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出頭的林森，名字在香港獨立電影界不算陌生。他執導過三部獨立短片，跟一班志同道合的獨立電影製作者創辦「平地映社」，舉辦民間電影節，近年還跟一間電影公司開始商討一項電影計畫。
不過，林森坦言，在今天香港，追逐電影夢路途艱難，常常令人灰心。最近他正努力撰寫準備交給電影公司的劇本，但苦於生計，不得不分身去接宣傳片、廣告等不同類型的商業製作。
「美術、製片、收音助理、燈光助理，搬搬抬抬，我什麼都不介意做，這樣喜愛電影的話，我也要去了解每個崗位呀。」他笑著數指頭，一一數出自己擔任過的崗位，停頓半刻補充道：「但當然也是為生活。」
結果換來，手頭的電影劇本，前後寫了兩年也遲遲未完成。在電影圈打拼五年，林森最期待的，是拍攝一部講述香港故事的電影，他的電影夢，還會成真嗎？
合拍片當道，香港電影工作者往哪走？
2011年，林森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系，主修導演系。他記得，當時身邊主修攝影和音響等偏向技術型專業的同學，很快就能跟工業接軌，但導演系出身的他，卻苦無出路。
「修導演、編劇，都是很虛無的，只有一紙證書。讀完了，我怎樣呢？」
在合拍片中，許多題材是不能觸及的。這規則對有些創作人來說，可能是好玩的。但在我眼中，這些規則始終會帶來影響，因為在你的創作中，有些事提不得。
在電影工業裏，若想擔任導演或編劇的年輕人，必定要投身電影公司，或以自由工作的形式擴大圈子，由低做起。以獨立電影起家的導演陳果，也是逐步擔當場記、副導演、助理製片逾十年，才攀升至導演一職。
由低做起，卻意味着日夜癲倒的工作時間表、以及壓至低點的薪金。電影製作往往需時數個月不等，為了迎合劇情需要至演員時間表，捱更抵夜份屬平常，然而有別於機器組、燈光組等技術部門，導演組工作人員多數不以日薪計算，以應屆畢業生而言，月薪約為八、九千元。
「捱，沒問題，但捱完，是不是真的有發展？」林森說。
當時在香港電影圈，中港合拍片盛行，投身電影，就必須回內地尋找機會，但林森卻不敢苟同：「在合拍片中，許多題材是不能觸及的。這規則對有些創作人來說，可能是好玩的——怎樣不提鬼，但說一個鬼故事？啊，轉成妖！但在我眼中，這些規則始終會帶來影響，因為在你的創作中，有些事提不得。」
合拍片的風潮始於2003年，當年香港政府跟中央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希望藉住協議，振興當時早已走下坡的香港電影市場。但隨着內地電影市場急劇增長，合拍程序又要先經電影局審批，才能發出拍攝許可證，為了顧及內地龐大的市場，電影開始失去自由創作空間。
林森很快認清，合拍片不適合自己：「我還是希望多說自己熟悉的、香港的故事。」
畢業後他一度沒找到什麼合適機會，索性跑到社區中心工作，打算舉辦社區電影興趣班。諷刺的是，他下了半年的心力，無人報名，相反數學興趣班、魔術興趣班的，比比皆是。
但這段經歷反而滋養了他的創作靈感。在社區中心的雜物房裏，他熬出一個劇本來：故事圍繞住一個修讀設計的女生，如何在城市變遷之中，堅持己見、追求夢想的生活。這部作品命名《綠洲》，後來成功擠身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鮮浪潮短片比賽。
經歷過在社區中心的低潮，林森反而更覺自己對創作的不捨，最終決心踏上拍攝獨立短片之路，只望以自己的力量，說出香港故事。他的作品，命題多圍繞城市變遷，討論社區重建、基層生活面貌、甚至少數族裔的困境。
香港電影抬頭了嗎？
獨立製作，真的只有拍的份兒，哪有賺到什麼。
不過，拍攝了獨立短片數年之後，林森開始感覺到難以持續發展。
