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大嶼山腳的逸東邨裏，朱凱廸和十多個助選義工在夜色中巡遊拉票。「投票沒有？請支持20號朱凱廸！」他一路向居民致意，聲音因發言太多已變得嘶啞。這是9月4日夜晚10點，距離立法會選舉投票結束只有半小時。
「請支持朱凱廸！」「請投票給朱凱廸！」「請選擇朱凱廸！」這是他最近數月喊的最多的話。說的時候，必須對着鏡頭或者聽眾，精神飽滿，信息清楚。
作為一個在社會運動路上走了十年的人，口號對他來說並不陌生，但陌生之處在於，站在抗爭的街頭說服人，他只需要說「我」、「我們」，而站在通向議會的選舉場，他必須要再三清楚地說出自己的名字。作為一個政壇新人，只有不斷向選民曝光這個名字，才有可能讓選民在投票之前，記得住這個名字。
他有點不滿足，覺得如此選舉，講理念的機會太少，「acting」（表演）的部分太多，但也迅速適應了這遊戲規則。巡遊尾聲，朱凱廸轉向自己的助選團隊——一群義務幫忙的年輕人：「我們已經努力了，成事在人，謀事在選民！」說完，38歲的他亢奮起來，用兩根竹竿打起拍子，和團隊在夜晚的街頭玩起音樂。
12小時之後，投票結果出爐——84121張選票，令他成為本屆立法會地區直選的「票王」，也將他一舉送進香港政客的議事大堂。
公布參選之初，朱凱廸並不被看好，支持率長期徘徊在1％左右。2011年他曾參選八鄉區議會，得了283票；2015年，1482票，兩次均落敗。儘管一直積極參與社運，關注土地、環境、保育、民主自由等議題，但他沒有政黨背景和財團支持，卻有因多年抗爭而累積的不少敵人。誰也沒料到，在這次選舉中，他可以憑着在網上眾籌的90萬選舉經費和朋友捐助的20萬，靠一班義工助選團隊，越戰越勇，甚至揭開多年來無人敢碰的新界利益黑箱。到了選戰最後一週，支持率一路躍升至11%。
意外成為「票王」，令支持者興奮，也令旁人疑惑：他在政綱中所倡議的「民主自決」、「城鄉共生」、「復興農耕」，在香港真的有市場？這些平時在輿論中相當「趕客」的議題，真的有選票支持？
他使得那第三條路上有人，而且你會發現，門是開的，你只要進來就可以了，已經有人在那裏很久了。
在朱凱廸的好友、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陳允中看來，選舉結果，也許正說明，在經歷了近年的政治動蕩之後，香港有一群理想主義者急切需要一個「代言人」。他們在倡導排外和暴力的「本土右派」和對局面無能為力的「失效泛民」兩者之間，找不到自己的選擇，而「朱凱廸的出現，恰好為他們提供了第三種可能性」。
「他使得那第三條路上有人，而且你會發現，門是開的，你只要進來就可以了，已經有人在那裏很久了。」陳允中說，他形容朱凱廸身後，是「本土」在香港的另一種可能。
從保育運動中看見「本土」
第一次見到朱凱廸的人，會驚訝於他的黝黑。那是在香港這樣的冷氣都市中少見的膚色，黑得像是從泥土裏長出來。
作為一個都市長大的孩子，在讀大學、做記者、自費闖蕩了世界之後，他選擇回到香港，並把自己與腳下的土地，越來越緊地綁在一起。
年輕的時候，朱凱廸視線的焦點並不在香港本土。他從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畢業，在《明報》做國際新聞，因為太少出差機會，他決定辭職，自費前往伊朗，在當地學習波斯語，希望有一天能去阿富汗報導戰爭。
可他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逗留了三四年後，最終還是回到了香港。
以「戰地記者」的身份著稱的張翠容回憶，朱凱廸當時提及在伊朗遇到的一個故事：一位庫爾德族青年，打算前往土耳其與伊拉克接壤的庫爾德地區，支援戰亂中的家鄉人，他沒有錢，也沒有對抗敵人的能力，但他說：「這些都不打緊，只要我與他們站在一起，他們便會感安慰，有勇氣向前走。」
