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經濟利益而快速遺忘的⋯⋯
今年八月，我才第一次踏上柬埔寨的土地。從曼谷出發，長途巴士過了泰國邊界、進入柬埔寨之後，窗外的景觀也產生了些變化。傳統房舍雖有味道，但鄉間村鎮的經濟條件似乎比泰國鄉村再差一截。這條路線上的地形地貌平坦，景觀上也稍嫌乏味。缺乏公共投資的公路品質不佳，塵土飛揚的道路兩旁，常有瘦骨嶙峋的白牛，紋風不動的或坐或立，有如雕塑或某種靜物，時間似乎在此靜止。但那是鄉間景觀。當我隨各國的背包客青年抵達被外來觀光人口佔據的暹粒市（Siem Reap）後，無論白天在附近吳哥各寺廟穿梭尋找自拍背景的遊人，或者晚上在暹粒市中心覓食飲酒的各國觀光客，市場店家的噪音，取代了安靜與緩慢，雖然柬埔寨人的生活節奏，大抵還是舒緩從容的。
進入金邊，景觀與經驗又不一樣。這個首都城市，現代和傳統雜陳，發展與原狀並置。混亂中自成章法的交通，與嚴重欠缺公共建設的市容，反映着多數東南亞國家某種類似的歷史進程與當代情境。當然，每一個東南亞國家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歷史經驗。12世紀前後臻於頂峰的高棉帝國，於逐漸衰落之時先後被暹羅與越南侵入版圖，在十九世紀又被法國殖民近百年，於二戰期間再被日本佔領三年。獨立建國為柬埔寨之後，這個不幸的國家在1970年代初，因美國發動的越戰而遭池魚之殃，被美軍轟炸到人無立錐之地，為柬埔寨共產黨的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從而遭到「赤柬」（又稱「紅色高棉」，Khmer Rouge）在1970年代後期對國內人民的瘋狂殘害，屠殺總人數達兩百萬，占當時柬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柬國人民已經在經濟誘因下，重新學習中文與英文，以迎接更多的觀光經濟收益。被法國殖民的記憶已遠，而美國為現代柬埔寨帶來的巨大災難與噩夢，似乎也因經濟利益而快速遺忘。
進入21世紀的柬埔寨，政局與社會漸趨穩定；儘管貧富差距、貪腐問題和衛生水平等諸多問題嚴重，這個國家靠着旅遊業與其他傳統產業，也讓經濟逐漸成長起來。金邊市裏，來自中、台、日、韓的建設投資項目，隨處都是。在滿地灰沙、處處成堆垃圾的街道巷弄裏，小資品味的精緻餐館、咖啡店、法式糕點店、服飾精品店，紛紛在觀光客聚集的地區冒出。在當年赤柬集中執行酷刑的地點之一「S-21集中營」，金邊將它保留為大屠殺博物館，讓國人與世人不忘歷史；同時，柬國人民已經在經濟誘因下，重新學習中文與英文，以迎接更多的觀光經濟收益。被法國殖民的記憶已遠，而美國為現代柬埔寨帶來的巨大災難與噩夢，似乎也因經濟利益而快速遺忘。美金是與柬幣共用的貨幣，且更受歡迎。
販賣亞洲視覺情調
即使作為一個短暫停留的觀光客，在接觸了一點柬埔寨的歷史與今日之後，我對第二屆「當代敘事影展」裏幾部柬埔寨影片的內容，就更加感同身受；同時，這讓我也想起一部令我反感的法國影片《多古拉之歌》（Dogora）。這部在2004年被選為「金馬影展」開幕片的創作型紀錄片，從一齣管弦樂加上合唱的大部頭音樂作品出發，以金邊、暹粒和一些鄉村為獵取影像的場景，沒有旁白或任何文字，甚至沒有現實環境裏的聲音；少部分的現場聲音，以壓低的音量混雜在既有的音樂作曲中，配置成一種氣氛或情調。導演勒貢（Patrice Leconte）將所有蒐集到的柬埔寨城鄉影像，編輯、鑲嵌在先譜好的音樂旋律、節奏或氛圍中，製作成一部對柬埔寨／東南亞之東方主義想像與異國情調消費的西洋古典音樂大MV。
來自柬埔寨現實處境或街頭景觀的《多古拉之歌》，一切材料都被去脈絡的、支離破碎的轉為視覺化、美感化、趣味化、奇觀化、神秘化的影像拼貼：水稻田、貧民窟，五彩氣球、廢棄輪胎，傳統舞者、工廠女工，柔焦處理的黃衣和尚、靜坐發呆的三輪車夫、各種萌態的街頭兒童…。影片一開場，就花好幾分鐘的連續篇幅，以舞曲風格的音樂，或氣勢旁薄的合唱與管弦樂，不厭其煩的拼貼都市裏的混亂交通，與多人搭乘或滿載各類貨物的機車騎士，好像這些機車騎士都不顧危險、喜歡表演特技。但許多必須仍依賴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台灣人都知道，機車充斥這些開發中國家的街道、無所不載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政府長期不建設或規劃公共運輸系統，而不得不然的生存之道。對於勒貢這類法國導演，顯然毫無興趣瞭解或反映這些政治社會歷史脈絡，今天機車滿街的金邊，只是他販賣亞洲視覺情調給歐洲觀眾的材料。
