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恐襲前，誰會想到莫倫比克？這裏不過就是布魯塞爾一個貧窮的社區罷了。結果現在竟成了『旅遊景點』，人們甚至都會包車來莫倫比克的邊緣繞一圈。」走在分隔莫倫比克區與市中心的運河邊上，Nordine苦笑地說道。
去年巴黎連環恐怖襲擊後，由於幕後主使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烏德（Abdelhamid Abaaoud）、襲擊者Ibrahim Abdeslam都曾生活在這個區域，莫倫比克一下子被推到風口浪尖，被媒體稱作「歐洲聖戰主義者的温床」。
現年42歲的電腦工程師Nordine出生在當地一個並不富裕的穆斯林家庭，父母上世紀60年代因移民優惠政策從摩洛哥來到比利時。在Nordine的眼裏，成長於莫倫比克這樣一個移民眾多的地方「並不容易」，成績優異的學生甚至被當成「異類」。
「只有爸爸在工地勞動, 一份微薄薪水要養家中七個小孩，生活並不富裕。但我母親不斷鼓勵我不論如何都不要放棄唸書，所以我一直都是成績優異的學生。不過在這樣的社區，任何優異的表現都會成為被欺負和排擠的原因。」
素有歐洲中心之稱的比利時，是歐洲接受移民最早、移民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而位於布魯塞爾西北部莫倫比克區（Molenbeek）更是比利時移民圖景的縮影。
像Nordine這樣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二代移民，成年後大多都會離開莫倫比克；而大批沒有接受足夠教育也沒有更好發展機會的失業青年，便只能選擇繼續留下，終日無所事事。
目前，莫倫比克區大約有10萬居民，40%為穆斯林民眾，人口以早年來此的摩洛哥、土耳其後裔為主，失業率與犯罪率居高不下。
難以融入，還是難以接納？
即便在莫倫比克周邊，現年35歲的服飾銷售員Sofiane，仍然能感受到隱藏在生活細節裏如暗流般的「差異感」。她在比利時出生成長，父親來自摩洛哥，母親則是來自阿爾及利亞的什葉派穆斯林。
他舉例有一次和朋友們在酒吧裏觀看足球賽，當比利時隊錯失進球機會時，擁有深色膚色的朋友叫了一聲表達惋惜。
旁桌的歐洲白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怎麼會在意呢？你甚至不是比利時人！」
Sofiane坦承，「這種感受甚至不能夠與『歧視』畫上等號，更像不時地會在生活裏發生的瑣碎大小事。」
直到今天， Sofiane仍會不定時地隨父母在假期回摩洛哥或阿爾及利亞探訪家人。當提起非洲的家人是如何看待在歐洲出生長大的他時，Sofiane歎息道，「在歐洲，別人看我是摩洛哥人；在非洲，他們看我是歐洲人。」
來自巴爾幹半島波士尼亞的Arslana有著極為相似的感悟。和一般大眾印象中的穆斯林女性不同，Arslana染著酒紅色的長髮，穿著顏色鮮豔，除了上清真寺及日常禱告，平常也不戴頭巾。因為Arslana的媽媽有著歐洲白人的金髮碧眼，爸爸則是南歐褐發深色眼睛的長相，Arslana的樣貌與典型的歐洲白人極為接近。
「我以前的同學很少『外國人』，班上就只有我一個。即使我有白人的長相，但從名字還是可以看出不同，所以小學的時候常常被同學和老師差別待遇。我被欺負甚至不是因為我是穆斯林，只因為我不是當地人。」Arslana說道。
恐怖襲擊頻發，無法找到良方的部分歐洲人漸漸開始將矛頭指向這些穆斯林移民們。「都是穆斯林惹的禍」、「移民們不願融入社會」等論調甚囂塵上，不少穆斯林移民都對自己突然被莫名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而叫屈。