這樣的故事令朱凱廸覺得，應該回到香港，為香港人做點什麼。「一個人在社會上生存，就應該做一些事，而那在我的想法裏，就是參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他接受採訪時，曾這樣解釋他最初參與社運的原因。
回到香港之後，他一邊供職於獨立媒體，一邊參與了大大小小的社會抗爭。許多就是他身邊的小事，比如中大圖書館隨意丟棄椅子，為了擴充馬路打算砍掉樹木，他聯合學生會和校友，發起「保樹立人」的聯署，曾經一個人坐在中大的百萬大道靜坐抗議，校方最終妥協。
2006年年底，港府為開展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要拆卸有48年歷史的中環天星碼頭，朱凱廸見到當時反對拆卸的抗議者，定時定點，喊完口號就走，而拆遷仍在進行，他覺得「非常諷刺」，於是「一股氣衝上來」，跳進了工地。後來，他轉戰皇后碼頭保育，和示威者佔領碼頭達97天之久。行動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卻成了香港第一場長達三個多月的佔領。
這種「直接行動」的模式在當時香港的社會運動中非常少見，在此之前，泛民主派長期以溫和遊行的方式抗爭，而朱凱廸們則是當年典型的「激進」青年。
之前搞的事情，沒有進入真正的政治領域，沒有鬥爭，別人不會怕你。但我們在搞的事情，是有人會怕的。
十年之後回顧，朱凱廸亦相信這樣的做法，擴寬了香港社運的想象。
「我們將原本很抽象的民主運動落地，這時泛民主派會發覺，為什麼我們搞民主運動，手法上都沒有你們radical（激進） 呢？大家會意識到，之前搞的事情，沒有進入真正的政治領域，沒有鬥爭，別人不會怕你。但我們在搞的事情，是有人會怕的，雖然怕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地主、發展商、某些政府部門。我們打開了新的領域，那是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開始。」
他說，在保育皇后碼頭之前，自己對香港的「本土」、「自主權」並沒有清晰概念。與他同時代的年輕人相似，他的政治啟蒙是八九六四，當年12歲的他曾一個人跑到街頭遊行，深深震撼於集體行動的力量。而對香港這個「主體」，是他在佔領皇后碼頭、研究碼頭和殖民者歷史的過程中才逐漸清晰意識到的。
在2007年寫就的文章《從皇后碼頭看到滿身的枷鎖》中，朱凱廸這樣寫道：「在揭發委員會醜態的過程中，我們重新認識何謂殖民管治，這就是我在皇后碼頭保衛運動中尋找歷史主體、尋找自主可能性的經歷。」
在八鄉菜園村實踐「自決」
很長一段時間裏，朱凱廸定義自己是「獨立活動家」、「社會運動者」，他相信，具有抗爭性的社會運動，是「手無寸鐵的公民們介入政治的重要據點」。
皇后碼頭行動之後，有朋友勸他參選2008年立法會，他拒絕了。4年之後，又有朋友建議他參選2012年立法會，他又拒絕。他參選過兩次區議會，但「我不適合在中環開會的。」他對朋友說。
2010年，他投入反高鐵行動，在1月16日和1700多名示威者一起包圍香港前立法會大樓，行動引發大規模警民衝突，立法會則通過了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撥款申請。他又前往因高鐵規劃而拆遷的菜園村，直接和拆遷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菜園村最終被拆遷。第二年，陳允中、朱凱廸等人成立「土地正義聯盟」，紮根在八鄉，希望協助菜園村村民重建家園。
包括菜園村在內，元朗八鄉一共有40條村，朱凱廸當時覺得，自己可以在八鄉「做一世」。他後來在八鄉結婚成家，誕下女兒，並取名「不遷」。
