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不少民主派支持者熱烈支持曾俊華參選特首之際，長毛梁國雄宣布參選，並將自己的參選定調為：牽制泛民選委不要支持曾俊華的策略。觀乎這幾天的論戰，長毛和他的支持者可謂萬箭穿心。 要理解不少民主派群眾「一邊堅定挺曾、一邊痛罵長毛」的現象，就先要回到香港人為何要爭取民主這個問題。無論是昔日的「民主抗共」、近年的「反對大陸化」，甚至是港獨，即使內涵不盡相同，但共通點卻十分清楚：民主最可貴之處，是它可以成為抵抗中共／大陸干預香港的工具。
撐曾不違傘運「初衷」
回歸後，香港出現過三位特首，梁振英是唯一和民主派完全沒有蜜月期的。早在他當選後但未就任施政時，反梁、倒梁之聲已不絕於耳。梁振英被懷疑是地下中共黨員、當選後立即到中聯辦謝票——他的背景和行動，早已令不少民主派支持者無法容忍。2014年9月28日的催淚彈強化了他的鷹派形象，催生出佔領運動。就算是中港足球大戰時，梁甚至不願表態支持香港隊，更令人覺得他並無興趣捍衛中港「兩制」之別，和香港的高度自治。兩個月前，香港不少人仍然擔心梁振英會連任成功，因為如果他續任特首，即代表中央將繼續其對香港的強硬路線。
到梁振英宣布不角逐連任，大家都鬆一口氣。雖然梁振英說自己是因家庭因素而不參選，但大家都知道，他放棄連任是北京的意思。無可否認的是，這令人覺得北京不是對香港民意完全置若罔聞，於是社會開始出現一種想法：既然北京已經尊重民意（還是民意令北京妥協？），不讓梁振英連任，那麼當然有可能再一次尊重民意／妥協，不讓被視為「梁振英2.0」，和梁振英一樣獲得中聯辦支持的林鄭月娥當下任特首。 那些在社交媒體上為曾俊華打氣，甚至捐錢給他的泛民支持者，不會忘記了這次是小圈子選舉，也不是不知道支持曾俊華本身就是對北京的妥協。但在真普選遙遙無期的時候，他們覺得眼前是有一個機會，可令北京藉選擇曾俊華，放棄對香港的強硬路線，甚至在未來幾年減少公然過問香港事務。值此之際，參與製造「曾俊華民望遠高於林鄭」的氣氛，進而令北京祝福曾俊華，是在香港出現民主普選前，唯一讓香港變得接近他們理想狀況的方法。
當年民主黨與中聯辦談判支持政改方案，曾經被激進派罵到元氣大傷，是因為該次妥協無助香港抵住北京的干預。今次的形勢反而似是激進派被圍剿，是因為對不少民主派支持者來說，既然爭取民主和真普選的「初衷」是為了減少中共的干預，那麼在這關頭挺曾根本就是為了實踐「初衷」，而不是背叛了雨傘運動的精神。況且就算是激進派，也無法解釋保持道德高地或者發動選委投白票，對之後的抗共運動有何幫助。再加上對梁振英2.0／西環治港的恐懼，今次激進派的道德牌實在難以打響。
慎防商界收割運動成果
提出以上分析，絕非代表筆者認同那種幾乎無條件挺曾俊華的舉動。當下的形勢最令人不安的是，不少民主派支持者正在期待透過與挺曾俊華的商界合作，逼使／說服北京接受曾俊華。然而，到這一刻我們卻只見支持泛民的小市民鋪天蓋天為曾俊華唱讚歌，而作為是次「合作」另一方的商界，卻完全沒有向小市民讓步的意思。
細看曾俊華的政綱，不但形同否決了立法標準工時和全民養老金；就算是相對不難處理的強積金對沖問題，也要成立委員會「尋求共識」。公共財政方面，當然更不能期望一直堅持保守理財原則的曾俊華忽然進步。他所謂的「研究引入累進式利得稅」，目的不是要向利潤特多的財團加稅，而是讓利予中小企業。至於負入息稅的建議看似有所突破（其實也只不過是研究它的可行性），但政綱也說明了這是為了「理順現時的福利津貼機制」，換句話說，提出負入息稅的建議不代表他有意增加財富再分配的力度。說曾俊華的政綱完全符合商界利益，並不為過。
我絕對明白，對不少香港的民主派支持者來說，相對中共而言，大商家也只不過是所謂的 Lesser Evil。但在五年前的反國教科運動重新將恐共／反共情緒帶回到反對運動的最前線之前，「地產霸權」四字，曾經是反對運動人士都痛恨的東西。既然為曾俊華吶喊的小市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可能在這場小圈子選舉影響中共意志，為何不敢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議價能力，爭取大商家對小市民的實質讓步？難道房屋成本高、工時長、退休保障不足、貧富懸殊等問題真的毫不重要？
假如泛民無條件支持曾俊華，而曾俊華又真的當上特首，那根本就不是泛民同商界合作，而是泛民的支持成為延續商人專政的本錢。這些年來的抗爭成果，將會諷刺地由不民主政制的既得利益者——大商家——收割。
七年前五區公投時，精英形象極重的梁家傑曾喊出「沒有民主、哪有民生」的口號。這未必是所有民主派人士都同意的口號，但它正好點出了一種具階級視野、將政制和經濟制度扣連起來的民主觀念。今天出現民主運動不停向商界送秋波的情況，基本原因之一就是：這套民主觀念，多年來在香港民主運動中都不是主流。
現實政治總不能永遠堅持原則和否定妥協的可能 ，所以民主派無條件挺曾的壞處，不在於民主運動會因此失去了道德力量，而在於它預示了只要北京改行鴿派路線，香港民主運動即會失去主要動力。無條件挺曾的致命傷則是：如果民主運動真的有能力帶來施政的變化，它所帶來的卻不是改善中下層民眾的生活、縮減貧富差距，甚至是反過來是鞏固商界的既得利益。那麼，這種民主運動根本就與平等的精神背道而馳，以後亦更難說服更多基層勞工加入民主運動的行列。
或許，長毛和其他不願無條件挺曾的民主派的當務之急，不是在運動策略上兜兜轉轉，而是要重新提出一套強調平等價值的民主觀念。
（李峻嶸，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