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防護罩
接着要談到的是防護罩了，一般而言，愈內向和欠缺安全感的，便會建立愈多重的防護罩。
從以往的預科中國文學課中，我們得知楚辭中之所以多鬼巫思想，在於楚辭源於南方丘陵地帶，常有濕氣在山巒間形成氤氳之境，遂產生神仙騰雲駕霧的聯想。撇開神怪的聯想，南方的濕氣在古人眼中是所謂的「瘴癘之氣」，是疾病的來源，如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所言：「五月萬里雲行，聞道雲南有滬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可見五月盛夏時，瘴煙最重。濕潤的空氣本身無毒，但它能帶動致病源蔓延，不用說遠的亞馬遜雨林易引發傳染病，近的如2003年沙士疫情，據後來的調查報告顯示，乃源於淘大花園天井內的氣體動力帶動病毒散佈各層。
當時從北半球來港的英人自然難以適應香港的濕潮氣候。蘇子夏編於1930年的《香港地理——山海依舊風物在》指出：「山顛之温度與濕度，本與山下不一致。香港島山頂區高處之温度，約比市區低八度，故尚涼爽，惟山頂區在高出海面一千英尺以上之處，在每年三四月間，常有層雲籠罩，天色晦冥，反不若較低處之有明朗時較多。再向風山地之雨量，本較背風處為多，因此山頂區之向南部分，其每年雨量，比背風之域多利城多一倍。」 （見蘇子夏：《香港地理——山海依舊風物在》，香港：商務印書館，1930年初版，2015年復刻再版，頁40。）這令我們明白為何高官商賈於山頂區的房子，以集中在北面維多利亞港的山麓為多數，那是因為另一面山麓的雨勢要大得多，也更為潮濕。
卡謬在《瘟疫》中描述疫症其實源自民眾的無知，他們甚至試圖若無其事當作沒事發生，甚至不願意改變一點兒生活的習慣。
當時華人則多聚居於港島北面的山腳，環境狹窄，又沒有適當的排污設施，結果在1894年爆發鼠疫。這次鼠疫，真的令人心生「新豐折臂翁」之懼，因其源頭正好就是「有瘴煙的雲南」。在1855年至1866年期間，鼠疫肆虐雲南，並變成風土病，之後再肆虐香港。三十多年，奪去逾二萬人的性命，死亡率達九成。這次鼠疫其後蔓延至全球，總死亡人數達一千二百萬人。鼠疫就是所謂的黑死病，是一道生死屏障，它遏止了蒙古軍這場「黃禍」從亞洲繼續向歐洲蔓延。在當時太平山頂的官員眼中，那場鼠疫也是「黃禍」，不同的是那時是蒙古人以長勝姿態在侵略，是殖民統治者的角色；香港那次的「黃禍」卻是在落後的東亞病夫社區爆發，是受殖民者得無奈接受的宿命。居於山頂的高官為了築起第一重防護罩，在1895年把太平山街附近一帶的土地收回，拆掉一大片民房，建立低密度的緩衝帶，不准華人越過太平山街，這街以下的地區天天要洗太平地，山下的居民便成了卡謬《瘟疫》中給放逐的人：
因此，瘟疫所帶給我們城市的一件東西，便是「放逐」。並且敍述人確信，他能為了大家的利益，在這裏記錄下自己的親情愫。毫無疑問的，這是一種「放逐」之感 —— 一種永遠不會脫離我們的內在空虛感，一種想要回到過去、或希望時間加速前進的不合理渴望，以及那些像火燄般令人刺痛的鮮明記憶迴光。……永遠總有麼一個時刻到來——這時我們不能面對這沒有火車會來的事實。……我們重又回到目前這座監牢中，除了「過去」，別無他物留下，縱令有人想去生活於「未來」之中，但只要他們一旦看見那甘於「幻想」的人所受到的創傷，便也很快地放棄了這種想法。
—— 卡謬著，周行之譯：《瘟疫》，台北：志文出版社，1981，頁81。
