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下攝氏度的首爾街頭露宿是什麼感覺？鐘路區日本大使館前，有幾個大學生，一年多來不分晝夜在這裏死守「少女像」。
「少女像」是南韓民間為紀念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受害者所設計的銅像，首爾日本大使館前的這尊銅像是在2011年設立的。緊靠少女像的簡易塑料帳篷裏，兩個女生穿著厚厚的羽絨服，跟其他愛美的南韓女生相比，兩人顯得樸素，臉上沒有一點妝容，看起來更像是高中生的模樣。也許是這一年來常有市民拜訪，兩人習慣了陌生人來訪，看到我在帳篷外徘徊，馬上拉開帳篷一角，邀請我進去坐坐。四平方米不到的帳篷，地上鋪著電熱毯，一角放著電暖爐，剛坐下還覺得暖和，不到五分鐘，帳篷邊邊角角漏進的冷風，讓我不得不重新披上外套。這兩個女生要在這裏待滿24小時，從早上九點到次日早上九點，是她們的「執勤時間」。
「跟上個冬天比已經好很多，去年沒有帳篷，大冬天坐在街上，有人穿兩三件羽絨服都無法禦寒」，雅英說道。2015年12月28日，「韓日慰安婦問題協定」簽署後，兩國政府對日使館前的少女像問題模糊解釋，讓大學生們感到不安。從那年的12月30日開始，首爾大學生「民族一體」、「青年獨立軍」、「和平蝴蝶」等進步大學生團體組成「廢棄日軍慰安婦問題韓日談判方案對策委員會」，不分晝夜地在街頭露宿守護少女像，表明南韓青年人對歷史問題的不捨不棄。
當天在帳篷裏的兩個女生並不是當時這些大學生中的一員。「當時帶頭那一批人已經都不在這裏了，現在堅持下來的人都是後來加入的『新人』。」對於那一批人不再繼續露宿抗爭的原因，雅英表示這個話題有些敏感，不太好多說，只說可能因為時間太長了，但那些人也仍在做一些與慰安婦問題相關的工作。一年多來，「守護少女像」行動的固定成員也從原來的二十幾人減少到現在的四、五人，所以雅英每週至少要出來一次，「我爸媽不太能理解，事實上很多上了年紀的人本來就不能理解我們為慰安婦受害者發聲這件事情。」她在張貼海報時，曾遇到過對她破口大罵抑或指指點點的大媽，也見過執意要將她張貼的海報撕下來的人。有人認為慰安婦問題已經了結了，有人認為反政府行為是不對的，更有一些保守的人認為慰安婦並不是一個能上台面的議題。
而雅英為了「守護少女像」行動，已經休學一年。今年剛滿22歲的她曾在位於忠清北道的忠北大學唸書，大二結束後便休學了，之後搬到了首爾，社會學系出身的她這一年來一直在首爾參加各種慰安婦相關的活動。對於休學的原因，她總結為「無法在學校裏面學到東西，我更願意在這裏學習和成長。」
「大家都只關心GPA，只關心就業，我以為上了大學會不一樣，結果還是一樣的填鴨式應試教育。沒人關心社會議題，沒人願意為這些事情花費時間和精力，我不想過那樣的大學生活。」
另一個女生娜真，贊同雅英的想法。雅英跟娜真兩人是通過「守護少女像」行動才認識彼此，她們稱自己是大學生中的異類，所以才頗有惺惺相惜的感覺。今年剛滿20歲的娜真畢業於京畿道德沼高中，現在是江原道韓林大學社會學系大二學生。德沼高中有個非常有名的社團，叫作「分享」，這個社團長期關注慰安婦問題。雖然並不是社團成員，但因為「分享」在校內相當活躍，高中時娜真已對慰安婦問題非常熟悉，「我那時以為其他的高中，其他的學校都是如此，直到上了大學，才發現對這個問題漠不關心的人才是這個社會的主流。」
娜真第一次參與慰安婦問題相關活動是在2015年的「歐洲和平紀行」上，每年南韓慰安婦相關團體都會舉行兩次「歐洲和平紀行」活動，在全國招募青少年，帶他們到歐洲舉行慰安婦問題相關集會。「當時只是想去歐洲玩」，娜真說道，「但很巧，那天剛好是2015年12月28日，下機後看到日韓簽署慰安婦協定的新聞，全部人都怒了，從那時我就覺得無法再置身事外了。」
