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被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票選為全球公共知識分子的荷蘭裔作家 Ian Buruma，曾先後於荷蘭萊頓大學和東京日本大學修讀中國文學與日本電影，及後更以記者身分在亞洲各地遊歷書寫，文章散見於歐美報章雜誌。《殘酷劇場：藝術、電影、戰爭陰影》結集了作者歷年來在《紐約書評》所發表的一系列藝文評論與歷史散文，更榮獲2015年美國筆會頒發年度藝術評論獎（Diamonstein-Spielvogel Award）。
是次選來《殘酷劇場》當中的篇章主要討論東亞國家中國、日本、新加坡與台灣的現代化轉型，猶以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現代化時期為主。面對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大勢和與其他現代國家接軌的迫切，複製西方國家經驗成了最快捷的現代化方法，但卻不一定能與自身文化歷史契合，形成了既非西方，又不能保有傳統特色的弔詭狀態。
這些國家像是要把世界各地的特色都濃縮在一隅，一如作者所言，把自身改造成像「主題樂園」般的大都會。然而，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有其特殊的政治權威脈落，與西方的現代民主轉型出現大相徑庭的情況，更甚或出現特殊經濟區域用以區隔開西方文化與社會的交流。作者從建築物和景觀變遷為切入點，結合歷史闡述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揉合領導者的權威實踐與海外商業資本流動，打造出現代中國的大都會。
以下節選自《殘酷劇場：藝術、電影、戰爭陰影》的第28篇〈亞洲主題樂園〉，獲紅桌文化授權刊出。文章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輯所擬。
《殘酷劇場：藝術、電影、戰爭陰影》（Theater of Cruelty: Art, Film, and the Shadows of War）
出版時間：2016年11月
出版社：紅桌文化
作者：Ian Buruma
譯者：周如怡
站在任何一個東亞大都會的中心，如首爾，或廣州好了，你會面對一個奇怪的文化難題。除了廣告看板上的文字之外，目光所及的事物大部分都和亞洲傳統無關。一些提供當地飲食的餐廳會擺上看似傳統的門面，如日本竹簾、中國金龍、韓國農村圍牆，不過這些你在倫敦和紐約也都看得到。建築物大多是後現代或現代主義晚期風格，高聳入雲的玻璃帷幕建築、水泥辦公室、購物商城、以花崗岩和大理石建造的旅館。你大有可能身處辛辛那堤。這些城市有一種言語難以形容的非西方，甚至是非常東亞的氛圍。
或許是廣告，或許是喧鬧繁忙的娛樂區，或是在高樓大廈旁群聚、像依附樹幹而生的蘑菇般的小店。東京或多或少保持了舊時的街道規劃，讓這個城市有種幽靈般的歷史感。但北京和武漢就不是如此了。或許它們的特別之處正是因為缺乏可見的歷史，但美國有許多城市也是如此。不過不知為什麼，釜山、名古屋、重慶，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卻和克里夫蘭、紐約，不是那麼相像。這些不斷興起的大都會，是現代亞洲生活的見證。
現代亞洲風格的特殊之處是什麼呢？深圳在二十年前，只是香港和廣州之間的小村子，現在已是有三百萬人口、不斷擴張的大都會（註：現在已成長至一千萬人）。從深圳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有何特質？我想其中一條線索，是在東亞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主題樂園。他們對東亞資本主義而言，就像是民俗舞蹈節之於共產主義。[…]
把自身打造為被凝視的觀光樂園