如果我將香港這場瘟疫，跟當時的政治環境連繫起來看，便會發覺——香港是在1842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九龍則是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而新界則是1898年才租借給英國99年。換句話說，當瘟疫發生時，新界還未給強硬租借，這些殖民地官員還得繼續設法吞併新界的計劃，可說是給祖國放逐到疫區中的行動棋子，他們大概也逃不過卡謬所說的「內在空虛感」的煎熬，遂開始建立多重的防護罩，藉此護衞空洞的心靈。四環九約的碑石，界定維多利亞城範圍，規定華人活動不能超逾這道界線，是第一重防護罩的鞏固措施。現在碑石上所刻的年份為1903年，而1900年八國聯軍則剛入侵北京，燒掉了圓明圓。不知有沒有關聯，在應對瘟疫期間，在港的華人一直對西醫存在敵視，認為病人給隔離後，會成為解剖實驗的對象，不願合作。不少華人得病後，不願意去診治，如有人於屋內逝世，更會悄悄棄屍街頭。衞生當局於是強行入屋檢查消毒，激起華人社區的羣情。卡謬在《瘟疫》中描述疫症其實源自民眾的無知，他們甚至試圖若無其事當作沒事發生，甚至不願意改變一點兒生活的習慣。當時的華人甚至刻意忽略和遺忘洗太平地對遏止疫情的重要。董啟章在〈太平山的詛咒〉中更賦予這種因保住「太平」幻象而生的遺忘症以遺傳的特質，禍延深遠：
太平山的悲痛歷史遂埋藏於卜公花園的鳥語花香之下，巨大的榕樹鎖住了死者的陰魂，祥和的根鬚驅除了腐敗的氣息，一切也正如此地的名字一樣得到應驗。自此太平就像瘟疫一樣的蔓延，侵蝕着維多利亞城居民的記憶，並且把遺忘的症狀遺傳給後代，以至後來有人開始不相信太平山曾經是他們前人的家園，就像他們不知道全城最早的慈善機構東華醫院的好些總理是鴉片煙商一樣。其中只有少數人執迷於太平山的故事，但他們已經沒法在地圖上找到線索。
—— 見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頁104。
與其說維多利亞城的界碑圍起了華人社區，不如說是高官商賈自我孤立的標示。沿着這道標示線，他們開始用醫院和植物建立第二和第三道防護罩：「地圖顯示，山頂的醫院系統相當嚴密，有正統醫院、婦孺專用醫院、軍用醫院。當年的鳥瞰圖亦看到百年前山頂只是座光秃秃的石山，完全不是今日的漫山翠綠。……英國人進駐山頂後，開始移植外來植物，如用以遮蔭的印度橡樹、驅蚊的白樺樹，綠化是後話，防病才是主因。」
—— 屈穎妍：〈山頂故事，由盧吉道27號開始……〉，明報副刊「心筆在妍」專欄，2014年5月9日。
就在三重防護罩之下，高官商賈以「天下太平」的幻想構建的未來，大概也不離黃遵憲〈香港感懷〉所描劃的幻境：
沸地笙歌海，排山海酒林。連環屯萬室，尺土過千金。
民氣多羶行，夷言學鳥音。黃標千萬積，翻訝屋沈沈。
—— 李小松選注：《黃遵憲詩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頁39。
孫先生的「香港山頂大石說」相當切合本文的語境，如果說當時香港華人對山頂殖民官員的消極抵抗情緒是山頂滾下的大石，那麼香港大學便是特別築起在半山用以承托的護網。
黃遵憲曾於派駐海外期間幾次途經香港，就在瘟疫爆發前後，但詩人筆下的香港已是紙醉金迷之地，現實與詩境的差距愈大便愈顯出詩人內心的悲絕——自己既無力力挽狂瀾於既倒，只好鞭撻香港這棄子在資本主義的鴉片中如何引致人心萎靡、世道敗壞。黃遵憲倘泉下有知，看見現在香港的物業代理店面張貼的樓盤廣告，標明尺價過萬，不知會是慨歎自己的一語成讖，還是讚歎自己的一語中的？