在日韓兩國簽署慰安婦協定之後，反政府的聲音和活動曾充斥整個南韓，這些大學生的行動也曾受到整個社會的關注。特別是在去年四月國會議員選舉之前，在野黨議員不斷發表對於日韓慰安婦協定的批評，也有許多議員來看這些日夜守護在少女像身邊的大學生，雖然大多政界人士來了就是拍張照、握個手、開張空頭支票。「我們是政府的『眼中釘』，但對於在野黨來講還是有利用價值的，大家心裏清楚，他們只是想通過這種手段獲取更多民眾支持，但我不介意，各取所需嘛，曝光度越大對我們也算越有利。每次他們過來，我們大多數人也都算配合，一起拍照、聊天，當然有些大學生不想配合這些人的『政治秀』，對這些人也是黑口黑面。」娜真說道。但國會選舉一結束，這些政界人士便沒了蹤影，「少女像守護者」、「慰安婦問題」成為了媒體和政界人士丟掉的一張卡片。
直到最近朴槿惠被停職，眼看早期大選即將到來，政治攻勢又開始了，政界人士重新就慰安婦問題發聲，這個簡易帳篷又成為了媒體跟政界人士，尤其是總統參選人的必訪之地，「我真的不知道該哭還是笑」，雅英很無奈。
談話間，天漸漸黑了。帳篷外偶爾有些人在少女像前駐足，也有人匆匆路過。少女像身後不遠處便是首爾著名的旅遊景點仁寺洞，人流不斷。相距五分鐘路程之遙，日本大使館前冷清很多。除了每次的集會或是「釜山慰安婦少女銅像」等大事件爆發之外，這裏通常都是這番景象。偶爾也會有觀光客來訪，大多是一些日本觀光客，他們大多事先就已經知道大使館前少女像的存在。「我對日本沒有敵意，有些日本國民對慰安婦問題有比較客觀的認知。」事實上，雅英還曾多次去日本旅行，有一次還剛好碰上大阪的第一千次「週三集會」，那是大阪當地人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慰安婦問題的示威活動。
與少女像和帳篷隔著馬路相對的就是日本大使館，使館外面還有四輛警車和幾名警察。「他們覺得我們是個威脅」，雅英苦笑著說，從他們的「守護少女像」行動開始之後，這些警察與警車就沒離開過。去年曾經有個女人手持錘子突然砸向少女像，當時在現場的娜真和兩個女生被嚇得不輕，向馬路對面的警察求助，但沒有一個警察走過來幫他們，都是一副「隔岸觀火」的樣子，給出的答覆是「打電話報警」，最終是在市民的幫助下才奪下女人手中的錘子。事後警方認為女子患有精神疾病，最後決定判她入院治療，但當時有些大學生則認為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他們曾向警方反映，女子說過「說會給錢才去砸了少女像」之類的話，但最後都不了了之。那次事件讓這些大學生對警察徹底失望。
對話進行到一半時，帳篷外出現一個中年男子，他拿起擴音器對著馬路對面的日本大使館喊話，「經常會有市民過來這樣喊兩嗓子」，也許是看出我的好奇，雅英解釋道。「請日本正視慰安婦問題，日韓慰安婦協定沒有經過民眾同意，我們不會承認，必須廢止，我們還要在獨島（日本稱為竹島）上立少女像。」喊話大概持續了五分鐘，隨後男子拉開帳篷一角，遞來了幾瓶飲料，對兩個女生說「辛苦妳們了」，便匆匆離開。接過飲料的雅英指了指身後的三個大箱子，裏面裝滿了一些飲料跟餅乾，「這些都是市民送來的，比起在因為其他事情示威的人，我們幸福太多。」然而，相對於眾多市民的支持，真正參與到「守護少女像」行動的人卻不多，有些人擔心因為發聲而影響出路，有些人則是不願為這些看似與自己並無直接關係的事情付出時間和精力。
日據時代之後朝鮮半島遺留下的問題很多，慰安婦問題只是其中之一，兩個女生說她們無法對於慰安婦問題最後的解決方式給出一個定論，只是說現在的他們無法退讓，因為一旦退後一步，就再也沒有他們發聲的空間。雅英說，她曾在「週三集會」上見到過那些慰安婦受害老人，如今要靠輪椅出行的這些老人家到現在都無法得到日本真誠的道歉，「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不再讓這些歷史重演，畢業之後我也會一直做下去」。
然而，這個過程看似相當漫長，而現在看來慰安婦問題好似一個死結，怎樣集結更多年輕人加入這場持久戰，才是現在讓雅英這些大學生最困擾的問題，
「南韓民主化的道路上，年輕人、大學生曾是主力，但現在每個人都想著成績、就業，我也理解，只是這種社會讓我感到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