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有一日，照片能夠停止戰爭。」「我想我有你所說的那張照片。」當時黃功吾（Nick Ut）與同在美聯社共事的哥哥說。
那張照片就是人所共知，名為《戰火中的女孩》（Napalm Girl）的越戰照片。
照片標題寫道：「1972年6月8日，一架南越軍戰機空襲懷疑敵方越共軍的匿藏地，誤投汽油彈至南越軍隊及民居。南越軍隊從後緊隨一批受驚逃跑的兒童，包括九歲的潘金淑。受驚的女童一邊逃離，一邊脫下著火的衣服。」那女孩的手、腳、身體各處都燒傷了，當時黃功吾認為女孩命不久矣，在拍下這張照片以後，就把女孩帶到醫院去。
這張照片後來刊登在《紐約時報》頭版，一時轟動全國。不久，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宣布退軍，有不少人認為黄功吾的影像，結束了這場戰爭。黃功吾也憑這張照片在1973年贏得普立茲獎。
冷戰時期美國為了壓抑共產主義全球擴張，派軍南越協助對抗越共軍。在這場戰爭中，傳媒左右了大眾對戰爭的認知。越戰初期Eddie Adams拍攝那張南越軍官在西貢街道槍殺越共的照片，向美國那種大義澟然潑了一盤現實的冰水。電視新聞直播將一幕幕戰爭駭人的畫面傳送到每家每戶的客廳，戰爭突然變得貼身具體，一時美國人對越戰新聞的關注到達了沸點。電視、攝影中攝下戰事死傷，無辜平民的慘況，讓美國人對這場「客廳裡的戰爭」愈變反感。直至越戰後期，黄功吾的越戰女孩，再這種情緒推向高峰。是美國社會當時對媒體的狂熱，給予影像特殊的重量，與其說黄功吾的照片改變歷史，不如說時勢也選擇了黄功吾。
攝影的確有種特殊的重量，至少在當時它比電視直播更能牽動情緒，或許，這力量是來自時間靜止的無法逃避。相對一秒廿四格的眨眼而過，攝影似乎強逼觀眾吸收歷史凝固某一刻的所有細節，一個赤祼狂奔的女孩、左邊嚎哭的男孩、後面被濃煙覆蓋的地平線，在你注視的同時他們又幽幽回望你，低聲道出現實的沉重。引用Susan Sontag更浪漫的講法：「能夠永遠保存死亡發生那一刻，只有相機才可以做到。」
戰地攝影要震撼我們的視覺，以死亡去觸動我們的神經，激發觀看者的人性，然而過多的血腥只是換來人的麻目。很早之前Sontag就說過影像不一定激起同情，也可以埋沒良知：「影像讓人震驚，影像叫人麻目」。當ISIS上載斬首片段，路透社用instagram story報導摩蘇爾反抗軍與IS的對戰，敘利亞男孩Omran Daqneesh在送上救護車的片段在社交媒體瘋傳，還有什麽能夠撼動人？
對於這一點，當代攝影師各自以不同的手法重新演譯戰爭與攝影。戰地攝影師Michael Christopher Brown攝影集《Libyan Sugar》表面環繞利比亞內戰，更貼切點應該說是一位戰地攝影師的自述。由內戰傷者在急救床上留下的血印，到自己被擊中受偒的自拍，以及母親寫的短訊，編織出一個戰地攝影師緊湊又荒旦的「日常」。如果說那些死亡的影像，只是重覆舊有戰地攝影傳統追求的震撼，那麽Brown把自身都拍攝在內，就透過打破新聞攝影追求「客觀」的金科玉律，去平衡這種舊有理解戰爭的幼稚框架。交互觀看兩組影像，似乎比一般由旁觀者角度出發的新聞攝影更能描寫戰爭真實的一面。報導戰爭的同時，他又毫無保留揭示自己當初對戰爭的獵奇與天真，填補了傳統戰地攝影欠奉的自我批判。
另一邊廂，Richard Mosse幾年前的一輯《Infra》，以16mm紅外線底片拍攝剛果內戰。連年內戰戰線不斷變動，剛果人漸漸變成漂泊的部族，大屠殺、大規模強姦時有發生，但當Mosse得知消息時，所有也已經消聲匿跡，根本沒有東西可拍攝，只剩下剛果長年茂密的森林。在Mosse的作品中，一大片森林染成了紅色，但沒有猙獰沒有鮮血。他拍攝的軍人謐靜平和，臉容在紅色的背景下更為突出，似是故意要製造出平靜的畫面。雖然拍攝的題材是戰爭，但這裡Mosse想強調的並非戰爭的殘酷，而是對紀實攝影的批判，提出對真相、對客觀甚至對紀錄本身的疑問。事實是，他也質問自身作為攝影師在戰爭當中的角色，他曾說：「我對攝影感到矛盾⋯⋯拍攝尤如一種捕獵，我逃不出攝影，但無論怎樣看，紀實攝影本身就是一種由他者觀看世界的傳統。」
無論如何，戰爭與攝影似乎走不出一種固有的致命矛盾。不想製造過剩令人麻目「震撼」影像，就難免以個人、藝術或形以上（meta）的角度出發， 卻又衍生出正當性和客觀性的質疑。拍攝戰爭的目的又是什麽？在這個年代，我們不能再以直接天真的眼光觀看戰地攝影。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歷史上至少曾經有一張照片停止了一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