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觀察

宋志標:「新聞旁落、輿論崛起」的大陸媒體鉅變

盛世螻蟻文是一次很好的壓力測試。它帶來的立場撕裂,是「新聞已死、輿論當立」這個趨勢中,必然出現的副產品。


圖為一個記者正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報導。
圖為一名記者正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報導。攝:Feng Li/GETTY

新聞與輿論的關係,不容易講清楚。過去,新聞輿論兩個詞語被當作同義反復,合在一起使用,不需要區分。新聞就是輿論,輿論就是新聞,沒人會甄別它們。

這是大陸媒體傳統格局下的事情,但是到了現在,新媒體格局已經成行成市,舊的媒體格局加速粉碎,而新聞與輿論亦開始「同床異夢」,逐漸分裂成兩個東西。

輿論與新聞的分化

新聞與輿論的分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傳統媒體一統大陸的時代。

2007年重慶釘子戶事件中,有公民記者周曙光抵達現場,以公民傳播的形式報導,將所見所聞刊發在個人博客、推特等當時尚未成氣候的社交媒體上,在傳統媒體霸住的輿論中爭得一絲地位。

兩年後,湖北石首事件時,有賴於公民記者概念的普及,以及更多的公民記者介入事件圍觀,更主要是大陸版推特——「飯否」正處在野蠻成長階段——初露端倪的社交媒體一手發動了輿論,傳統媒體在此事上無所作為。

「有新聞才能有輿論,有傳統媒體報導才能製造輿論」這條鐵律,就此發生了標誌性的動搖。輿論不再只是靠機構媒體的新聞生成;技術賦權下,個人照樣可以辦到。

新聞與輿論的分化過程,就是大陸社交媒體的發展歷史。

江西強拆的宜黃事件發生在2010年,這個時候飯否已經被指定「消滅」,微博乍起,記者鄧飛藉助它發動了一場聲勢很大的輿論攻擊。這個時候,也有傳統媒體以新聞樣式跟進,但新聞被微博吸收,迴流到信息來源更多、聲音更龐雜的輿論洪流中。

機構媒體生產的新聞,社交媒體制造的輿論,並行了數年之久,直到前者被延續至今的媒體改革運動所甩開。

2012年,傳統媒體出現了斷崖式衰落。廣告快速下滑,顯示出新興的社交媒體正在加速攻城略地,新聞製造的舊模式不合時宜。

2013年南周事件之後,「黨管媒體」原則被牢固確立,一直到「黨媒姓黨」理念的提出,都在無形中加速了傳統媒體收縮。新聞生產的舊格局,在市場壓迫與政治緊縮的雙重壓力下,崩解勢不可擋。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成為媒體新貴,意見領袖、社會批評、意識形態等議題隨時爆發,輿論爆棚成為社交媒體上新的現象級產物。

到了這個時候,機構媒體與社交媒體的關係重新書寫,它們之間就像是支流與流域的關係,前者成為後者的內容源頭之一,而且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後者做大,終於可以獨立製造輿論。

新聞已死,輿論當立

今年春節前後,微博爆出江西「鳳凰男」與上海拜金女的年夜飯事件,可以視作輿論獨立自為,徹底宣告新聞時代結束的標誌之一。

在這起輿論事件中,新聞、傳統媒體根本無力置喙。事件在信息核查、議程設置、爆點轉折等方面,迥異於常規的新聞事件。它改寫了人與新聞、新聞與世界的關係,而新聞縮略為輿論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要麼承接輿論泄露的一點信息碎渣,要麼被收編進輿論放大器的陣列。

儘管後來有關方面證偽此事,但這種證實沒有意義。它既不能支撐起新聞復興的任何希望,也不能抹殺輿論崛起的原理機制。

社交媒體成為一個越來越自在、越來越能在自主學習中自我完善的超大型媒體帝國。機構媒體念茲在茲的所謂「內容為王」、新聞主義,在比例上、影響力諸方面,都像是這個新帝國中可有可無的小堡壘——它們之所以能存在,只是因為新帝國與防火牆的協議使然,而非來自於它們自身的存在價值。新聞無非是帝國為數眾多、來源廣泛的貢品中很小的一種。

在比喻的意義上,新聞已死,輿論當立。

隨之而來的,是人與信息全新的關係變遷,並伴隨着觀念的震動──因為人、媒體與世界的視野,換上了新的鏡片。 傳統媒體通過製造新聞,來將人歸入信息流下游的局面一去不復返;新聞不再成為傳統機構媒體對民眾予取予奪的權杖。籠中人被新聞餵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人對新聞有了全新的體驗。

社交媒體獨立製造輿論,人在輿論中同步生產、同步消化;甚至於,人就是輿論本身,人不再需要首先成為「新聞」中人,才能被打開話筒按鈕,人人手中都有話筒。輿論成為雲一樣的東西,下面聯結着社會、問題、情緒,輿論的驚雷,隨時迴盪在遼闊的新型帝國,炸響在新聞堡壘戶窄小的院落上空。