在Sofiane看來，歐洲人只不過想盡快找到替罪羔羊。「比起對於極端份子的憤怒，我更多的是對這個社會感到失望。在這種時刻指責彼此，爭論誰對誰錯，沒有任何幫助。這種行為和當年指著『德國納粹』的鼻子說『你們所有人都是壞蛋』沒有區別。」
由來已久的衝突
事實上，此次恐怖襲擊所引發的問題並非是歐洲與穆斯林移民之間的首次衝突。歐洲本土居民早已因為穆斯林搶佔大量就業機會，而與他們「關係緊張」。
穆斯林在西歐國家的移民，多是為補足二戰後青年勞動力損失而引入。由於法國是主要的穆斯林殖民母國，比利時則以法語為官方語言又與法國相鄰，兩國皆曾納入大量穆斯林移民。
以比利時為例，穆斯林在比利時的移民史始於1950年代。因著需要礦業開採的人力，比利時和當時面臨嚴重失業問題的義大利、土耳其及摩洛哥簽訂移民優惠政策以換取足夠的勞動力。後期，比利時政府再次放寬移民政策，讓工人的家人們得以長期居留。1990年後，比利時政府還允許當地出生的移民子女可以申請成為比利時公民。
法國最大規模的穆斯林移民潮也發生在二戰結束後。二十世紀50至70年代間因戰後重建，法國取消從阿爾及利亞進入法國的各種限制，過境後可隨時移民法國且享有與法國公民同等的待遇。同時，法國也從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國招募大批勞工，其中仍以阿爾及利亞人最多。60年代，法國已有許多阿爾及利亞裔二代。1975年，阿爾及利亞的移民法國的人數已達71萬人。
Nordine告訴端傳媒，從父母剛來比利時一直到他上高中期間，莫倫比克都有許多摩洛哥移民，雖不富裕但整體仍是穩定。80年代失業潮發生後，越來越多當地人認為穆斯林移民搶佔了就業機會，加速了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法國在70年代末石油危機爆發後，失業率不斷增高，出現了與比利時相似的社會困境。
新難民
民間對現有穆斯林移民仇恨情緒漸漲，與此同時，歐洲各國政府在是否應接納更多新難民的問題上，爭論不斷，難達共識。人道與反恐之間，歐洲抉擇艱難。
今年三月，歐盟與土耳其達成一份新的協議：「自起所有抵達希臘的難民皆須被遣返回土耳其，而歐盟將以更多的金援協助土耳其安置難民。」
Nordine表示，他不認為這份協議對實際情況會有真正的幫助。「這些難民不會因此止步於土耳其。他們現在正轉移路線前往埃及，並採取更危險更遠的方式跨越整個地中海，藉此抵達歐洲。如果將來有更多的難民因此而喪生，那麼便會有更多人指責歐洲，製造更多的紛爭和隔閡。」
而在曾經歷過波士尼亞戰爭的Arslana的眼裏，歐洲人不能一直處在恐懼與不信任中。「波士尼亞戰爭打了三年多，我住在賽拉耶佛。當時的我只要一出門就很有可能會被躲在山上的士兵射殺，但總不可能永遠不出門。在歐洲，即使『可能』會被人捅，『可能』哪裏又放了炸彈，我還是會像以前一樣生活。」
「我的穆斯林朋友讀過伊斯蘭國在網上散發的聖戰宣傳資料，他發現這些人總是不斷地將自己『受害者化』，將全世界塑造成欺負自己的敵人。」Arslana告訴端傳媒。
我曾問起Nordine，在莫倫比克是不是真的有「極端穆斯林份子」在特定清真寺中傳講並招募新血的訊息時。他告訴我說：「是的，且至少三十年前就已經存在，並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我接著問他說，既然政府知道，為什麼不能「大力剷除」呢？他的回應是，「我們不能以『反恐』為由，任意侵犯公民的自由權利。但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必須了解它同時承受的風險，必須適時地做出選擇。」
對於反恐，從警察跨國的協調合作、各國情報信息的共享到相應的移民政策，歐洲各國未來的每一個選擇都顯得至關重要。所有政策也都將會對居住在歐洲的移民與難民產生極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