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讀手記 端傳媒週年

為什麼二十多年過去,紀實攝影我們還在說《人間》?

端嘗試用「距離」體察影像:盡量接近新聞的人和事,聽他們説故事,然後輕輕走遠一點,去觀察,或許加一點想法,或許像根本不存在於現場,然後拍攝。


一名青年半夜赤腳在公園裏玩最新的手機遊戲。
一名青年半夜赤腳在公園裏玩最新的手機遊戲。攝:林亦非/端傳媒

早前有傳媒把八十年代《新報》的「社會實錄」版面欄目,結集復刻再版:二十多年前香港大城小事,文字配以大量照片作報導,影像的力量,至今仍然震撼;在台灣談報導攝影,總有人回味沉醉當年《人間》雜誌的影響,他們說那是影像的黃金年代……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往後的二十多年,我們説的還是「社會實錄」和《人間》雜誌,新聞攝影在港台媒體之中,缺席了嗎?

如果說香港處於漩渦,那中國大陸的傳媒人必定身處激流,一不小心則粉身碎骨。

在大陸採訪,經常聽到「有你們香港記者就好了,我們的媒體都不報。」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前,我們還相信那張香港身份證,只要進退有度,在大陸採訪還算是一件救生衣,安全採訪,平安回來。6月烏坎事件,我們的攝影師在路上被阻,雖然之後千辛萬苦回到現場,但採訪不到一天,政府宣傳部門便發表強硬趕客令,香港所有媒體在第二天被逼撤退。這決定不容易,也欠了烏坎的村民。「境外媒體」、「香港記者」,這些身份已經失去了以往那丁點比較自由的優勢。

7月23日晚上,我們在社交媒體上進行了一次直播,地點是德國慕尼黑一個商場外,那裏剛發生恐怖襲擊,槍手向路人開槍,多人死傷。

當時攝影部的後台是這樣:總編剛決定派人到河北邢台採訪洪災,攝影師還在思考應該從北京南下去還是鄭州北上?第二天早上第一班飛機是甚麼時候?連接的火車班次趕得及嗎......一大堆問題還未解決時,同一時間又傳來德國恐襲消息,我們又需為社交媒體找最新的現場照片,準備更多的影像給國際新聞備用。通訊社的照片來了沒有?現場群眾拍的短片可以拿到授權使用嗎?同事找到一名抵達現場的特約攝影師,是請他拍照?短片?還是直播?最重要是,現場安全嗎......眾多事項一齊襲來。

之前攝影師還分為電視台攝影師、雜誌攝影師、報章攝影師和通訊社攝影師,現在這種分工已經被互聯網打破。作為網媒,或者連網媒這名稱也都過時的時候,我們在這一年的實驗中,最經常的狀態就是在這種忙碌而不實在中度過,影像早就不再局限於一種媒介,到底使用哪一種最能把故事說好?沒有天書可依。圖片編輯或多媒體編輯,對媒體影像質素的影響,愈來愈重要。

曾來過香港採訪歷年七一或雨傘運動的外國攝影師,都驚訝於數以十萬計市民參與的遊行示威,可以和平收場。而年初的一場衝突,又改寫了香港的示威採訪「慣例」。

年初一當晚,在電視上看到旺角示威者和防暴警察對峙,攝影組安排了人手前往採訪。開槍,縱火,我們的同事和大部分香港記者一樣,一時之間要立即適應武力大升級:示威者從舉起雙手變成手執磚頭,警方從胡椒噴劑變成實彈......兩邊的最大共識是,他們都不太喜歡記者的存在。一名電視台攝影師被玻璃割傷了,更多被磚頭和警棍所傷的還沒有去追究。但新聞影像,只在現場。

端傳媒的影像努力追求的是「距離」的拿捏:盡量接近新聞的人和事,聽他們説故事,然後輕輕走遠一點,去觀察他們,或許加上一點想法,就像根本不存在於現場,然後拍攝。我們希望這距離,能看見更多,也希望,這距離在前線能為同事保平安。

說起距離,更「痛苦」的發生在年中,當時香港接連有二十多名學生選擇用自殺結束生命,引起新聞界和教育界對媒體如何報導自殺新聞展開了討論。

我們在學生自殺的地點拍的一輯圖片報導,就引起了編輯部內部和讀者的大討論:到底如何把這自殺潮報導出來,才能呈現社會的真實狀態,能讓政府和有關部門去認真思考處理問題,又能給家長一個提醒,不要在太遲的時候才去關心子女;但另一方面,又怎樣去處理報導的尺度,不會因為報導而激發下一個學生去自殺……討論很難有完美結果,中間一條細細的平衡線,細若游絲,而且會跟着社會的情緒、輿論的溫度而顫動。圖片說明中對自殺者死法的描述,或觀看者當時的主觀感受,也可以把報道推到這條平衡線以外。這次報導令我們上了一課,影像與道德的距離。

時勢維艱,所有媒體的攝影部都在減預算。上月在台灣和一位攝影大哥吃過飯喝過酒後,他坐計程車送我回飯店。在車上我跟他說這些日子辛苦了,大個子的他突然説話變輕:「這不是我辛苦的問題,是二十多個家庭吃飯的問題……」我們靜了,計程車到了飯店對面停下來,「勿忘初衷」,他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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