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都被視作評價該期刊優劣的重要指標之一,這一數據目前由湯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每年出版的《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發布。但由於影響因子的計算太過粗略,又經常被用來評價某篇論文或某個研究者的學術水平,這一指標在近幾年備受爭議。
近日,包括著名學術期刊《自然》(Nature)的母公司 Springer Nature 在內的幾家重量級學術出版機構的資深編輯,以及數位科學家,在論文預印本網站 bioRxiv 聯名發表文章,呼籲各大學術期刊淡化影響因子,轉而專注於各自期刊中每項研究的價值。
7月11日,美國微生物學會旗下的8個會刊在各自網站去掉了影響因子數據,並宣布不會在市場宣傳和廣告中展示其影響因子。該學會首席執委 Stefano Bertuzzi 是反對影響因子的先鋒之一,他此前擔任美國細胞生物學會執行主任時,就禁止在年會上談論影響因子。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清除影響因子的話語空間。我們要讓影響因子變得俗氣,然後人們不再願意談論它。
影響因子最早由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創始人 Eugene Garfield 於上世紀中期提出,曾為文獻計量學的發展帶來一系列重大革新。這一數據的計算方法為:某學術期刊此前兩年間發表論文在統計當年的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此前兩年發表的論文總數——即每篇文章的平均被引率。比如某期刊2015年的影響因子,就是2013年和2014年刊出文章在2015年的被引用總數與該期刊2013年和2014年刊出文章總數的比值。
這一看似合理的「平均被引率」的廣泛使用,被部分人指責是在破壞科學評價體系,因為科研機構經常使用這個數據作為論文質量的評價指標,並進一步評價論文作者的水準。
湯森路透公司發言人 Heidi Siegel 表示,影響因子是對期刊進行粗略評價的指標,不能用作對單篇論文影響力或作者水平的評價。但她仍表示,湯森路透相信,影響因子仍然是對期刊整體評價的重要指標。
不過,呼籲淡化影響因子的聯名論文作者之一、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結構生物學家 Stephen Curry 用數據表明,將影響因子作為期刊影響力的評價指標也是有侷限的,哪怕是最著名的學術期刊。
Curry 及其研究團隊對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11份著名學術期刊在2013年到2014年間刊發的論文進行分析,發現這些期刊中大多數論文貢獻的被引用次數都非常少:《自然》在2015年的影響因子為38.1,但前兩年刊出的論文有74.8%的被引次數都低於38次;《科學》在2015年的影響因子為34.7,但也有75.5%的論文被引次數低於35次。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存在少數具有極高引用率的論文:《自然》單篇論文最高引用次數是905次,《科學》則是694次。
上述聯名論文因此建議,期刊應淡化影響因子,換成引用分布曲線等作為評價指標,以提供期刊更全面的論文引用信息。《自然》和《科學》均表示,將對網站進行修改,採用更好的評價指標來代替影響因子。
儘管備受爭議,但影響因子在一些地方仍然被廣泛地用作學術評價。例如,中國大陸的高校和科研機構一直將論文影響因子(論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作為科研人員職位晉升和項目申請的重要指標,這導致許多學術期刊出現「灌水」現象,充斥着大量低水準論文。
此外,亦有學術期刊採用各種手段來提高自己的影響力。比如,一些期刊要求投稿作者必須引用該期刊曾發表過的論文,作為接受投稿的交換條件,藉此提高自己的影響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