法國殖民者在東南亞地區一個世紀的掠奪、搜刮之後，現在這位法國電影人又以哀傷的腔調，歌詠人類一家式的陳腔濫調。此種名曰悲憫實為恩賜（patronizing）與剝削的影像語言，是非常經典的、一再重複於某些西方影像創作者的極為偽善的「藝術創作」話語。
影片裏所有畫面的在地意義都被取消，均質化為視覺趣味，與影音剪接的拼貼遊戲。在聽似莊嚴浩蕩如「史詩」般的合唱與樂曲、實則為一種另類煽情之西洋古典音樂陳腔的催情下，音樂與影像的共構，成為一種悲憫柬國貧窮處境的「人類普遍情感」，一種悲劇式「淨化」或「昇華」的自我感動的想像。片尾的樂曲裏，故意以糊焦影像處理的西方白人兒童合唱者，唱着悲憫動人的曲調，畫面疊影着柬埔寨的貧窮兒童臉孔，讓1955年紐約現代美術館「人類一家」（The Family of Man）超大型攝影展的「普世」意義夢魘，於半個世紀後重現。法國殖民者在東南亞地區一個世紀的掠奪、搜刮之後，現在這位法國電影人又以哀傷的腔調，歌詠人類一家式的陳腔濫調。此種名曰悲憫實為恩賜（patronizing）與剝削的影像語言，是非常經典的、一再重複於某些西方影像創作者的極為偽善的「藝術創作」話語。可嘆的是，被剝削、或被同樣如此凝視的地區或社會，常常毫無自覺，還供奉着這些西方「藝術大師」們，引為上賓。
被蹂躪的歷史重述
對照着文化偷窺者的《多古拉之歌》，今年台北的「邊界‧世界」影展片單裏幾部柬埔寨導演的短片，特別值得關注。除了《邊界》這部泰國導演關於泰柬邊界衝突的作品之外，柬埔寨當代藝術家 Vandy Rattana 的《炸彈池塘》（2009）與《獨白》（2015），以及 Neang Kavich 的《何處是我柬埔寨的家》（2013），都涉及這個國家現代歷史經驗中被赤柬或西方國家蹂躪的歷史重述。今年春天，策展人許芳慈將 Vandy 的作品首次介紹到台灣，在台北「立方計畫空間」舉辦個展「透工―萬迪拉塔那與他所捨棄的影像」，呈現了這位柬埔寨年輕藝術家對自己國家歷史的批判性沈思和藝術表達能力。當美國於越戰期間，在柬埔寨11萬多個轟炸點扔下的270多萬噸的炸彈，今日變成長滿了生物的池塘時，《炸彈池塘》引我們注視美國過去與今日在全球各地從未停歇的惡行。《獨白》則是藝術家追憶赤柬橫行時期，對自己未曾謀面的親人的親密呢喃，讓歷史夢魘成為一種細膩而複雜的視覺和心理再現。
《何處是我柬埔寨的家》是另一位年輕電影導演Neang入選多項國際影展或得獎的紀錄短片。此作的製片人是柬埔寨知名導演潘禮德（Panh Rithy），其名作《消失的影像》（The Missing Picture, 2013）獲得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的首獎，並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何處是我柬埔寨的家》跟拍一位18歲、皮膚黝黑的柬埔寨青年San Pattica，在流離失所的無家無父狀態裏，努力抵抗周圍對其膚色與貧窮的歧視言行，並希望尋找從未見過的自己的父親。因為家庭貧窮，Pattica自幼被送進孤兒院，母親靠撿拾垃圾為生，父親則是跟隨聯合國維和部隊UNTAC於1992-93到柬埔寨「維穩」的喀麥隆人。Pattica同母異父的妹妹，則是另一個來自迦納的UNTAC非洲士兵一走了之的產物。他們在柬埔寨隨處與當地婦女發生關係，留下一堆後患，包括製造了大量的孤兒、性工作者，並帶來了愛滋病，讓柬國的愛滋病患暴增。
Pattica 的故事雖然沈重，但同時也讓人鼓舞：一位處境如此困難的柬埔寨青年，對自己的尊嚴與才能仍有堅持，依然努力要做個正直的人。這樣的案例，無論是片中的青年，或者這部記錄短片本身，對柬埔寨的青年世代，應該都有激勵的作用。
新世代的尊嚴
在影片中，金邊的景觀與現實，不是支離破碎的視覺觀覽物，是柬埔寨當代社會具有歷史重量的某些真實的縮影。Pattica 的故事雖然沈重，但同時也讓人鼓舞：一位處境如此困難的柬埔寨青年，對自己的尊嚴與才能仍有堅持，依然努力要做個正直的人。這樣的案例，無論是片中的青年，或者這部記錄短片本身，對柬埔寨的青年世代，應該都有激勵的作用。《何處是我柬埔寨的家》由位於金邊的Bophana Center製作，潘禮德導演作為創辦者之一，希望努力建立起柬埔寨的電影檔案資料與本土的製作能力。
對於台灣的觀眾而言，既不能以任何剝削的、審美的凝視眼光，看待這樣的影像作品，也可以在觀影之餘反思：一個歷經巨大內外創傷，曾經灰頭土臉、經濟困頓至搖搖欲墜的柬埔寨，尚能有影像藝術家奮發勇敢的以影像書寫，檢視自己國家無可言喻的痛苦歷史；已經民主化且經濟相對富裕的台灣，有沒有足夠的影像生產，在深刻地省思着我們自己被殖民的經驗、被摧殘的身體，與被侮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