之後1911年便爆發了辛亥革命，同年香港大學成立，可能因着要設法控制疫情和教育公眾接受西方醫理之故，大學將香港西醫學院納入大學機制，成為開校三個學院之一。孫中山在1887年至1892年間，即瘟疫尚未爆發前，曾在香港西醫習醫。在我的年代，〈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是初中必教的課文，其中的沉悶可說是當時的集體回憶。孫中山在習醫時常跟同學說：「醫生救人只幾命，反滿救人無量數；吾欲反滿，吾此生舍反滿莫屬矣！」（見鄭子瑜〈關於〈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啟思生活中國語文》）第二版（中一上）教冊，香港：啟思出版社，2005，頁教冊1,7。這文是鄭子瑜在〈中山先生的習醫時代〉成了坊間教材的課文後特別自撰來解說文章的寫作背景和手法。）孫中山之後棄醫從事革命，矢志扭轉時局，建立新政府，以救黎民於水深火熱。革命成功後，先生回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說道：「有些西人，亦曾向余問及，何以中國反正後亂事多過從前，吾祇答以緣故極多，現在革命事業只行了一半，譬如香港山頂，有一大石，由山跌下，至半途為樹技阻遏，不能一直跌下，而樹枝終有枯之一日，障礙物既除，大石自然跌到平地，吾所抱之宗旨亦如是耳。無論若何艱辛，一定要革命成功。」（ 〈孫中山於香港大學大禮堂（今陸佑堂）演講〉，摘錄自羅香林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跡》，見「孫中山——偉人‧大學‧歷史」 網頁，網址：http://100.hku.hk/sunyatsen/address_CHI.html （2015年12月29日檢索）此網頁為「香港大學百周年」網站內容，其中所載的演說列明為1923年於香港大學的演說，但內容跟收錄於《孫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合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15-116的演說全文內容頗有出入。觀乎網站內的行文，可推測網站所載為羅香林的報道，當中可能包括了除了正文以外，孫中山跟與會者的答問內容。）孫先生的「香港山頂大石說」相當切合本文的語境，如果說當時香港華人對山頂殖民官員的消極抵抗情緒是山頂滾下的大石，那麼香港大學便是特別築起在半山用以承托的護網。大學起初的三個學院，全是理工科研的專業，又容許華人入讀，除了可藉西方科技的領先姿態向華人子弟施以攻心之計，又可漸漸將護網變成華人上攀的社會階梯，這樣民間與政府之間的張力自然得以慢慢消弭。
在香港大學下方的西營盤山道，五十年代初為煙花之地，殖民政府為了開拓西環石塘咀一帶，特別將灣仔的風月地移至此處，並將電車線西延。真的很難想像當時最高學府下方不遠處就是煙花地，這好比將一疊白紙放在染缸邊兒一樣，如果是現在的香港，家長大概會先在網絡面書上大搞一頓，製造輿論，然後再遊行請願吧？這種城市規劃究竟是絕對信任學生的價值判斷，還是為了反襯港大的超然域外，強化上流的慾望？無論怎樣，聽起來都強於將一些愛國意識或道德判斷灌進學生腦袋中等待風乾成型。當時的港大校園規模當然比現在小得多，只有本部大樓，五十年代給冠名為陸佑堂，是中世紀歐風的建築。我時常覺得「陸佑」這名字真是相當適合用在校園建築上—— 佑，本意是「幫助」，所以陸佑，字「弼臣」，號「衍良」。我們常說「輔弼」，古代君主年幼，都會有「輔弼大臣」，協助治理天下。教育的本意不就是輔弼年幼，蔓衍良知嗎？這是時代的橫向拓展，符合防護罩大覆廣廈的特質。