在八鄉，他深入錯綜複雜的鄉事關係，協助菜園村村民和其他村長，甚至社團力量，去溝通路權和水電問題。但作為一個外來人，他在當地並不容易獲得信任和認可。2012年，陳允中和太太司徒薇發起地區報《八鄉錦田地區報》，執行者主要是朱凱廸。曾經報導國際新聞的他將眼光聚焦到本地鄉村，講述當地民生、農業問題，還有歷史故事。
「有時都不知誰在看，到底有沒有效果都很難評估，但朱凱廸就會堅持做下去，做到完全印不出報才暫停，一有錢又再出。」陳允中回憶說。因為當地住進了不少非洲人，朱凱廸還為地區報做了英文版。
除了在當地搞媒體，他也嘗試活絡地區經濟和生活網絡。也是在2012年，土地正義聯盟發起「八鄉人食八鄉菜計劃」，為區內的居民訂購八鄉農民種植的蔬菜。當地的非原居民喜歡騎單車，但不熟悉地理，他們就幫忙畫「單車地圖」。到了今年年初，朱凱廸又正式發起八鄉復耕計畫，開始在菜園村新村的田地上種植有機大米。
「自決」作為一種理念，所要指導的行動不僅僅是政治上的，也包括生活上，或者說，對朱凱廸而言，首先就要從生活的實踐開始。
近兩年，朱凱廸說，自己頗受《真實烏托邦》一書的啟發。「書中的分析框架是：我們要有真正的民主，不能只發展人對國家的控制——投票民主，或者說人對資本的控制，而是社會本身也要形成一個屬於自己的經濟力量。」朱凱廸說：「搞工人運動、或搞退休保障這些鬥爭都不足夠，我們還要建立自己的實力，包括發展社區經濟、傳媒、教育、社區照顧、交通等等。」
穿越族群仇恨，才有「民主自決」
2011年，當朱凱廸等人以土地作為「本土」的立足點，想要建構「自決」的主體性時，另一股本土風潮在香港社會中快速發酵，傳播速度，比前一種快得多。
香港政府當年給全體市民每人派發6000港元，這一津貼是否應該涵蓋新移民的討論引發網民謾罵「蝗蟲」，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同年出版《香港城邦論》，香港右翼本土的思潮湧現了。
「如果我們是從城市運動去拉闊（社會運動），陳雲則是從族群政治去拉闊，從而去消滅或取代主流民主派。」朱凱廸回憶說。後者很快展現了更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在2010年反高鐵的時候，我們是社會運動的領導。從2012年醞釀到2014年，他們逐漸發展，慢慢取代了我們在2010年、11年在社會運動上的領導位置。」
當右翼本土依託族群區隔乃至仇恨的意識，在網絡發展，並贏得越來越多人支持時，朱凱廸則和土地正義聯盟的夥伴離開公眾視野，深入鄉村，嘗試為具體的社區帶來改變。但他們很快發現，自己早期的抗爭模式，也險些就掉入了另一種「仇恨政治」。
香港鄉事的利益格局錯綜複雜，在外界看來，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絕對對立，前者透過丁權和土地獲取巨大利益，後者則只能是前者的租客和被剝削者。陳允中回憶說，最初他和朱凱廸也將兩者簡單對立：「非原居民被欺負，長期被剝削，把非原居民當做弱勢群體去對抗一個邪惡族群，天然認為一個群體是好的，另一個是壞的。」
社會運動要把所有有理想的人連結在一起，要穿越族群仇恨。
但後來，他們發現這樣的策略完全錯誤：不少原居民有丁權卻無土地，要到處哀求村代表才能找到土地落實丁權，要不只能販賣丁權給發展商，而如果什麼都不做，最終只會給村裏人看不起。
「朱凱廸看到這些人，社會運動要把所有有理想的人連結在一起，要穿越族群仇恨。那當全世界都罵原居民的時候，朱凱廸講出有原居民是犧牲者，就能感動到人。」陳允中這樣分析。
在今年立法會選戰中，有不止一個原居民表態支持朱凱廸。其中，在錦田出生長大的原居民設計師 Kenny 更公開在網上表示，願意為朱凱廸放棄自己的丁權，因為「有些東西比錢重要」。像Kenny一樣的原居民是朱凱廸希望組織的對象。他渴望喚醒這些原居民一同去民主改革鄉議局的黑箱，「自己的鄉議局自己選」。
