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內地沿海一所高校的新聞碩士生，去年5、6 月起，和同學一起設計畢業論文，我們都對「香港問題」很感興趣，最後我和另一名同學 Yak 將「本土」作為我們的研究議題。新聞專業的論文要求與新聞傳播相關，於是，我研究青年新政 Facebook 使用， Yak 研究香港本地青年的媒介素養與本土意識。
「本土派」和「本土意識」成為我們的論文主題，很大程度因為我們是新聞專業，總是用「獵奇」的眼光打量社會。關注香港不久後，我們就發現這座城「鬧」得沸沸揚揚的話題大多是本土派青年引起的，他們最博人眼球。
去年「七一遊行」，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線和香港民族黨相約傍晚在中聯辦集會，宣傳海報上烏雲壓城，「黑衣蒙面人」煞有氣勢。這個夜晚，熱血公民在旺角升起了紅色木棉花圖案的「香港國旗」，播放背景音樂《城邦會戰勝歸來》，在場民眾呼喊「香港建國、香港萬歲」。
在瞠目結舌中，新聞敏感神經自發觸動，開始「盯上」本土派青年。
在研究香港問題上，我們彷彿置身於一個硬幣的雙面。
一面，是身處內地，每次看到涉及香港的「敏感」新聞，我都會暗自評估，我們做的有沒有「越界」，是否會被叫去「喝茶」，引火上身。另一面，則是近年來，研究顯示香港人眼中的內地人形象越趨負面，我們這些來自內地的高校生，大多不會講廣東話，在香港會否被「歧視」，會否在不自知之時「侵犯」了港人？
「戴學林事件」不會給我們帶來直接的影響，卻讓我們神經緊繃。另一件讓 Yak 擔心的事，是「本土議題太敏感了，會不會引起跟港人的衝突」？
說著普通話在香港派問卷，會出事嗎？
我們都是做定量研究的， Yak 用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需要找到至少 300 名香港青年，填寫一份包含 33 個問題、鋪滿一張 A3 紙兩面的問卷。
Yak 在香港的朋友聽說我們的計劃之後，紛紛表示「難度會很大」。他們認為「本土」話題比較敏感，有一定風險，而且在香港發問卷本身是一件挺難的事。於是， Yak 決定聘兼職派問卷，報酬是時薪60港幣，至少要派出5份，每超過一份多給5塊。她請香港的同學幫忙發布出去，但幾天之後，一個應聘者都沒有。香港本地同學說，這個工作對他們來說難度太大了。
於是，我們決定自己去發。去年12月中旬， Yak 帶着她組建的「問卷小分隊」六名成員，第一次遠征香港。七名隊員中，只有一個香港本地人，近一半的人都不會講廣東話。出發前，大家商量怎麼發問卷，去哪兒發，用什麼語言，如果發生意外怎麼辦。
之所以這麼看重語言，是早看到新聞報導說，不少香港人非常反感操普通話的內地人，有的報導裏甚至有「港人走在路上，如果聽到別人主動跟他講普通話就會氣憤」的描寫。
我曾在2016年「七一遊行」間採訪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彼時，他用普通話與我交流，相談順暢。後來，我研究青年新政 Facebook 專頁，發現他們將簡體字稱為「殘體字」，反對普通話推廣。這一下子讓我想起，平日裏在報端見到他們「怒氣沖天」的表情，我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安全問題更讓人擔心，我們找的是青年人，做的調查跟「本土」相關，有報導說在「佔中」和「旺角事件」中，有些激進的本土青年採取過武力行為。
出發前，幾個不會講廣東話的成員臨時學會了兩句日常用語。在內地讀完本科、中大研究生畢業後留港工作的四川妹子 Landy 是「問卷小能手」，一小時能發30份。她懂廣東話，但並不是會講廣東話就能多發問卷。地地道道的香港青年 Chandler 只發出去一份問卷。
我發問卷是用普通話，有的人問我會不會講廣東話，有的人要求我出示學生證，還有的人會問我的學校在什麼地方，但最後他們都會配合填問卷。不配合的人中，大多是不待我開口就搖頭擺手拒絕。
這說明其實對方填不填問卷，可能跟我們講什麼語言沒有太大關係。
Landy 的秘訣，是找到人群聚集地，「成片成片地發」，發完之後隔一段時間回來「收割」。
圖書館一排排讀者，只要頭一個肯填，後面的基本上都不會拒絕。這種方法比一對一發的效率高很多，因為只發給一個人的話，就需要等別人填完之後，再去尋找下一個對象。