「獨立製作，真的只有拍的份兒，哪有賺到什麼。」他過往參與過鮮浪潮短片比賽、香港電台製作，機構所撥出的資金，主要用作拍攝用途。以他出任的導演崗位、或編劇等主創崗位成員，固然能獲得微利的收入，實質不足以支撐數個月用來創作的時間。作品放映時，也不會帶來任何實質收益。
他直言，香港沒有一個健全的獨立電影界，身邊的獨立電影製作人多數擁有副業，例如教書、或參與其他類型的製作，才得以支撐生活和創作。林森自己也不例外，這些年來，都是依靠出任不同崗位、接下不同類型的短片製作，甚至到中學教拍攝班，每月收入約一萬多元，跟一名其他行業的應屆畢業生收入相約。
話語間，林森無奈嘆道：「有時也不知道，自己除了拍攝，還會做什麼。」
相比起他畢業之時，香港電影市場近年出現了不一樣的變化：不少以「本土」為命題的電影開始湧現，頗受觀眾歡迎。
以香港網路小說為創作藍本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大收2100萬元票房；以青春、舞蹈、夢想為主題的《狂舞派》則收1300萬元票房；獨立電影《十年》雖然只收600萬元，但涉及香港政治前景的題材廣受觸目，奪下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殊榮。
於林森而言，這些現象，會否造就香港電影市場生機，或更能協助新晉導演獲得機會？
對此他顯得遲疑：「算是嗎？我真的不知道。無疑是多了機會，讓年輕導演展現自己的才華，當中也有導演不是循着從低做起的階梯。但長遠來說，是否就是香港電影回歸？這刻很難下定論。」
翻找香港影業協會的資料，分析香港電影市場過去五年的趨勢，可見香港電影產量偏低，平均每年只有53套香港電影上映，佔整體市場四分之一。而高據全年最高票房的，始終為非香港電影，例如荷里活製作。
合拍片大多口碑欠奉，但往往在香港電影中，能跟外地電影票房相比的，都是合拍片，不乏入場支持的觀眾。另外，合拍片連內地市場一起計算收益，常常收益龐大，本地市場遠遠趕不上。例如，2016年上映的《寒戰2》，在香港收逾6600萬元，內地票房高達7.64億元（即6.77億人民幣）。
突破困局，投身商業電影
跟林森同屆畢業的電影電視系同學，不足二十個。林森算了一下，到了今天，真正完全投身主流電影的，只有一兩個，更多的像林森一樣，四處接不同類型的小型製作，更有許多完全離開電影，投身媒體、文化或非牟利機構等行業。
而打拼五年之後，林森現時最希望突破困局。「要繼續玩獨立創作，我也負擔不來了。副業賺得不多，奔波勞碌，又損害最終創作。」他無奈地說：「無論你想做好任何類型的藝術創作，你都必須好專心去做，但同時間有了生活負擔、租金，就會分心，沒法專心創作。」
他並不是想放棄電影，只是希望能夠轉換模式，參與商業電影。「下半年，我希望寫完那個電影項目的劇本，是我給自己的承諾。」劇本寫好之後，他就能夠跟電影公司一起，四出尋找投資者。
無論你想做好任何類型的藝術創作，你都必須好專心去做，但同時間有了生活負擔、租金，就會分心，沒法專心創作。
回歸創作的原點，他記起以前中學時期，積極參與社運，透過支援抗爭，親身接觸到許多弱勢社群，發現自己更希望為弱勢、或社會不被注意的人發聲。
「當時拆皇后碼頭，我們在碼頭頂度過好多個晚上，也曬過好多個日頭。但做了這麼多，碼頭最終還是拆了。我當時在想，除了抗爭、除了上街，有沒有機會能透過其他媒介發聲？」他平靜地回憶說。
他承認，自己的表達方式，也一直在改變，從前認為要力竭聲沙地喊口號，或硬要在電影中寫入關注的議題，如今他更希望以「軟性」的手法，來打動觀眾：「挑戰就在於，我怎樣將本來對這些事不存關心、甚至跟這群組對立的人，對事情有感受？」
他認為，作品無因商業或獨立而分好壞，但對他而言，這種對生活的關注，則是創作的底線：「這是我的最大動力，也是我最大的考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