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香港特首候選人中，政綱使用得最多「我們」來表達其與團隊的政治主張的，是曾俊華。「我們」這個字眼的力量，在於不同領導者可以從中建構不同的「我們香港人」身份。
筆者簡單統計了三名特首候選人政綱中的「我」，發現曾俊華的政綱擁有最多「我」的字眼（包括「我們」）。不過各政綱長短不一，直接比較多寡意義不大。在各政綱中，「我們」佔「我」這個字眼的比例，最高的亦是曾俊華的政綱（約60%），即每十次出現「我」，六次是在講「我們」。其次為林鄭月娥（約40%），比例最低的是胡國興（26%）。
筆者沒有再細分「我們」在不同類型句子的數目，但概括來說，「我們」可以有幾種意思：
第一，「我們」可指稱特首候選人團隊，如：「我們會深入結合政府、業界、大學和研究院的資源……」（曾俊華政綱，p.25）。若「我們」在這類表達具體政策的句子中比例高，意味候選人在政綱內傾向強調團隊工作多於個人。
第二，「我們」可以代表香港整體，例如，「香港能夠由小漁村蛻變成國際大都會，既是由於我們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林鄭月娥政綱，p.6）。此種「我們」的比例高，可以顯示，相比從「我」作為特首候選人發表個人管治方針，候選人側重以「香港整體」出發。
然而更多的情況是，「我們」的意思並不可如此簡單劃分，如：「香港當前面對最核心的問題，是對政改方面的分歧與爭拗； 這問題我們一定要在未來五年內解決……」（胡國興政綱，p.9），這裏既可指胡國興團隊，亦同時可以是講香港所有人。在此種情況下，「我們」結合了港人的願景和施政者的理念，有號召的意味。
「我們香港人」，究竟是什麼？
比起其餘兩名候選人，曾俊華在修辭上較常使用「我們」，除了反映他突出其團隊工作外，亦顯示他着力在政綱中建構所謂「我們香港人」的共同體。在這個過程中，他將政治主張連繫到對香港處境的理解或所謂的「常識」，以「我們」這個字眼消弭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權力關係，鞏固對其有利的論述。
例如：「成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這與我們過去跟國家的互動其實是一脈相承。」（曾俊華政綱，p.4）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很多人眼中是「常識」，但「與國家互動」是否「一脈相承」似乎更多是一種政治主張。此等主張結合常識的論述，能沖淡當中的政治意味，亦因為「我們」這字眼意味着不是他個人的領導，而像是其與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從香港整體立場出發，暗示「我們香港人」應該同意這政治主張。
然而，「我們香港人」究竟是什麼？
曾俊華的政治宣言是三人之中最長的，有六頁；胡國興的政綱即使篇幅最短，也有三頁半是政治宣言；林鄭月娥的政綱只有僅僅一頁前言，沒有宣言，可見曾和胡相較林鄭，更着力於用明顯的字句表達他們的政治願景。林鄭月娥的前言和胡國興的宣言在使用「我們」時，較多着眼於我們香港人可以怎樣、應該要怎樣。例如在林鄭月娥的前言，兩處用了「我們」：「但我深信香港的底子好，人才優秀，我們仍能再創高峰」、「憑着香港在法治、自由……的豐厚底子……我們仍可迎頭趕上。」（林鄭月娥政綱，p.5)。胡國興比林鄭月娥使用較多「我們」，但這些「我們」大抵也是香港人可以怎樣和應該怎樣這一類政治號召，例如「我們要集中力量，凝聚共識，再接再勵地去爭取……（胡國興政綱，p.4）」、「我們需要換人，要有新人事、新作風。」（p.5)。
然而，曾俊華在那六頁的宣言使用大量「我們」，講的除了是香港人可以怎樣、應該怎樣，也經常連繫到香港是怎樣的。「我們」在他的宣言當中蘊含多重身份意涵，包括：
一、「我們」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不想被人歧視，我們就必須自強，但民族不強大，國家不發達，就連海外遊子都不容易抬起頭做人。」（p.6）；
二、「我們」是愛國的：「我們愛國，不只是因為國家現在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強國……」（p.4）；
三、「我們」是在香港這個國際都會、城市裏成長的人：「在這三十四年當中，我看見我們的城市如何打破種種灰暗的預言，一 步步變成舉世矚目的國際都會。」（p.3）；
四、「我們」是追求既有的核心價值的：「……讓每一個香港人能夠成為香港人的基礎；那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 法治、公平、廉潔、自由、民主、多元、 包容和關愛。」（，p.5）
五、「我們」否定搞港獨的人：「今天那些極少數是非不分，妄言要搞『港獨』的人，我想知道他們憑甚麼去否定我們的歷史，侮辱香港人的感情？」（p.4）；
六、「我們」不是年輕人；「我們應該聆聽年輕人的心聲，與他們一同描繪出未來的藍圖。」（p.4）
在曾俊華的政綱表述中，「香港人」應該是愛國的中華民族一分子，是在國際都會成長、追求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的，亦是反對港獨的成年人。這當然一方面是他想要強調其政治立場，同時這些「我們」論述之所以要清楚重申，是因為它們在社會上不斷受到挑戰，包括《基本法》所講的：「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歷史根據、基層在「國際都會」蓬勃經濟下受到的壓迫、在公眾領域談論港獨的可能性、政府決策有沒有在乎年輕人意見等等。
