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編讀手記

讀者來函:他們在漩渦下寫作 ——記《香港三年》新書分享會

香港用三十年的時間重新走回原點,而新聞、媒體、紀錄也隨著香港社會一同面對困境。

若弦

刊登於 2016-11-02

#編讀手記

《香港三年》新書發表會現場。
《香港三年》新書發表會現場。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查理斯狄更斯說如是。

在當今冷戰體系瓦解,民主化浪潮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全球許多地區正普遍經歷著一股社會動盪的陣痛——遠如阿拉伯之春,近如去年剛剛發生的太陽花學運——世界似乎沉浸在一陣青黃不接的迷惘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香港的問題絕不是孤獨的,甚至是順理成章的,從佔中運動到否決八三一決定,香港社會鬱結已久的尷尬和焦躁情緒被急速點燃;而另一方面,在歷史、社會、政治話語的裹挾下,香港所要解決的問題又都是「世界級的難度」。

在新書《香港三年》中,端傳媒的總編張潔平和撰稿人鐘耀華,將他們身邊一群形色各異的人,在過去三年的經歷和思考收編成冊,並以此為跳板深度挖掘了香港社會近三十年來所面臨的困局。此書從一個新媒體的視角出發,為香港歷史留下一筆剪影。正如張潔平在書的封底寫的:「在漩渦裏的人,有責任說出漩渦的樣子。」

我在桃園的《香港三年》新書分享會,見到兩位編者,也聽到書中深度報導的緣起。作為一個媒體人,張潔平給自己的定位即是「漩渦中的書寫者」。她認為,媒體應當秉持不偏頗的視角,以求儘量豐富、全面地呈現不同的社會群體對於社會事件的觀點和看法,從而傳達出其對於社會的關懷。而這也是《香港三年》所承載的精神內核。

全書共分為兩個部分,前一部分記錄了香港近三年來社會運動從醞釀、集結、分裂、再到分裂之後集體反思的一個過程。書中的撰稿人有專業的媒體人、社運親身參與者,亦有政治領域的專業學者,他們以複調的方式呈現出不同社會所感受到的體驗和反思。這種同一時空下不同聲音的廣域集結產生了微妙的化學反應,使得原本社會上一團亂麻的聲音有了進一步溝通和融合的可能。

鍾耀華是這些撰寫者中的一位,他也是一個參與香港社會運動的積極力量。在分享會現場,鍾耀華看起來隨和而冷靜,無論面對什麼樣的問題都維持一臉輕鬆的表情,言談中帶著一股港式的戲謔味道。作為一個行動的參與者,他對於社會運動的描述卻是格外地平靜,談到社會運動的世代傳承時,他始終認為,香港是一個代際割裂的地方,年輕人對於歷史的漠視使得社會經驗難以累積、傳承,香港的政治議題也始終處於毫無結果的惡性循環中。對於這一世代的抗爭者,鍾耀華也期待自己和朋友們能夠具備更為宏大的視野,並且開始重視歷史經驗的回顧。而面對香港的未來,鍾耀華也坦言,在當下的語境中仍然是一片模糊。

著名的政治學者林茨曾經斷言道:「在非民主化的國家中,絕無可能產生一個有效運行的民主政治亞體制。」就現在香港的環境而言,抵抗這個「宿命」,意味著團結起來共同尋找一條可行的出路,而這無疑是一個艱苦卓絕的目標。

在書中,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正如巴赫金提出的複調理論所說,眾聲喧嘩並非意味著人物視角的機械堆砌。在脈絡的梳理上,張潔平(抑或說端傳媒)維持了其一貫的調性,對於這種調性的形成,她如此解釋:我會在觀點保持中立的同時尋找更有生命力的力量加以挖掘,所以相比於其他勢力的陳舊表達,我更喜歡把重點放在民主派和本土派身上。

同時,張潔平也坦言,她始終對新聞保持著一種古典式的追求:在她看來,優秀的新聞需要挖掘每個事件背後隱含的一切淵源。的確,縱觀全書前半部分,除了「集結之後」記錄了為數不少的人物專欄之外,剩下大量的筆墨都花在了香港社會的背景追溯和後續的分析及反思上。內容包含從一國兩制的問題淵源到政治派系的比較分析,甚至對於香港前途的大膽想像。當機械般優雅而嚴謹的邏輯將真實的故事和思考環環相扣的時候,歷史就這樣形成了。

全書的後半部分多是早前世代人物採訪的集結,由三年追溯至三十年,相互呼應,試圖從歷史的維度上尋找香港社會面臨問題的根源,在前人的構想和成果上汲取經驗和教訓。從歷史話語的爭奪,到七十年代共產主義和西方文明的交織影響,再到八十年代議會政治的失敗嘗試,香港的歷史瀰漫著濃濃的迷惘和彷徨。迷惘在於香港殖民地特殊語境下不同政治勢力的交織滲透,而用三十年的時間重新走回原點的挫折則給香港染上了濃濃的彷徨情緒。

香港問題是世界民主問題中的一個罕見的特例,從來沒有一個地區在脱離殖民統治之後回歸原屬國,更沒有一個地區在經歷了如此這般反復的幾十年之後仍然面對著相同的社會議題——或許幾十年後依然將面對這樣的問題——因此,向歷史汲取經驗不僅是必要的,更是迫切的。

作為一個媒體人,對於新媒體在香港社會面臨的困境,張潔平也露出了一種難以掩飾的無奈。一方面,資訊的碎片化使得內容的曝光變得困難,如同過去的精英式大眾媒體難以維繫,資訊製造成本的降低和香港社會氛圍的日益焦躁使得深度翔實的報導難以進入大眾的視野。這種情況下,張潔平認為,或許突破傳統媒體的思維慣性,創造新的媒體焦點,找到適合的受眾,才是一條可行的出路;而另一方面,傳統媒體的崩塌也導致媒體人的素質難以得到有效的訓練,在當下媒體行業和媒體商業深刻矛盾的背景下,讓經歷者書寫自己的歷史,與專業編輯合作,不啻為一種可觀的方式。或許,《香港三年》就是一次這樣的實踐。

「我們不要再給這個世界製造垃圾了,畢竟我們看到的已經足夠多。」張潔平最後淡淡地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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