這些在鄉郊實踐中領悟到的抗爭思路，在被右翼本土擠壓的今天，讓朱凱廸反過來更確證了他延續至今的理念和路線。
右翼本土派是將族群放先於民主...... 它會令我們下一代忘記民主，多於相信民主，因為我們不會再用溝通去說服大家。
2016年5月開始，朱凱廸嘗試在東涌逸東邨舉辦墟市，對抗領展的街市霸權，當地生活着不少新移民、非洲和南亞裔人士，朱凱廸的策略也是盡可能組織他們，一起參與到墟市之中，嘗試自己搞活地區經濟。
「如果右翼本土派要發展族群意識，講『民族自決』，我就要發展『民主自決』。」朱凱廸說，在他看來，「民族自決」的提法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你將來自中共的壓迫，轉化成香港不同族群之間的壓迫，不make sense（合理）。右翼本土派是將族群放先於民主，去畫一些十個人有十個人標準的線，對我來說，如果香港要民主的話，這條路是不通的，它會令我們下一代忘記民主，多於相信民主，因為我們不會再用溝通去說服大家。」
他希望能夠組織盡可能多的市民，一起在學校、教會、工會、鄉村，實現一個個「民主的時刻」。
希望的政治，可能嗎？
一直不肯「在中環開會」的朱凱廸，在雨傘運動之後改變了心意。
他已經無法再忍受一個「順從的」抗議狀態：跟着北京的時間表去推進，被動的，「別人給多少我們就拿多少」。他說很少人意識到這一點，自己也是慢慢才有感受，「這也是我為什麼出來參選，而不是投票支持泛民、社民連。」
另一個更實際的原因是，他年近40，越發覺得時不我待。在地區層面對抗一個又一個的議題「是很花費青春的」。「菜園村，我們10個人搞了三年才重建了。」他說，自己現在更迫切希望從更高的體制層面帶來更大的變革。
走入議會，走入中環，成了他必然的選擇。
9月5日中午，朱凱廸高票當選，與他一樣倡議「民主自決」的香港眾志羅冠聰、獨立參選人劉小麗同樣當選。不僅走入議會的願望成真，「民主自決」也成了擺上香港政治議程的無法被迴避的議題。
鬥爭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很多本土派都是抱着這樣的心態去做的。但很多人都希望在這樣的局面底下，還有一種讓社會有希望的政治，一種可以保存自己生活的希望。
在選舉結果公佈的現場受訪時，他忍不住落淚，說自己做好了準備：「現在從政就是搵命搏。」縱然說下狠話，朱凱廸仍然憂慮：面對霸權，如何能夠保持鬥爭，不要死去，又能持續帶給普通人帶來生活的希望？
「鬥爭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很多本土派都是抱着這樣的心態去做的。但很多人都希望在這樣的局面底下，還有一種讓社會有希望的政治，一種可以保存自己生活的希望。」他說，「希望的政治」，這是他努力的方向，「但在這麼多漩渦底下，這種政治是不是有可能呢？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可能一個浪蓋過來，一個大的暴動出現了，可能沒有人再有心機（心思）、時間，去默默耕耘。」
他的朋友擔心他在社運道路上養成的道德潔癖，無法適應政治圈。他也擔心自己缺少發展強大組織的經驗。但如今，只能一試。他說，今天不同力量都試圖對香港前途「交出一些貨」，這些答案都不是完整的，但至少是改變的開始。
9月1日夜晚，朱凱廸在天水圍路口拉票。有一位市民憤怒地在他面前撕碎了寫着「民主自決」字樣的傳單，也有市民過來拍拍他肩膀，給他加油。身邊的義工送來了兩小包剛剛收割的八鄉米——他們發起八鄉復耕計畫後，收穫的第一茬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