在曾的宣言論述下，香港人好像就自然愛國、年輕人不是「我們」是「他們」，並沒有議政能力的。在這樣我們／他們的分野之中，可以見到建制的政治論述想要排除什麼聲音，亦可發現什麼論述正正受到挑戰。
經濟政策中的「我們」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領導者與他人的關係尤關重要。「我們」這個字眼，本身就代表着領導者和其團隊如何理解他們與整個香港的關係。基於以上想法，筆者檢視了這三份政綱中最頻繁出現「我們」的欄目。（註一）粗略觀察，「我們」字眼在曾俊華的政綱中最為分散，包括參選宣言、經濟、房屋、環境、弱勢社群等欄目，都頻繁出現「我們」。而林鄭月娥的政綱，「我們」聚集在經濟政策，而胡國興整體來說雖然較少用「我們」，但對比其政綱的其他欄目，在宣言和經濟政策有較多「我們」。有趣的是，相較其他欄目，三名候選人都在經濟政策上最頻繁使用「我們」。
這或許是因為在香港的宏大政策論述中，經濟發展仍然佔據重要地位。《基本法》第五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資本主義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一種香港身份。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2014年進行的民意研究指出，市場經濟和保障私人財產被納入香港核心價值之中。在各候選人的政綱中，經濟政策部分都頻繁出現「我們」，反映經濟對於建構「我們」香港之重要，及「我們」競選團隊對經濟的重視。儘管如此，各候選人在經濟政策的論述仍有分別。
在關於經濟政策理念的篇幅中，曾俊華強調與香港核心價值相關的理念（p.25, 34-35）──「我們必須保護廉潔、法治及公平等核心價值，讓每個香港人可以憑其實力公平競爭」，並強調發展香港本地優勢產業：「我們要發展多元產業，讓市民有更多優質的工作選擇。」這樣的論述下，經濟不止是香港作為一經濟體的發展，經濟政策更需要照顧在香港經濟體內「我們」的本地中小企、一般打工仔等較為大眾的需要。
相較於曾俊華這種以「市民安居樂業的基礎」的講法，林鄭月娥的政綱首先（p.10, 3.1-3.3）將香港的經濟放置在較為宏大的全球論述中，例如：「……讓我們在國際競爭力排行中名列前茅」、「隨着全球與周邊經濟體的競爭加劇……我們必須力求創新，發展高增值及多元化的經濟」。這種以香港作為經濟體的論述，能夠支持依靠祖國可得到經濟益處的有關論點：「抓緊國家推進『一帶一路』的機遇……」、「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的《港澳專章》確立了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的重要功能定位……」等等。這樣的「我們」對大眾市民來說是比較抽象和有距離的，但它考慮到香港作為經濟體與鄰近經濟體的關係，與外部經濟環境的互動，注重較為長遠的「增長潛力」。
當曾俊華的論述強調安居樂業、林鄭月娥側重香港作為經濟體的長遠發展，胡國興的經濟理念卻較關注原則性問題，例如是法規門檻與監管為「我們」帶來的經濟自由──很多「法治、司法獨立、言論和新聞自由、資金與貨物自由進出……這些都是香港經濟繁榮穩定的獨特先決條件，我們一定要嚴謹捍衞……」（p.18-19）、「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必須在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監管取得平衡。」。曾俊華從解決大眾市民的需要來開展他的理念，但胡國興的論述卻強調完善的法律制度帶來的經濟自由，例如同樣講到扶助新興行業，曾俊華提到：「我們會以創新的思維，扶助有潛力的創科和創意企業……」，胡國興則強調法規：「為幫助香港繼續增值轉型，我們必須檢討法規門檻，開放市場扶助新興行業……」。
相比其餘兩位特首候選人，曾俊華的政綱最頻密使用「我們」，他的政治宣言亦是最長的，當中經常連繫「我們」與各種對香港人身份的想像。他和團隊不吝嗇展示他們的政治姿態，對於拉攏人心或者是有作用的，尤其是兩位對手較少於政綱中以建構「我們」香港人身份來表述自己的理念。不過無論「我們」是誰，政客的論述都沒法避免蘊含立場，重要是論述如何鞏固某種特定身份、又排除了什麼。從曾俊華的宣言可見，以在國際都會成長、中產為主的愛國愛港成年人，仍然是「我們」香港人身份論述的軸心。
三名候選人政綱中的經濟部分都較多使用「我們」，這亦呼應在宏大的論述中，經濟發展被普遍認為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我們」應該是香港中小企、打工仔，抑或作為經濟體配合國家和全球發展？還是，「我們」應該強調謹守既有的制度和保障自由？這樣比較之下，更清楚誰可帶給我們重視的願景。
不過，在建制政策理念中對於香港的想像，何時才能夠超越「國際金融中心」?
（魏子林，自由撰稿人）
註一：筆者使用的方法，是在文件中尋找「我們」，首先觀察右邊提示欄的密集程度，提示欄如在某一處特別密集，表示在該些頁數的政綱欄目「我們」出現得較頻密。另外觀察這些密集的提示欄在整份政綱的分布，從而找出「我們」是否只聚集在某些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