北京中央有數個亞洲著名廟宇的模型，廣州附近的小鎮有個白宮複製品，西藏僧院、義大利宮殿、埃及金字塔和法國酒莊，東京附近有迪士尼樂園，香港也正在計畫興建迪士尼樂園，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奇怪的是，不只是對幻想建築永無止盡的追求，更希望這些建築能不着痕跡的融入真實的都會結構中。在深圳有個全新的建案，取名為「歐洲城市住宅」，可以眺望「世界之窗」主題樂園，內有艾菲爾鐵塔、羅馬競技場、布達拉宮。
主題樂園之外還有高爾夫球場，這同樣是受到人為控制的地理景觀。在東亞，高爾夫球場興起的速度幾乎可以趕上主題樂園。澳門對面的城市珠海，被打造成類似高爾夫球場住宅區。這個休閒城市，補足了香港和深圳繁忙的工作環境，用觀光取代了都市文化。對那些在東亞資本主義獲得成功的人來說，高爾夫球就是他們可以期待的幸福。
所有偉大的城市都是因夢想而活，但很少有像東亞一樣，虛擬實境是如此普遍、如此精緻。
如果說芝加哥和紐約是1920年代上海的模範，中國和日本戰後的城市，和洛杉磯一些古怪的地區有更高的相似性。你放眼所及的事物，多是其他地方的複製品：長得像法國城堡的旅館；在水泥大廈十五樓的精緻中式茶樓；地鐵站旁的咖啡館，裝潢成德式小酒館或凡爾賽宮的房間。許多亞洲城市，其中以東京為最，看起來像是巨大的舞台布景，充滿了歷史象徵、外國地點，或是對未來的幻想。所有偉大的城市都是因夢想而活，但很少有像東亞一樣，虛擬實境是如此普遍、如此精緻。
中國城市裏尚有一些傳統建築，但多是以現代建材重建。有些建築原本不是在現在的位置，而是仿造其他的廟宇，或是從中國不同地區收集來不同廟宇的部分，再精心重新打造的骨董。[…] 許多現代建築甚至是外來的。中國建築師的標準作業程序，是先給客戶看樣品書，裏面有美國、香港、日本，或新加坡的建築照片，再讓客戶從中選擇。荷蘭建築師雷・庫哈斯（Rem Koolhaas）說：「我們可以說舊有的亞洲正在消失，亞洲變得有點像是個巨大的主題樂園。亞洲人自己在亞洲成了觀光客。」
刪除舊城，再複雜貼上都會模範
[…] 18世紀的中式庭園有精雕細琢的造景，經常企圖重現真實或是虛構的地點。這些庭園成了英國花園的模範，這些精彩的花園充滿了仿哥德式及古典式的遺跡，以及中式橋梁和寶塔。清朝皇帝真的在北京附近建了一座有主題樂園味道的「圓明園」，裏頭有歐式花園和房屋，有些是由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喬瑟普・卡斯地隆（Giuseppe Castiglione）所設計，有些則是取自中國神話的靈感。1860年英國軍隊在額爾金伯爵（Lord Elgin，知名大理石像的本尊）的率領下，嚴重損毀了這個特別的皇宮花園。之後又經過中國人和歐洲人的洗劫和破壞。最近有人在討論重建圓明園，這不就是一個「複製主題樂園的主題樂園」的概念嗎？
如果美國人是用主題樂園來彌補歷史的不足，中國人則是出於自願，用主題樂園來毀滅歷史。
正如我之前所言，洛杉磯可以作為所有這些現代都會的模範，不過中國和美國之間還是有所不同。在美國，創造虛擬歷史世界是因為沒有久遠的都會文化歷史。但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卻不乏悠久的歷史，為什麼他們似乎比較喜歡虛擬歷史呢？對西式主題樂園的愛好，在國內創造虛假的外國風景，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如果美國人是用主題樂園來彌補歷史的不足，中國人則是出於自願，用主題樂園來毀滅歷史。
這裏我們同樣可用傳統做出部分解釋。自古以來，中國人一直都在重建舊地標。所謂的「舊」指的不是建築物本身，而是地點。因此中國導遊會指着去年才蓋好上漆的水泥寶塔，盛讚它悠久的歷史。但我相信中國人喜歡主題樂園，有其政治意涵。
東亞的現代化始於19世紀末。和歐洲相比，是個一直被打斷、充滿毀滅性的過程。在過去現代化被等同於西化，因此中國和日本的現代化，經常代表要全盤拒絕當地的文化和傳統。[…] 撇開戰爭和自然災害對這兩個國家的蹂躪不說，大部分對歷史文化的傷害，都是自己人造成的。
