示,讓爾後走得更好,錯誤不再重複,由於沒有清算,所以不停地在重複自己的錯誤,「中國未來想要走得更好,必須清算,『去毛化』。沒有『去毛化』就像資中筠先生講的,一百年了,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

研究、梳理、揭示……過去十餘年,章詒和在北京守愚齋書房,苦苦筆耕,至著作遭禁、名列「異見」仍然不輟。

10年前,反右50年,章詒和等5名作家出版《五十年無祭而祭》:「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喪失人性,每次運動都是這樣,豈止一個反右……我們既要從政治體制上追究歷史的罪責,同時還要從人性的深層拷問民族、群體及個人的責任。」

10年過去,將滿75歲的她推出新書《花自飄零鳥自呼》,梳理歸結2007至2016年的文字,繼續聚焦反右與知識分子:「我寫得很慢,為許多人和事傷感……似乎每個人都在沿途顛仆掙扎,身上千瘡百孔」。

10年前她便說對國家無望,10年後,無望依舊——「一位在人民日報社的朋友告訴我,『大姐,妳這輩子是看不到中國憲政了。』」——但她如此解釋新書名:「咱們不是老了嗎,現在只能說咱們,不能說誰誰誰,你不斷在衰退,但還要不斷發出聲音,鳥應該啼,我再往上提一點,呼。」

昔炎帝女,化為精衞,其名自呼,一名冤禽,又名志鳥,長將一吋身,銜木到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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