港大校園後來不斷發展，七十年代更興建了柏立基學院的研究生宿舍，孔雀藍的傳統琉璃瓦瓴和栗棕色的門廊，掩映在樹叢中可謂古樸又不失簡約的現代感。詩人胡燕青就是在這裏寫出〈問夜空〉這首榮獲首屆中文文學創作獎詩組冠軍詩作。胡當時以李賀詩為碩士論文題目，故詩中提及李賀瀝血的寫作模式，並以金甲蟲自喻，覺得自己像李賀一樣是上天揀選的寵兒：「我以夜空投來的金甲蟲自喻，當時心中歡喜，就好像蒼天已揀選了我。……如果我仍執持李賀的反叛與自卑，我永遠無法臻至那自己構思出來的至高境界。」（見胡燕青：《日出行》後記，香港：山邊社，1988，頁123。）詩人望着瑰麗的星空，感悟到自己心中潛藏着澎湃的才情，思索如何駕馭，並煉出金甲蟲一樣的詩作，薰染人心。這令我想起小思的《承教小記》中開卷的第一篇就是〈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整篇文章沒有怎樣談雪，雪只是觸發省思的景象罷了，作者因雪景而感歎四時流轉之飛快，文末作者歎道，離開香港後，覺得自己老得真快。表面是因為香港四時不分明，想深一層，就是香港連天氣也沒啥變化的穩定，令自己常糾葛瑣事，沒有專注感受天理的循環，於是更難以感受到自己要「承」之天命。在日本，打開心扉，承接天籟，知天命以後，自然變得步履沉重了，而更覺自己老了。（見小思：〈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承教小記》，香港：華漢文化，1997，頁1-3。）如果「衍良」是時代覆蓋面的拓濶，那麼「承」便是文化體統的延續。孫先生在港大的演講中道：「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責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達。」由此看來，香港大學的建立不獨是社會穩定的防護罩，更是給體內存有中華文化基因的知識份子打造一道開闊天穹，讓他們仰望星空，傳承天命，不用擔心天空會在連天的炮火中塌下來。
香港大學現在猶在，但校園下方山道的歡場真的像煙花一樣消散了，街道回復庶民風味，常言道歡場無真愛，難道情愛沾上了買賣的銅臭便注定變質？電影工作者吳昊的《塘西風月史》中的〈還清花債，妓女埋街美談〉便記述了桃影和零零兩段儼如電影〈風月俏佳人〉（“Pretty Woman”）橋段的香港現實版故事。兩位都給富二代戀上，一擲千金替其贖身之餘，更立之為嫡室，而非為妾，而且還以極大的排場迎娶，鋪張程度，一時無兩：「夜幕低垂，飲宴之前，詠樂的姊妹花，人人自樓上拿着電火炮，燃着拋擲馬路上，歷時一小時有多，還沒有停止。弄得整個石塘咀火光燭天，炮竹聲震耳欲聾，交通也因而梗塞很久呢。」 （吳昊著：《塘西風月史》，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10，頁58-59。）迎娶零零的架勢，吳昊寫道，較桃影更甚，門口的對聯，除了花以外就是金，堂內則用美鈔摺成不同的裝飾，還用金幣封利是，妓院上上下下都獲得一封。自從她們二人的佳話以後，吳昊寫道再沒有聽過其他了。