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出版業的種族多元性不足已是老問題了。
在1994年美國出版商協會（AAP）的年會上便有人問，當美國人口的膚色光譜已經色彩斑斕，長期以來由有錢的老年白人主宰的美國出版業，究竟要如何開發新市場？
20年過去了，針對美國出版業工作者的多元性調查指出，情況沒有太大改變，大型出版社說的總比做的多。然而卻也有人試圖在這看似一片白的產業裏面，潑灑不一樣的顏色，積極連結各個社群，為非白人讀者及作者爭取更多閲讀與被閲讀的機會。
過白的美國出版業
2015年，聚焦於跨文化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的獨立出版商 Lee & Low Books 針對出版業工作者的多樣性（包括種族、性別、性向、殘疾）發起第一項大型調查，共有42間出版社及評論期刊參與其中。
研究項目的結果顯示，79％出版業工作者的自我認同為白人，佔第二位的「亞洲人/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大西洋島民」僅佔7％，而「黑人/非裔美國人」的比例相較於其他少數種族則更少，僅有4％。
調查同時也檢視出版業不同部門的族裔分布，發現主管階層中有86％是白人；行銷與宣傳部門，白人則佔77％——前者是決定公司方向及聘僱對象的最終決策者，後者則負責向媒體及消費者宣傳及定位書籍。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形容，對於有色人種的作家而言，這兩個部門缺乏種族多樣性，感覺就像被宣判死刑。
有色人種
為何出版業在增加族裔多元性上的進展這麼少？美國出版行業雜誌《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就此訪問了40位出版業工作者，發現如同其他行業一樣，不自覺的偏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儘管很多出版人相信情況會隨時間改變，這篇文章卻指出，改變必須依靠大型出版業者的實際行動——如將增加種族多元性列為內部聘僱準則，而不僅是一個對外的模糊承諾。
這個產業必須改變。我不想再聽到『抱歉，他們真的只想要紐約大學或是常春藤畢業的學生』了。
部分實務界人士指出，問題不一定在於出版業，更大的社會經濟結構對這個局面的影響很大。例如，許多出版社要求應聘者需具備大學文憑，然而最近統計指出，美國取得大學學歷者有73％為白人（美國白人約佔總人口的72.4%，含西裔）。而紐約市立大學（CUNY）系統的老師便認為，當市立大學學生與來自學費更高的紐約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互相競爭時，出版業總是偏好後者。
種族歧視不單純是個人偏見，更可能是被建制化的社會關係，掌權的白人主管甚至無意之間就因為種族因素影響決策結果。研究顯示，當主管收到兩份履歷時，通常會選擇有白人名字的那份。
事實上，在多元性愈來愈成為各領域的熱門話題時，美國五大出版商也有推行多元性計劃，例如設立相關委員會，設置聘僱多元種族實習生的計劃、針對不同族裔舉辦寫作比賽等。然而，當問起針對聘僱有色人種員工的實際計劃時，五大出版商卻只提出一個與美國出版商協會共同合作的支薪實習計劃，因此在聘僱的成果上，實際成效如何很難評估。
相較之下，獨立出版社在增加員工種族多元性上落實得更徹底。舉例來說，紐約市的 New Press 出版社自1990年代中期就推出以增加出版多樣性為主的實習計劃，至今已培養出249位實習生。New Press 也致力於確保其員工的多元族裔背景，執行編輯 Marc Favreau 指出，聘僱的24個員工中，有三分之一至一半是有色人種。
在擁有來自不同背景的員工後，另一個令人關注的重點是，這些出版社要如何帶着他們發掘的有色人種作者們，在主流白人出版市場殺出重圍。
多元族裔出版輩出的年代
Kima Jones 的出版社 Jack Jones Literary Arts 只與長期被出版業忽略的那類作家結伴，包括以描寫黑人女奴故事 Wench 成名的暢銷作家 Dolen Perkins-Valdez 、拉丁裔青少年文學作家 Lilliam Rivera 、以及社會運動者 Sarah Schulman 等。Jones 同時也是推廣非洲離散（African diaspora）小說家的組織 Kimbilio 的代表。
自稱為「來自紐約哈林區的同性戀黑人女孩」，Jones 對於那些認為出版社不知道該如何幫他們行銷、如何介紹他們、如何幫他們找到觀眾的作者特別有興趣。「我想要肯定他們的作品」，她說。自2015年成立出版社至今，她出版的作家人數已經從2位增加到17位，Jones 驕傲地表示，其中95％是有色人種。
