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蘇小和:中國經濟學家的幕僚情結

為什麼中國經濟學家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在進行這些常識性的基礎辯論?

刊登於 2016-09-29

國內兩位頂尖經濟學家(左)張維迎,(右)林毅夫。
中國國內兩位頂尖經濟學家(左)張維迎,(右)林毅夫。

中國經濟學家之間的辯論,大多數都是無效的,是一種頭痛醫頭的辯論。比如眼下看似火熱的,由林毅夫與同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任職的張維迎,就「國家實行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展開的辯論。諸如產業政策命題,企業家剩餘索取權命題,委託代理命題,經濟學界早有清晰又周密的思考,形成了一連串完整的經濟學追問。為什麼中國經濟學家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在進行這些常識性的基礎辯論?

經濟學家的幕僚情節

恐怕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這些貌似學術的辯論,雙方的目的,其實都是為了給政府提出政策建議。林毅夫先生是這樣,張維迎老師也是這樣。說好聽點,這是經濟學進路的「平天下」意識;說難聽點,這是經濟學家的幕僚情結。

麻煩在於,當經濟學家辯論的時候,他們想象中的聽眾,是那些有經濟決策權的黨政官僚。這些人到今天為止,真的完全不理解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常識嗎?他們真的不知道產業政策的經濟學陷阱嗎?且不說陳雲時代的經濟官僚就意識到了市場的平衡性,今天黨國的經濟官僚們,很多人事實上都是系統學習過古典經濟學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經濟學常識的熟練程度,而在於經濟官僚們的觀念偏好,在於他們的方法論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在於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官僚們的某種複雜的人性秩序。也就是說,在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在經濟人的主觀偏好上,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僚從來沒有達成共識,官僚們偏好的是政權穩定,經濟學家偏好的是市場繁榮,雙方的目的導向從來沒有對稱過。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關於經濟學常識的重複宣講,其意義極其稀薄,相關討論也是聊勝於無。林毅夫老師深諳這個局面,他知道官僚們的主觀偏好是什麼,所以他如魚得水。張老師知道嗎?我想是知道的。知道了,還和林老師展開這麼淺層次的討論,這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的觀點是,我喜歡張維迎老師那些直接批評政府的經濟學言論,不喜歡他和經濟學家貌似學術批評的辯論。還是楊小凱看得明白:經濟學家如果明顯忽略常識,那一定是良知出問題了。

隱蔽的「觀念秩序」

這裏的良知,我理解為一種先驗的觀念秩序的錯謬。

這是比較殘酷的局面,華人經濟學家,要麼就像林毅夫先生,李稻葵先生一樣,去做幕僚,要麼就像楊小凱一樣,致力於專業的經濟學理論研究。你不能對着一群主觀偏好完全不對接的官僚們宣講經濟學常識。他們的經濟學錯誤必將換來經濟學的悲劇,這個悲劇到今天是如此醒目,然而他們竟然不承認。那些有着古典經濟學趣味的經濟學家,那些試圖尊重常識的經濟學家,你們何必要把金環強行戴在豬鼻子上呢?

所以,必須要再次強調主觀偏好這個重要的命題,只有這個重要的經濟學範式,才能解釋林張之爭。林毅夫教授的學問體系,儘量對接中國政府官僚的主觀偏好,張維迎教授則不對接。這種局面下,林毅夫教授的學問就不是學問,僅僅是一些經濟學的奏摺。張維迎教授的學問也不是學問,因為他總是想讓政府官僚傾聽他的經濟學建議,這偏離了經濟學作為一門思想科學的純粹性。

多想想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吧,真正的經濟學家,在這個世界上總是找不到飯碗,這才是這個世界的真相。你不能一方面拿着政府的工資和獎金,一方面給他們提出一些不順耳的意見。你這是低估人性。常態下,一名中國官員一旦權力在手,他不僅馬上變得飛揚跋扈,而且他會馬上變得真理在握,什麼政治學家,什麼經濟學家,一切專業性的思想家,在他們的眼裏都不過是門下走狗。

但是總有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以為自己真理在握,以為自己金玉良言,歷朝歷代都搞什麼冒死進諫的遊戲,據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經濟學家所學完全來自西方經濟學,然而一旦回到中國,也是迅速把自己降低到了為官僚們服務的水平。

中國的經濟學家普遍高估自己的經濟學知識的影響力,這是經濟學家對觀念秩序的無知。康德說過,在新知識湧現的命題上,已有的思想和已有的知識是無效的,知識和教育對人性的影響力極其微弱,思想家的創新因此變得極其困難。這一切都取決於觀念和習慣的隱蔽的秩序。如果觀念秩序不先驗給定,經濟學的常識就會可有可無,再強大的知識體系也敵不過人性的觀念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林毅夫教授是聰明的,也是狹隘的。張維迎教授是急躁的,也是平庸的。

林毅夫的「委託代理」,忽視政府之惡

當我們討論經濟學常識的時候,所謂的先驗給定的觀念秩序,到底是什麼?