毛式主題樂園︰幻想的權威藍圖
在中國和日本，知識分子經常在反對進步的屬地主義和完全西化之間擺盪。1919年的五四運動包羅萬象，從革命性的社會主義到美式實用主義不一而足，但一貫的主題是知識分子試圖將中國從過去解放。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被認為是陳腐僵化，阻礙進步，限制中國人的心智。當時認為解決之道是掃去這些醜惡的蜘蛛網，吸收約翰・杜威（John Dewey）或是卡爾・馬克思的觀念。在世界各地，很少有像這個世代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一樣，這麼熱切地要將自己的文化連根拔起。因此在中國傳統的廢墟上，長出了許多奇怪的事物。
毛澤東將反傳統文化推向極致。他發起了摧毀一切舊文物的運動：傳統廟宇、傳統藝術、傳統書籍、傳統語言、傳統思想。在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最高潮時，持有明代花瓶就足以被貼上反對進步的臭名，而被毆打致死。毛澤東雖然熱中於歷史，卻想要把中國變成一張白紙，讓他可以用自己的想法重新打造中國。而他的想法多來自於蘇聯。[…]
毛澤東把全中國變成了一個荒謬的主題樂園；公園裏所見、所聞、所做的事情，都必須聽命於他的幻想。
毛澤東想要完全控制人民：控制都會、鄉村環境、人民心智。所有的中國人都被強迫接受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以及他所理解的中國史。從某種程度來說，毛澤東把全中國變成了一個荒謬的主題樂園；公園裏所見、所聞、所做的事情，都必須聽命於他的幻想。這種比較聽起來可能太過火、太過奇怪，畢竟主題樂園是一種無害的娛樂，通常不會和大屠殺聯想在一起。但我的確相信，主題樂園有一種內在的權威性，特別是那些打造樂園的人。
每一個主題樂園都是受到控制的烏托邦，一個迷你世界，裏頭每一件事都可以看起來非常完美。那位在長崎附近打造了一塵不染的荷蘭城的日本商人，他的動機是因為他不喜歡日本城市生活的髒亂、不可預測的人類行為。在這個虛擬城市裏，他最得意的成就，是建造了一個可以將廁所汙水變成飲用水的機器。在主題樂園裏，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沿海城市成抽離的鐵幕都會
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為共產中國注入了強烈的資本主義色彩，用他自己的觀點取代了毛澤東極端的願景，他喊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鄧小平也是一個不同情傳統文化、不推崇自由思考、不贊同自由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人。但他知道，他需要被共產黨嚴格控制的私人企業助他一臂之力，才得以將中國現代化，讓這個國家重現當年的榮耀。在他的執政之下，1980年代豎起了許多廣告看板，上頭是另一種烏托邦理想的圖像：中國出現了許多大城市，高樓大廈林立，車水馬龍，點綴着巨大的廣場和設計刻板的公園。這個願景大部分仍是來自蘇聯理想，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亞洲典範，如香港，特別是新加坡。
政府的政策，是盡量讓這些城市和中國其他地區隔離，以免受到西方文化的汙染。深圳和其他經濟特區被圈了起來，周圍劃上界線，像是資本主義主題樂園。
鄧小平決定，由政府制定政策在沿海地區建立資本主義城市典範。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會和西方文化有一些接觸。因此政府的政策，是盡量讓這些城市和中國其他地區隔離，以免受到西方文化的汙染。深圳和其他經濟特區被圈了起來，周圍劃上界線，像是資本主義主題樂園，其中的建築物和景觀，只因應了部分的經濟和社會需求。首先，得讓這些被圈起來的區域，看起來像是偉大、富裕的商業城市，即便有一半的摩天大樓都是空的，高速公路上也是車流量稀少。