Chandler 本不願意在圖書館裏面發，他認為在這樣的公共場所不大合適。當其他人都在館裏發的時候，他一個人跑到門口發。
其實出發前，地點的選擇也讓我們頭疼。問卷太長，填完一份要10-15分鐘，在街邊肯定不現實，需要有一個能坐下來填寫的地方。我們首先考慮去大學院校發，但了解到那個時候已經在放寒假，最後才選擇銅鑼灣中央圖書館。
Yak 說，他們在發放問卷過程中，有工作人員擦肩而過，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但沒有誰過來詢問或制止。但是一月，我和 Yak 在同樣的地方發，Chandler 覺得不妥的事發生了。一名年輕的工作人員制止我們，「讀者來這裏都是帶着各自的目的，不希望被打擾」，不過，他並沒有不耐煩。
本來我們還想做一些深度訪談，如果有人對問卷內容感興趣，願意多聊，我們可以發展為深訪對象。可惜，收回幾百份問卷，很少有人對問卷內容提出過質疑或看法。倒是有人提出媒體備選項不完整，題目序號有問題等。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對年輕男女，跟我熱情交談，答應幫忙填問卷。待我返回，發現他們已悄悄離開，兩份問卷整齊地放在座椅上，一份問卷是空白，一份只填了前面兩道題。
香港人想要收小禮物嗎？
之前我們擔憂的語言障礙、可能遇到的麻煩，統統沒有發生。反而是他們彬彬有禮和認真填寫問卷的態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的問卷發放總體來說非常順利，甚至拒絕率比在內地做調查還要低。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安的因素，比如，是否準備禮物的問題。我不大贊成送禮物，主要是前段時間發生了港大「紅包賄選」事件，在這場爭論中，我看到更多的香港人對收受禮物非常敏感，所以覺得要倍加謹慎。
最後，我們準備了一支筆當作回報，幫我填問卷的幾十個人，他們要麼說不需要，要麼說留給其他填問卷的人，沒有一個接受。Yak 和其他人倒是送出去不少。三百支筆，最後送出去一半以上。如果我們返回時，人已離開，會看到問卷摺疊好了放在空位，那支筆連同筆帽插在紙上。
我們還發現了香港人填問卷的一個有趣之處——他們喜歡在問題選項上畫圈，而內地人一般是打鈎。我們最後在清理問卷的時候，發現三個打鈎的樣本，仔細一看，「是否是香港人」一題，他們都選的「否」。
在香港研究的成本之大，超乎我的想像。每一次前往香港，過關之後，消費水平就增長好幾倍，從羅湖到銅鑼灣，地鐵單程票價 50 港幣以上。內地一罐 500 毫升啤酒，在香港賣到 20 港幣，一瓶普通的純淨水至少 10 港幣。
不過，完成任務之後，就到了大快朵頤的時間。雖然食物的價格也是內地的好幾倍，但是真心好吃，品種多樣，食材放心。當然，有時難免也會到購物區逛一逛，當一回「代購黨」。
香港是論證內地的樣本
「我就不明白了，為什麼非要去香港遭人歧視，現在大陸發展起來了，他們眼紅咱們」，一位大學同學在我的微信朋友圈評論說。
這源於我在朋友圈轉的一則消息。做香港研究之後，我經常在社交媒體上轉發香港新聞，關於兩地矛盾的不在少數。我朋友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隨着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尤其是內地大城市崛起，有關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言論早不是新鮮事。而自2003年「自由行」政策實施起，每年數以千萬計的內地遊客蜂擁到香港，旅遊素質卻飽受港人詬病。
經濟地位的跌宕，「反水客」等民間衝突不斷，以致近年來，香港人和內地人相互打量對方的眼神已悄然改變。
這樣說來，以內地生的身份去研究香港問題，似乎有點「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除了政府、學術機構和高校，內地民間活躍着不少「觀察香港」的人士。他們關注香港的政經、社會文化和資訊，方方面面，在媒體上發表觀察文章，有不少媒體界輿論領袖。另外還有一個龐大的群體是「遊客」，他們將在香港旅遊的短暫經歷寫下，附帶照片發在一些輕博客或寫作 APP 上。
相較而言，前者偏深度，多以兩地社會現象為出發點，涉及政制層面。
