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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承諾書,後有教育部──夾縫中求生存的台灣高教

難道台灣的私立大學,真的被逼到一定要靠大陸研修生才能生存?


台灣大學過去一直有大陸地區學生參加學術交流,圖為度2016年世新大學舉辦的大陸研修生歡迎晚會。
台灣大學過去一直有大陸地區學生參加學術交流,圖為2016年度世新大學舉辦的大陸研修生歡迎晚會。圖片來源:世新大學陸生服務中心Facebook

自3月2日媒體「邀中生來台 世新竟簽一中承諾書」的報導刊出以來,所謂「一中承諾書」成為了最熱門的議題。台灣的教育部和陸委會也在第一時間表明世新大學違法。

隨着教育部這幾天的清查,已經有越來越多台灣學校承認,有向中國大陸學校方面提供類似文件,但各校均否認此為「協議」,也非「一中承諾書」。另外,台灣五大大專院校協進會3月5日也聯合發表聲明表示「當前兩岸關係微妙且艱困,我們不希望因為此一事件影響兩岸交流,更不願意看到單純的學術交流複雜化。」

就兩岸交流的現況而言,目前只要是中國大陸人民來台灣參加學術交流(包括交換生、研修生等)、研討會、國際展覽等,大陸方面在審批時,都要求台灣的相關接待單位出具類似的說明文件,旨在說明此活動「不涉及政治敏感議題」等。這是大陸方面有關涉台交流審批手續的一環,各省市具體要求也不盡相同,說明文件也長得不完全一樣。因此,可以想見,基本上只要有跟大陸大學進行學術交流的台灣學校,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也都出具過類似的說明性文件。

目前為止,台灣媒體上討論更多的,是台灣的大學向大陸提供此文件,是否會限縮了「學術自由」,或此舉是否為大陸「統戰」的一環,出具文件形同出賣台灣「主權」。甚至,有立委和媒體人說,這些年台灣的不少大學(主要是私立大學)靠大陸研修生賺了不少錢,成為了主要收入來源等。言下之意無非是,這些學校貪得無厭,為了錢什麼都可以出賣,甚至包括「學術自由」和「主權」在內。

少子化問題衝擊私立大學

相較於由政府負擔主要財務的公立大學而言,需要自負盈虧的私立大學更憂慮這起事件可能造成的衝擊。根據高雄師範大學教授陳麗珠(2014)年發表的《從財務結構看大學學雜費》研究中發現,台灣公私立大學2005至2007年的收入狀況裏,國立大學的最主要收入來源為教育部補助,約佔總收入的45%,而學雜費只佔22%左右;相對而言,私立大學的最主要收入來源則為學雜費,約佔總收入的65%,而政府補助和捐款等只佔不到兩成。意即,私立大學的運作主要依賴學生所繳交的學費。

面對少子化的影響,台灣的大學逐漸面臨招生缺額的狀況,但由於整體經濟環境不佳,相較於學費較低的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則受衝擊更大,去年招生缺額率過半的六所大學均為私立大學。面對本地招生缺額的壓力,台灣的私立大學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了境外,透過招收境外學生來填補本地學生無法滿足的學生和財務缺口。而在所有境外生中,相較於「新南向」瞄準的東南亞國家學生,台灣學校對語言相通的大陸學生更有吸引力。

在台灣,總是習慣把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都稱為「陸生」,但實際上這個說法並不嚴謹;在台灣的中國大陸學生可以分為三類:

首先是一般陸生,指透過正常申請管道來台灣讀學位的。根據台灣的相關法規,其實也只有這個群體可以被叫做「陸生」,招收名額跟可申請的省市都由兩岸教育部協商決定。

再來是交換生和研修生,兩者都是來台灣短期交流學習的,但前者是學生只需要給原學校繳學費即可,不用給對方學校繳學費,而後者需要給兩邊的學校同時繳學費。

每年學位陸生名額有限,總額約5000多,而且絕大部分,都分配給本無太大招生壓力國立大學和前段私立大學。而且,交換生兩邊學校通常需互派同等人數學生,審查形式較為嚴格,反之研修生的名額跟申請條件沒有受到太多規範,意味着學校可以盡可能招收這些「短期學生」。因此,不少私立大學就把眼光放到大陸研修生身上。

年年上漲的辦學成本

難道台灣的私立大學,真的被逼到一定要靠大陸研修生才能生存?這個問題,反映了台灣高教的一個盲區。

近年來,隨着台灣物價高漲(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過去10年大約漲了10%)、基本工資調漲(從2007年的17280新台幣/月,調漲到今年的21009/月)、勞動法規的調整導致勞健保支出增加等,都使得各大學的辦學成本增加。若大學想維持原有的辦學成本,教育品質恐怕得做出妥協,即可能要減少開課(或提高開課人數門檻)、少聘專任教師、多聘兼任教師、減緩設備的汰換等,最終權益受損的還是學生。

再加上,自2000年起,台灣公立和私立大學學雜費分別調漲約 9% 和 5% 後,17年來大學學費幾乎沒變。不少大學都要求要漲學費,主要理由是辦學成本增加,但呈報到教育部後,被駁回者居多,理由多是程序不完整,真正原因可能是害怕面對反漲學費的抗議。

政府用管控招生名額、限制調漲學費等方式限制私立大學的財務自由,同時用「競爭型計畫」來分配給各校小量卻不能不要的補助款,從而實現對學校運作的影響;因為這些經費雖然佔學校整體預算並不多,但沒有這些經費,學校更難經營,同時只要學校對政府期待的非學術目標(如節電)執行不力或做錯事,教育部都可威脅砍補助款甚至招生名額。在這種狀況下,財務不佳的私立大學往往不得不就範。

政府應解決結構問題

這些年,台灣的不少私立大學「自立自強」,招收研修生來彌補財務和學生缺口。面對這種生存危機所帶來的壓力,私立大學比公立大學更容易妥協,而這種妥協或不限於對岸的「壓力」,也可能向能夠提供財源的方方面面;當生存都已艱難,很難期待這些學校能堅持「學術自由」,拒簽「承諾書」。而當這些私立大學積極求生時,教育部和立法院又開始借「一中承諾書」大扣「紅帽子」,導致各大學擔心兩岸學術交流會因此受影響,也擔心本來可預期的收入減少。

不能否認,台灣有些私立大學的辦學品質不佳,淪為「學店」,應該盡早退場。但同時,也有許多私立大學認真辦學,老師們努力教學、做研究;政府應該思考解決上述台灣高教的結構性問題,提出實質的解決方案,而非坐視私立大學不得不用招收大陸研修生的方式來「自謀出路」、「自生自滅」。

在兩岸高教協商中,台灣通常因「有求於」大陸而居於弱勢,但若兩岸目前仍有互信基礎,仍有官方溝通機制,相信這個議題會得到較為妥善的處理;只是目前兩岸官方互動停擺,若要台灣各校自行去跟對岸協商,通過強調學術自由試圖來換取大陸方面的理解和退讓,既要對等尊嚴又要維繫學術交流,對「財務底氣不足」的私立大學,又何嘗不是強人所難呢?

(林楠,台灣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來自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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