記者圍毆輿論

在輿論製造所形成的民主方式下,新聞生產秉持的專業原則,開始步入以競爭為名的徹底失敗者軌道——哪怕前者早就嚐到敗績,但它們懷抱新聞專業主義,並以為可以據此產生不可輕視的威力。但輿論製造原理,不管它們早已空虛的環保,給予夢遊者繼續的痛擊。

這是一個「被擊倒」的過程,全程伴隨着不甘心。有時候新聞生產者也想攫取輿論生產的新配方,但每每不得要領;於是在沮喪之中,把這些年來嫻熟養成的髒話體系,潑向輿論生產機制。

在楊改蘭之死的輿情中,再次聽到了新聞對輿論的詛咒。

職業記者作為「新聞已死」趨勢中不屈的小眾,面對毀壞的競爭格局,在遭到新聞生產權的收繳後,圍坐在曠野中,圍毆一篇網文《盛世中的螻蟻》——這篇網文觸發了輿論製造的轟鳴聲,又在輿論原理的加持下發散着它的影響力。

但是就像新聞一直被圍剿的現實,輿論之後也是謠諑不止。只不過令人感到羞恥的是,職業記者沒有認識到新聞與輿論的權屬關係已有根本性變動,或者知道也不願意揹負失落者的名義。

若說江西鳳凰男輿論,尚且只是城鄉二元對立的問題意識激發產生,那麼,楊改蘭之死與圍攻螻蟻文,則是社交媒體按照輿論原理,精巧生產社會批判的典型案例。職業記者被隔離在楊改蘭現場之外,卻不想着修補那些被打成篩子樣的新聞原理,而是竭力炫耀不在場的「在場感」、不掌握事實的「真相觀」,在輿論原理必勝的形勢下做着抗爭的幻想。

這一獨立的輿論生產事件,映照出的新聞樣貌,有着猙獰一面。其不僅是拒絕進入輿論場,更拒絕突圍新聞封鎖線。 在某種意義上,盛世螻蟻文是一次很好的壓力測試。它帶來的立場撕裂,是「新聞已死、輿論當立」這個趨勢中,必然出現的副產品。在大是非面前,新聞的很多方面不只是衰敗那麼簡單,而是破產。

新聞向來標榜沒有好壞之分,只是還原事實。輿論更可以宣告,輿論沒有好壞之別,它只是呼喚真相、提供真相。相較而言,在衰落與崛起的對照下,輿論已經走得更遠了。

輿論生產「管理」的難

比職業記者更敏鋭,也能迅速回應輿論權力與新聞權力的歷史轉換的,是管理者。

實際上,在微博領域——輿論製造的主要振盪器——這方面的動作早已開始。在以市場代價贖買市場化媒體、馴服媒體後,新聞產品的緊縮與按需生產,成為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時,在輿論製造上小試牛刀,用意識形態等制式輿論製造新的威力,也早有完整的操作手冊。

問題是,輿論原理本身比新聞原理更加複雜。前者深植於人、人群,比後者更難收繳與管束。

生產新聞生產時,有人的地方有陣地,有陣地的有人,基本可以保證輿論無憂;但是在製造輿論時,人的心思、陣地的概念都是「隨波逐流」,行雲流水而無定型定式。控制輿論,顯然比控制新聞難得多——畢竟前者的生產車間是人自帶的,而後者車間數量有限,地點固定,人員可控。

所以,當楊改蘭輿論風雲乍起,新聞生產廖若星辰,可堪閲讀者不超過三篇。而螻蟻文引爆的社會批判,以輿論方式越過道德界線、政治禁區,以及認知侷限,給新聞接上了導火索,點燃它。

那些懷着真誠的老派新聞人,在新聞與輿論的歷史性轉場中,依舊堅持古老而實質上艱難的專業原則,固然可敬佩。但從他們對社交媒體的情緒對抗中,展現了對新聞原理與輿論機制兩種模式的陌生,最後導致熱枕的批評旁落,因為他們批判的對象,越過了他們批判的話語,兩下不在同個層面。

還有無可能彌合新聞與輿論,撮合兩種原理機制的結合?恐怕很難,人的命運從來是活人替死者擔任入殮師,而不是相反。新聞與輿論也許有過和平相處、融通互惠的時機,但這種良好局面往往不能自主。

就人的自由而言,特別是在現有的環境下,新聞旁落、輿論崛起,是人獲得解放的一個機會。如果新聞原理不能造成正派的新聞,反而想着繼續實現信息統治,這肯定是糟糕的自私自念。然而,希冀輿論清明,在其機制之上造就更多解放,只怕也是難以速成。

這就是對新聞與輿論的一點甄別。新聞有毒,好在它藥性在衰減;輿論同樣有毒,但被更多的清水稀釋。如何選,實際上也無法選。但如果回望新聞與輿論割裂的最初時分,歷史尚能如此這般,未來也不該全是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