比如，在一個從內地到港工作的媒體人所開觀察香港的微信公號中，有一篇《在香港，牛逼哄哄的是老百姓，不是警察》，文中寫道「一來香港，我就立意對香港警察展開觀察，並樂此不疲」，他通過了解各種渠道得到的消息，最後印證「香港人不怕警察」的結論。後文中作者還細緻分析了香港老百姓不怕警察的原因，着重從監察制度和監督警察權力的角度出發。
發文時間是內地「雷洋案」輿論正盛之時——不少觀察者會特意挑選爆發輿情事件的時間節點推出相關文章。
2月14日，轟動一時的「七警案」宣判，在「佔中」事件中被控告毆打公民黨成員曾健超的七名涉事警察均被定罪。消息傳來，內地某知名媒體人建立的微信群中，一名記者前輩轉發該消息時，刻意提醒大家「對照雷洋案」。前不久，內地檢察機關宣告對雷洋死亡事件中的五名涉事警察予以「不起訴」。借香港時事抨擊內地制度，是不少觀察者的初衷。
身邊不了解香港的朋友，見我頻繁發有關香港的消息，會跟我打聽「現在香港下滑了？」第六屆立法會「宣誓風波」和「人大釋法」之際，一位了解香港的上海媒體老師，發出「香港可惜了！」的一句感歎。
雖然說客觀上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地位有所變化，但民間這個自發觀察香港的群體，仍將香港當作論證內地的一個樣本。從大多數「觀察香港」的文本描述中可以窺探到，香港在他們眼中仍然是一個「自由民主文明」的社會。在不少人眼中，香港是一個值得倍加呵護的「孩子」。
也許，對孩子的關懷本不需要什麼理由。
香港青年怎麼了？
「七一遊行」、立法會選舉、「宣誓風波」、「人大釋法」、特首選舉，大事件一一撲面而來，都成為我們觀察香港的絕佳「窗口」。
我們也漸漸跳出牆內，掌握真正有效了解香港的信息渠道，比如幾間大學的民調機構，特區政府的網站，香港本地媒體，以及一些發表深度文章的雜誌和相關書籍。
到目前為止，我並不能十分清楚地說出從「香港青年與本土」議題中研究出了什麼結果，只是我通過閲讀資料和在香港的短暫經歷中獲得的一些抽象感受。
在香港，跟內地80、90後類似，也有代際劃分，但更加複雜。二十一世紀的年青人通常被成為香港新世代。「世代論」的重要創建者是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呂所著《四代香港人》大致概括了香港社會世代輪替停滯的現象，他將從192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劃分為四代。第四代大約是1976—1991年出世的一代，即主要群體是「80 後」和「90 後」。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立的「獅子山精神」曾是香港精神的代表，泛指香港人刻苦耐勞、不屈不撓的拼搏精神。而現在，靠個人打拼向上流動而改變命運的青年越來越小。「第四代一出生就註定是失敗者，完全沒有機會」。呂先生這樣悲觀論述第四代的命運。
但似乎，這一代香港青年們並不甘心落入命運的沉珂。
「反高鐵」，保衞天星、皇后碼頭，「反國教」，都市運動在香港的興起，主要發起和參與的人群就是「第四代香港人」。到了二十一世紀，從前只懂揾食的香港青年，再一次成為社會運動的核心。他們是梁文道口中「本土意識覺醒」的一代。
反抗，成為這一代青年的代名詞。當然，其中也有不少令人「瞠目結舌」的舉動，比如「旺角騷亂」；第六屆立法會選舉，舉起「港獨」大旗而獲得數萬選票；「宣誓風波」中有關「支那」字詞也被部分人認為是分裂主義言論。
呂大樂曾指出，長期以來，有關香港青年的論述，「問題青年」、「人生階段論」的探討很多，包括「上位論」，但研究者往往忽視制度內外、不同領域各種因素交織的複雜處境。
「重要的是行動之後的解讀」，香港本地環境運動人士、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如是說。
研究香港青年和本土至今，一個強烈的感受是，行動往往走在解讀的前面。本土？激進？分裂？勇武？沒有一個早就設計好的框架，每一步都可能給香港帶來新的轉折。
前路是光明大道還是歧途，誰也不能妄下判斷。
改變，是這些新世代香港青年投身運動之中力量和熱情的源泉，是他們努力尋求「香港往何處去」的一種嘗試。
這像是一個危險的遊戲，但我們相信，當下是參與香港社會研究最具挑戰的時刻。作為內地一名普通的香港問題的關注者，我樂於成為香港未來誕生的見證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