偉大的城市，特別是港口城市，是通往外界事物的窗口。當地人和外國人在這兒交流。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種族的人，在這裏交換商品和資訊。有人說，要知道一個城市是否為國際大都會，只要看看城裏有沒有中國城就知道了，中國城象徵了文化多元性和移民。香港本身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中國城，一個充滿中國移民的城市。不管怎麼說，政府難以控管港口大城所接觸到的外來影響，若要施行全面的控制，必會導致這些城市的衰敗。
上海成了通往日本和西方的特別窗口，成了現代生活的舞台，這裏沒有什麼歷史感，幾乎像是一張白紙。
20世紀的中國大城大部分都在南方沿海：廣州、香港、偏北的上海。外國知識從這裏進入中國，中國思想家和藝術家在這裏功成名就，外國人來這裏貿易。中國移民從這些城市一路來到東南亞、歐洲、美國。外國觀念提供了中國傳統之外的政治和哲學選項，政治革命活絡於廣東和上海的街頭。中國共和革命之父孫逸仙就是來自廣東地區。滿清政府之所以會在南方抵抗英國鴉片商人，原因之一是因為他們想要控制中國商人和中間商，這些人可能會因為得到太多利益而不服從。
鴉片戰爭的失敗對天朝來說是一大恥辱，但其結果並非總是對中國政府不利。貿易港口成了封閉的半殖民地，外來影響不至於擴散。上海成了通往日本和西方的特別窗口，成了現代生活的舞台，這裏沒有什麼歷史感，幾乎像是一張白紙。在這樣的外國環境中，可以嘗試或揚棄任何新事物。上海和其他沿岸城市是中國現代化的舞台，而現代化很大一部分即是西化。知名的上海外灘現在看起來仍有些像是1920年代西方風格的主題樂園：新古典主義、新洛可可、新文藝復興等「新」風格。
空有表皮的世界之窗
西方帝國主義或許傲慢剝削，但由於租界區受外國法令管轄，和中國其他地區相比，人在這兒有較多思想行事的自由。正是這種新氣象和知識風氣，以及資本主義粗鄙的象徵如妓女，惹惱了毛澤東革命成員中的清教徒光頭黨。他們遵循毛版的共產主義，希望化解城鄉之別。因此在革命之後，上海必須被整頓一番。資源被移至鄉下未發展的地區，沒有新的基礎建設，刻意將這個向來以外來事物知名的城市和外界隔絕。這上海看起來愈來愈像是破爛的博物館城，凍結在時空裏。空有大都會的外表，卻沒有大都會的實質。
1980年代鄧小平的中央控管資本主義，其重要的任務不只是在復興上海，更是在南方沿海重建都市租界，重振經濟，將中國現代化。深圳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類似1920年代的上海。不同的是這一次主導的是中國人，而非外國帝國主義者。不同的是，在戰前的上海，所有事物，包括各種觀念，都可以在市場上交換。新的經濟特區則沒有這麼自由。老香港和上海的確稱不上是民主，但這裏有思想和言論自由，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認為這兩項權利是所有公民權益的基礎。
上海看起來愈來愈像是破爛的博物館城，凍結在時空裏。空有大都會的外表，卻沒有大都會的實質。
鄧小平對現代社會的願景並不包括這一項。他在南方的新城市，仍以每年十九平方公里的速度緩慢成長。這裏有商業自由，但和法律相比，共產黨官員及其同黨所形成的腐敗網路更有權力，思想自由和藝術自由不存在。而在這些世界之窗裏，我們看不到大量外國人，或是任何大都會文化。
我們看到的是主題樂園，世界各地的景點都可以在嚴格控管的方式下看見。在深圳、上海、廣州，我們可以找到所有滿足生活享受的商品：東京和紐約的最新時尚、世界各地的佳餚、豪華公寓、高級飯店、炫目的購物城，但卻找不到彌爾心目中可以自由交換各種觀念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