像這樣夢幻的上攀的事迹畢竟不多，更多是像《胭脂扣》裏的如花，遭十二少一方的白眼反對，於是兩人說好一起殉情，怎料十二少命不該絕。香消玉殞的如花在黃泉路上苦候了五十年不果，於是決意重返凡間尋找。電影回到山道取景，對於面目全非的街道，我還是覺得梅豔芳演繹的驚愕略嫌不夠。經過連日的尋索，如花終於在拍攝場地找到潦倒不堪的老十二少。看見他的景況如此，如花轉身離去。電影沒有交代如花放棄帶走十二少的原因，有人認為是如花是嫌棄十二少潦倒，我則嘗試代入，猜想如花是感到痛心，痛心十二少愛得不夠——他寧可忍受如此淒涼的晚景，也沒有勇氣殉情，足見當日的信誓旦旦只是信口雌黃。
雨傘運動的大學生就像當日的孫先生一樣，感到有大石從太平山頂下墜，只靠大學這重防護罩承托着，暫免於滾到山腳，砸壞每天努力設法上流的普羅大眾。
記得雨傘運動爆發後，社會上有些知名人士診斷說，那是由於年輕人缺乏上流的機會。可能，但我相信這不是主因。那些知名人士，在香港這個慣於講求經濟實效和行政效率的大都會，上攀至一定階層，可說就是當年港英政府，「以行政吸納政治」模式栽培的精英，他們心底的感悟系統早已蒙塵和鈍化了，不可能再明白「衍良」和「承教」的使命感召。雨傘運動的大學生就像當日的孫先生一樣，感到有大石從太平山頂下墜，只靠大學這重防護罩承托着，暫免於滾到山腳，砸壞每天努力設法上流的普羅大眾。大學生的感悟系統還會驅使他們每夜都來個天問，問自己是否就是上天點選的一員？自己是否真的可以駕馭上天的厚賜，擔得起指派的天命？每次說到這點，總有朋友問我，你怎樣確定學生如此具使命感？我總是斬釘截鐵地說，只看這麼多人聚集了七十九天，但附近商鋪汽車沒有破過一塊玻璃便可確定。在其他地方很可能早已釀成了暴動。至於退不退，何時退，這等問題，當然可再商榷，但我嘗試代入，我體會到運動中的年輕人的心情大概就像如花看見潦倒的十二少，當他們看到自己的政府奉迎中央政府的窘態，便知道特首跟十二少一樣，就是愛得不夠，他還是看重自身的名利多於自己所代表的民眾。就在民眾像如花一樣轉身離去之際，雨傘運動就這樣爆發了。孫先生所說的大石，已突破了大學這防護罩，滾下山了。只是我們的窩囊十二少特首不是去修補大學這重防護罩，而是進一步派人摧毁它，試圖除掉學生接收天命感召的氛圍，真是教人看在眼裏，痛在心裏。不知從防護罩破洞口，上天能否接收到這份我們轉身撤離時的痛，並出於憐恤暫緩新的大石滾下？
5 炮台
「天下太平」的最後一重建設，就是興建炮台。炮台必須建在防護罩外，而且要猜拳兩次獲勝才可以建成一個。第一次勝，畫一個「凹」字作台座，第二次勝才能在「凹陷」位補上炮管，使之成為「凸」字便告完成，可以發動攻擊。
從太平山頂沿夏力道下行，便會進入龍虎山郊野公園，那處有二級歷史建築。炮台建於1903年，即和四環九約界石豎立年份相同，也就是界定維多利亞城範圍之同時，便設立了此組炮台，負責捍衞港口的航道。最初配備了兩座六寸口徑的大炮，是當時香港位址最高的炮台，後來於1913年拆卸大炮。小時候我到炮台郊遊時，聽過晨運阿伯跟人說，炮火用來阻止日軍從維港登陸，說得眉飛色舞，彷彿自己有份參戰，親眼目擊似的。但這說法不確，因為炮台於1920年代換上防空高射炮，於抗日期間，主要用來阻遏日軍戰機的轟炸，而日軍的地面部隊是由新界取陸路進入香港的。
如我們連這樣的憐憫也沒有了，只會公式地迎合上意，那麼我們又如何可能感悟「衍良」和「承教」的天命？難道所謂「上流」只代表體察上意，伺機迎合奉承？