出版業需要更多女性有色人種，站在掌權的位置。
面對現今出版業現狀，Jones 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讓更多女性有色人種握有決策權，才能改變出版業的種族及性別單一化。因此，她樂於看到有讀書俱樂部或是系列書籍致力於推廣有色人種作家、同性作家、殘障作家以及其他邊緣化的作家的作品。
2016年頗具盛名的美國筆會/賓厄姆最佳新人小說獎（PEN/Robert W. Bingham Prize for debut fiction）的最終決審名單裏，全都是有色人種作家。在邊緣聲音持續爆發的時代，像 Jones 這樣能夠連結作家與多元文化讀者群、以及能夠採取新策略為作家產生網路迴響的出版者，至為重要。
但 Jones 也強調，雖然對於她們這類出版者而言，現在確實是一個美好的時期，但來自邊緣的聲音並不是現在才出現。她表示，黑人及其他族裔幾十年來一直都是藝術、文學、音樂的文化生產者，直到最近他們才開始有更多表現機會，獲得獎項。
策略：用特色向外連結社群
擁有有色人種背景的出版者並不一定就有幫有色人種作家宣傳作品的能力。Jones 指出，單單說「黑人會讀這本書」是不夠的，因為黑人無法被歸類為一個整體。
Jones 指出，每個作者都是獨一無二的。在過去經驗裏，她必須為此接觸各領域的讀者，例如退休的非裔美國女人的讀書俱樂部、南亞足球組織，或參加為南方布朗克絲（Bronx）青少年舉辦的課外活動。
另一家出版社 Lee & Low Books 的行銷主管 Hannah Ehrlich 則表示，當你為多元族裔書籍行銷時，必須跟閲讀社群裏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連結。她指出，圖書館員與教育者一直以來都比市場還早支持多元化書籍。Lee & Law 一本根據芝加哥幫派少年真實故事的暢銷圖畫小說，便獲得少年拘留中心的圖書館員很多幫助。因為對少年拘留中心而言，在那之前並沒有任何書籍能反映中心學生的現實處境。
曾經擔任出版有色人種作家的非營利機構「咖啡館出版」（Coffee House Press）的第一位黑人編輯 Anitra Budd 則指出，有色人種或是其他少數族群作者不一定得寫跟自己種族或文化有關的經驗，或是刻意迎合白人閲讀社群。相反，她認為一個美國原住民作家寫西歐的書，而不只是有關美國原住民文化或傳統，才是發展真正的多元性的重要一步。
Jones 相信，獨立書店是此類出版者最好的朋友。她對於紐約去年關門的獨立書店 La Casa Azul 感到惋惜，並表示，對於拉丁裔作者與對於拉丁文學有興趣的讀者而言，這書店的意義非凡。
那間書店對於拉丁裔作者與對於拉丁文學有興趣的人，是個美麗的地方。當你失去一間那樣的店，就等於失去了整個社群。
位於洛杉磯、由非裔美國人經營的書店 Eso Won Books，則是另一個連結作者與讀者的例子。經營者 James Fugate 說，三十年來，書店讓黑人作家覺得像家一樣。在店中，他們可以自在地說出自己的心聲，同時這裏也有跨文化、多元的讀者。
這種成就是書店經年累月的努力換來的。曾經有位作家第一次開簽名會時，店裏只有10個人，其中5個人還是書店員工。而2006年，這位作家再開簽名會時，店裏來了已經有1000名讀者。而這位作家，正是後來的美國總統歐巴馬。Fugate 表示，書店會始終如此，努力支持處於人生各個階段的黑人作者。
我認為擁有像 Eso Won 這樣的店跟空間是重要的，如果你去到其他獨立書店，他們可能有一系列的非裔美國人的書籍。但這裏一整間店都是這類書，我覺得人們需要看看這個。
Fugate 及 Jones 這類出版相關業者努力掙的無非是一個空間，無論是實體或是無形的。
對 Jones 而言，她爭取的是她的作家在追求文學的路上能跟其他人擁有相同的機會。她表示，種族主義者認為有色人種作家沒法寫出偉大的美國小說。「人們必須明白黑人文學不是人類學，而是藝術創造」。
但對美國出版業而言，要達成重大變革，責任從不只在這些小型的出版社身上。Lee & Low 的調查最後這樣寫道：「解決多元性的問題不該是多元族群的責任，每個人都必須著手解決。既然調查已經完成，改變現狀的工作就開始了。它不會太簡單，但知道我們目前站在哪、了解我們的底線是第一步，能讓我們知道如何評估進步幅度，但唯有實際行動能讓事情改善。」
聲音
我認為對有色人種作家而言，要讓人們如同注意其他人的書一樣注意他們的書，是個很沉重的負擔。
看到人們談論多元性是很好的，但要是他們願意出門買本書，事情可能就會不一樣了。
出版公司在改變商業模式上不可思議地老派且緩慢。他們是習慣的動物，他們用同樣的方式行銷，在特定的印刷媒體上打廣告。現在，隨着社群媒體的到來，行銷範式已經轉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