以林毅夫先生所倡導的產業政策為例,人們思考產業政策的合理性時,必須要對產業政策的推動者,也就是政府,有非常清晰的邊界界定和人性辨析。

政府從來都不是由天使來組成的,政府官僚從來都只是一群普通的人,他們制定任何產業政策的時候,都肯定會用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對政策進行過濾。如果要產業政策足夠有效,那麼必要的前提一定是:政府官僚都是天使,政府從來不會出錯。如果政府有錯,如果官僚們不是天使,那麼林毅夫先生對產業政策的經濟學解釋,就不再是經濟學的常識命題,而是嚴重背離了先於經濟學存在的關於人性的觀念命題。

政府從來不會出錯嗎?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說過非常殘酷的話語,某種意義上,政府是萬惡之源。但林毅夫先生似乎不思考這些命題,他所強調的「委託代理」命題,也存在這方面的巨大誤區。

委託代理的觀念前提,是對博弈雙方的充分不信任,甚至是對市場任何一個主體的充分不信任。一個同時經營豬肉和豬肉包子的企業家,人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他的肉包子的質量問題,這源於對人性的充分不信任。一個政府一方面管理市場,另一方面經營國有企業,人們就有理由懷疑政府的倫理水平與利益偏好。因此,必須通過第三方力量的參與,用一種委託代理的方式,減少豬肉企業家和政府的作惡概率。

CBD光鮮的高樓和昏暗的下水道,不能由政府部門一家操作,因為政府部門只關注看得見的高樓,因此必然會對看不見的下水道敷衍了事。在這裏,一個看似是經濟學的命題,已經轉換為人性的幽暗意識命題。林毅夫先生用委託代理理論,為他的國有企業制度框架辯護,他的觀念秩序前提顯然是認為:政府作為一個國家的管理者,從來不存在人性的幽暗性。

這是一切無知之中最大的無知。

經濟學家忽視的倫理面向

以張維迎先生反覆強調的企業家剩餘索取權為例,的確,企業家的產權命題和創新命題,都直接源自於剩餘索取權的正當性,這是再正確不過的經濟學常識。但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呈現為財富與倫理的雙向建構,他的要義在於,作為豐富的人性的載體,企業家必須在利己、利他和無偏差的旁觀者等三方共謀的秩序下,建構企業家自身穩定的倫理學體系,確保企業家作為一名市場經濟的參與者,擁有均衡的倫理秩序,並由此最小化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當下的企業家並不是一個相對均衡的倫理學載體,那麼,政府官僚,林毅夫和一般意義上的消費者,都有理由對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和倫理水平,提出有效的懷疑與批評。尤其是政府,它就有理由搶佔道德倫理高地,為它們的國有企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尋找依據。

事實上,林毅夫先生對國有企業的所有建言,其理由就在這裏,他對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倫理秩序和交易費用水平不信任。相比之下,由於他高估了政府的德行,因此他認為自己有理由也有能力建立起一套高水準的國有企業生態,並冠之以結構經濟學的名義,試圖通過結構謀求一種市場的改進與均衡。

林毅夫先生的辯解有道理嗎?短期來看,顯然是有的,因為在可見的事實上,中國當代企業家普遍以金錢為偶像,崇尚奢靡的生活,迷戀官商結合,放縱人性之惡,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指望這樣一群有奶就是娘,對公共問題麻木不仁的人群去建構這個國家的市場秩序和創新秩序,林毅夫們有理由不信任。

所以,當我們把問題的辨析推進到這一步,人們所討論的,就不再是一個常識層面的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先於經濟學的倫理學觀念秩序問題。

實話實說,國內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通常都對倫理學的意義不屑一顧,他們對斯密的《國富論》頂禮膜拜,但對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閲讀,卻是幾十年不得要領。他們推崇的是安蘭德(Ayn Rand)放大了人的理性自負的自由主義,鄙薄的是康德有上帝絕對命令參與的自由主義。

必須再次強調,這不是經濟學的常識問題,而是先驗給定的人性觀念命題。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缺席,不是一百年,二百年,而是三千年。林張之爭,看似是思想爭鳴,其實從長久來看,不過是一齣學術相聲,兩種失敗人生。

編按:本文最早以「林毅夫與張維迎:一齣學術相聲,兩種失敗人生」為題,刊發在作者微信公共平台「蘇小和商業評論」,經作者授權,由《端傳媒》轉載。

(蘇小和,大陸獨立學者,著有《百年經濟史筆記》《小雅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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