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蓋建故宮了。
聽到這消息的第一時間，不由得想起2015年，我對時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的專訪。馮明珠讀過了我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兩個故宮的離合》，對於該書觀點「故宮離不開政治」， 她表達了不滿：
「你把故宮寫得太政治化了。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政治跟文化沒有關係。」
其實我也認為，政治和文化原本不大相干。但是，政治卻時時想利用文化；文化有時也會為了利用政治，從而親近政治。就像博物館的建設，其背後就離不開政治和金錢的力量。何況，故宮更有着連接中國近現代特殊歷史和政治的背景。
因此，當聽到香港會建設故宮博物院，我如是思考：「故宮脫離不了政治。我的這個想法果然是正確的。馮明珠（前）院長，實在抱歉，這次是您錯了。政治也許可以歸結為政治，但文化終究不僅僅是文化，難以與政治割裂」。
故宮博物院，中國革命的象徵
對於推翻封建王朝、高舉建設民族國家理念的新國家來說，將象徵着封建時代巨大財富的宮廷文物回歸國民，正合其意......
「故宮一直在增殖不停」。我在第二本有關故宮的著作《故宮90話》（2016），提出這個想法。故宮在中國，彷彿是近代革命的照明燈。兩岸故宮的分離，台灣故宮南院籌建，乃至香港故宮構想的浮現，都反映着中國革命未竟的問題：
故宮博物院成立於1925年，當時的藏品均為清王朝的宮廷文物。1911至1912年通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什麼要讓國民看到清王朝的宮廷文物呢？——那是為了向國民呈現「革命的成果」。對於推翻封建王朝、高舉建設民族國家理念的新國家來說，將象徵着封建時代巨大財富的宮廷文物回歸國民，正合其意。也就是說，故宮博物院的誕生，本身就具有革命的象徵意義。
此後，故宮一分為二。國共內戰期間，國民黨的蔣介石攜故宮部分所藏文物逃亡台灣。蔣介石認為，誰擁有象徵革命成果的故宮文物，誰就是中國革命名正言順的繼承人。戰後的國民黨在對外宣傳時，也經常提及：「故宮文物在台灣，象徵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因為我們就是中華文化的保護者」。
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統一台灣是革命的最後一步，是它最大的「核心利益」所在。台北故宮的存在，也從側面印證了統一台灣尚未實現的這一現實。
現在，故宮又將在香港設立新據點。
香港故宮，對北京的四重意義
香港故宮建設，今後基本會圍繞四個方面闡述其歷史意義：一、繼承近代革命；二、證明香港回歸；三、對抗香港本土思想；四、北京政府「中國夢」的政策......
香港的情況雖然有別於台灣，但對中國來說，無疑也是一片具有特殊意義的土地。畢竟導致大清國割讓香港給英國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革命的起點，是被西方侵略、掠奪的歷史傷痕；收復香港，當然也便是中國革命的重要一環。從一開始，中國就抱有將香港在殖民期間受西洋影響的文化，改造回中華文化的初衷。
大多數香港人也許還記得，2007年香港回歸10周年之時，北京故宮最大的國寶「清明上河圖」來香港出展。從那時就可以清楚看出，中國共產黨有通過故宮文物來拓展治理香港的想法。10年後，這次更是要將故宮建設於此。
香港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歷史來講，香港回歸僅僅是真正回歸的第一步。因為香港作為英國在亞洲培育起來的「西洋」，在其價值體系裏，英國文化最優越，而中華文化則被置於下層構造。香港回歸後，只有「文化主權」也回到中國，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回歸。
此外，中共可以通過故宮這一巨大的中華文化象徵，來否定香港社會中「本土派」、「自決派」、「獨立派」提出來的「香港價值」或「香港認同」。
最後，在香港建故宮博物院，對中共來說還有更高一層的含義——作為習近平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或「中國夢」的具體體現。故宮代表中華文明，在回歸的香港土地建立起「巨大的紀念碑」，無疑是其「想像的中華共同體」的輝煌成果體現。
因此，香港故宮建設，今後基本會圍繞四個方面闡述其歷史意義：一、繼承近代革命；二、證明香港回歸；三、對抗香港本土思想；四、北京政府「中國夢」的政策目標。因此從中共的立場來看，籌建香港故宮可謂「一舉四得」。
未來香港政治的風向標
我的直覺告訴我，香港故宮很可能成為今後香港政治的風向標。
此次的香港故宮是北京故宮的首座分院——而台北故宮在是2015年12月，於台灣嘉義成立的故宮南院，也可謂是濃郁政治意圖下誕生的產物。
2001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推出故宮南院計劃，遭到了當時在野的國民黨強烈反對。幾經波折，經過了15年後，終於在馬英九政權結束的前期完成。如此耗時的背後，隱藏着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政治博弈。
民進黨將南院定位成「亞洲文化」的計劃，遭到了以捍衛中華文化為標竿的國民黨強烈排斥。現在的黨主席洪秀柱時任立法委員，與當時負責文教方面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對此大為反對。當時總統雖然是陳水扁，但立法委員半數以上為國民黨員籍，故宮相關預算均被擱置，連文物購買等事宜也進行不順。
圍繞南院建設的混亂，可謂是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政治對立而產生的。從這方面來講，香港故宮也有類似要素。香港故宮無疑被賦予了中華文化的意義，這難免牴觸「東洋和西洋融合」的香港文化核心特徵。
對香港的政治觀察者來說，簽訂合作協議和在記者會上公布消息的人，竟不是現任特首梁振英，而是下屆行政長官的有力候選人、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其背後也深含濃厚的政治味道——新任行政長官上任之時，將是香港回歸20週年的2017年7月，屆時香港故宮建設方案已正式啟動，也在其五年任期中建設完成，這是非常明確的政治目標。
如果故宮在香港落成，那就會出現兩岸三地皆有故宮的局面。北京、香港、台北間的故宮交流，毫無疑問將被視為重要的統戰手段。台灣在馬英九政府時代，兩岸故宮交流開展得如火如荼，幾乎每年都會舉辦大型共同展覽。但是去年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上台，兩岸關係驟變，故宮交流也戛然而止。
兩岸故宮間的關係，無法脫離中國大陸和台灣間的政治關係。至少在民進黨執政期間，連帶香港的兩岸故宮交流是不大可能；但倘若國民黨能重返執政，那麼兩岸三地的故宮交流，一定會成為執政者腦海中勾畫的一張藍圖。
不過，香港社會的中華認同，根據年代不同大相逕庭。對深持本土意識的香港年輕人來講，如果不能改變他們對於故宮背後共產黨的不良形象，故宮建設未必能提高他們對中華民族意識的認同。
博物館是一國歷史觀的鏡子，難免有政治性的命運。尤其是中國的故宮，如前所述，有着二重、三重複雜的高度政治性，極易陷入政爭。我的直覺告訴我，香港故宮很可能成為今後香港政治的風向標，也將反映香港政制將走向混亂，還是趨於穩定。
（野島剛，故宮研究者；日本資深傳媒人、作家。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擔任駐新加坡、台北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