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最負盛名的思想家之一、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於1月9日在英國列斯（Leeds）家中去世，終年91歲。他的好友、波蘭哲學教授 Anna Zejdler-Janiszewska 對外證實了這一消息。鮑曼因其關於現代性、大屠殺以及後現代消費主義的理論觀點而廣為人知。
鮑曼於1925年11月19日出生在波蘭波茲南（Poznan）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39年二戰爆發後，鮑曼全家自波蘭逃亡至蘇聯，他18歲時參加了在蘇聯的波蘭軍隊，並在戰後迅速晉升為軍官並加入波蘭工人黨。
隨後，由於受到波蘭反以色列立場的波及，鮑曼於1953年被撤銷軍隊職務。在華沙大學先後學習了社會學與哲學的他隨後在該校任教，並於1966年當選為波蘭社會學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1968年，在當時波蘭的反猶情緒下，他和家人因「毒害青年罪」被驅逐出境。在1970年代初攜家眷前往英國後，鮑曼成為列斯大學社會學教授，直至1990年退休。即便從大學退休之後，鮑曼仍然筆耕不輟，直至晚年仍保持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
其代表作包括「現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闡釋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現代性與矛盾性》）、「後現代性三部曲」（《後現代倫理學》、《生活在碎片之中：論後現代道德》、《後現代性及其缺憾》）等等，其中許多著作都有中譯版。
鮑曼先後被授予歐洲雅馬爾費獎（European Amalfi Prize）、阿多爾諾獎（Theodor W. Adorno Prize）、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Prince of Asturias Award）等社會學與人文領域的重要獎項。列斯大學亦成立鮑曼研究所，致力於倫理學、消費主義、全球化及現代性等鮑曼所關心領域的研究。
在今天，流動的邪惡正隱匿在某處。人們很難辨認出它以怎樣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它的迷惑性很強，它能夠有效地掩飾自己，讓人們不知不覺地信賴它，被它所吸引……每一天、每一刻，無論是在自願還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手機用戶、電腦用戶等不斷地通過網絡發送或接受信息（這些信息很容易被第三方收集）。如今的人們再也不需要『友愛部』（出自奧威爾小説《1984》）的嚴刑逼供。
鮑曼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其重要思想可從其代表作中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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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Intellectuals，1987）：鮑曼在書中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表達了知識分子從立法者到闡釋者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境遇，以及相應的不同策略，揭示出在何種社會條件下，現代性世界觀及其策略會遭到挑戰，並且部分地被後現代性世界觀及其策略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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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1989）：一部反思現代性的著作。鮑曼在書中指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悲慘事件，也非納粹德國的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使得大屠殺這樣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配合的社會集體行為；從極端理性走向極端不理性、從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蠻，有其內在邏輯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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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1998）：當生產者社會轉變為消費者主導的社會，「窮人」的定義也發生變化。鮑曼在書中回顧了工作倫理的起源、現代社會的轉變，福利的影響和窮人被社會化生產及文化界定的新路徑，勾勒出當代窮人被忽視、過度解讀或隱藏的部分，並試圖回答貧窮能否用普遍的方法來對抗和征服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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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安全》（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2001）：「共同體」給人安全感，但同時也剝奪了人的自由，兩者不可能永遠和諧一致，但可以獲得某種平衡。鮑曼在書中評估了上述機遇和危險，並提出了重新評估的概念，這已成為當前關於社會的本質和未來的爭論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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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的生命：現代性及其棄兒》（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2004）：現代化製造出「廢棄的生命」，即移民、難民等「多餘人口」，人類必須尋找全球性的解決方法。鮑曼在書中揭示了這一危機對於當代文化和政治、個人生活和民族命運的深刻影響，指出政府把難民、移民與恐怖分子進行聯繫，激起大眾對小規模犯罪的厭惡和恐懼，從而引開公眾關注並鞏固其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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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時代：生活於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2007）：鮑曼在書中探究了為當代生活帶來深刻影響的不確定性，並為讀者理解他此前作品中關於流動現代生活的觀點提供導讀，透過深入考察後現代生活，揭示了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層原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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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邪惡》（Liquid Evil，2016）：這本書是鮑曼和立陶宛哲學家、歷史學家 Leonidas Donskis 的對話集，兩人探討了「流動的現代性」模式的邪惡，同其他歷史階段所展現的邪惡相比，這種「邪惡」會更加來勢洶洶、更加危險，因為它是破碎的、脱節的、易傳播的，而且它可以被集中管理。比如出於「安全考慮」，大廈每個角落都安裝監控器，因此保安部門獲得的信息比以往要多得多，甚至多到無法想象。
聲音
沒有哪位傑出的當代思想家像鮑曼那樣經歷過如此多重的思想轉型。鮑曼對後現代的生存狀態和後現代性的思想進行了全面的描繪，對他來説，現代性是一個陷阱，後現代性又是一個雷區，作為前者的批判者和後現代的預言家，他揭示了我們的困境——如何才能實現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相互超越？
多數人利用社交媒體不是用來拓展他們的視野，而是把自己鎖進同溫層，聽他們自己的回音，看自己的倒影。社交媒體非常有用，也提供了娛樂，但那是一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