上次帶隊到松林炮台作文學散步，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國慶前夕，傳來籌備煙花匯演的單位，準備以空襲警報聲為背景襯托，藉此回應主題。我聽後真的唏噓不已，縱是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幸福一代，也該有同理心去體諒那些看過屍骸遍地而猶有餘悸的倖存者吧？如我們連這樣的憐憫也沒有了，只會公式地迎合上意，那麼我們又如何可能感悟「衍良」和「承教」的天命？難道所謂「上流」只代表體察上意，伺機迎合奉承？「上流」的「上」，不只是指社會的上層，還隱含上天的使命，而我們的心就是承接的鉢子。
許鞍華的電影處女作《瘋劫》便是在龍虎山取景。這是由於電影乃根據真實發生於這山頭的雙屍案改編。警方展開調查後才發現案中有案，就連死者的身份也撲朔迷離。站在松林廢堡的炮台，我每每都會想到虎門炮台，在那裏林則徐建造的銷煙池，是鴉片戰爭中的重要軍事據點，也是不能抹殺的歷史舞台。如果林則徐站在松林廢堡，讓他知悉了英國、日本對香港所作的「瘋劫」，弄得香港人的身份就像劫案中的死者一樣撲朔迷離，然後問他：「可有後悔打響虎門的第一炮？」我想他一定會堅定地說：「無悔！」鏗鏘有力得像他掛在書房上的「制怒」二字。《瘋劫》最後的結尾相當荒誕，神經漢的祖母突然出場拿起菜刀一揮，剖開奄奄一息的趙雅芝飾演的紈紈的肚子，取出嬰兒。我覺得這場面象徵性很強，就是無論如何糾葛不清，導致怎樣的亂局，最後還是回到生命的初心便足以教人放下執念。這便是何以我會以「虎門炮台」來收結這篇關於「天下太平」的文章。虎門炮台，是香港百年繁華的起始，只要明白上面打響的第一炮的原由，那麼街頭上一個個移動的「由」字碉堡便明白自己該走向哪個方向。
鍾玲的個人詩集《霧在登山》的自序是這樣作結的：「近二十年來開始學會反思和考察自己的內心和念頭。因此希望能對生命有深層的體悟。我尋求的是在〈霧封太平山山頂〉這幾句中的內心境界。」接着引詩如下：
走在山頂徑上
你走在虛實之間
實的是身體和腳下的路
霧把真相都虛掩了。
你掌握得到多少真相？
朦朧的生命，他們的悸動
你想像得出，感覺得到？
前行的你，內心也有前行嗎？
—— 鍾玲：《霧在登山》自序，香港：匯智出版，2010，頁7。
太平山頂的霧，不知是否因為摻雜了鴉片的騰雲、銷煙的毒霧、熱帶的瘴氣、炮火的硝煙，還有昇平的煙花大放後的裊裊，總顯得有點沉滯。那天，同樣有霧，我們一隊人浩浩蕩蕩地從中「環」散步到西「環」新闢的港鐵站，雖然全身沾滿了濕氣，但總算完成了一次「環環相扣」的文學散步。孫中山說如「大石落山」，鍾玲則驚呼「霧在登山」，可憐傳說中那塊到達山頂香港便要陸沉的蟾蜍石，真不知該隨石滾下，還是駕霧登山，管他，只要我們散步時能專注讓身心同步契合，便有可能臻至平和之境；隊伍中愈多的人能達至平和之境，我們便愈接近「天下太平」的願景；愈多人漫步向這願景，最終才能締結出「我們要變成甚麼」的本土性。
啊！這些年，原來我們一直在玩「天下太平」。原來，玩了這些年，除了身體變老了，玩法一直無啥更新。且看何時我們何時始能以身心同步的姿態來玩「天下太平」，並翻出新意來。
註：本文轉載自「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寫作計劃，該計劃由香港文學館主辦、何鴻毅家族基金「藝術・改寫香港」資助，作品以街道為座標，由作家及普羅大眾牽手建構香港社區文學地景。端傳媒風物頻道將由即日起連續四個週日轉載該計劃中的作家作品。 「我街道 · 我知道 · 我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