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 風物 文革與香港寫作

在文學上,香港拒絕了文革,得到了甚麼?

與其他華文地區不同的思維,受外語影響的中文書寫⋯⋯中港文化多年的隔閡,造就了今天香港文學各具個性的面貌。


[引言]香港人昔日關心的不全是毛澤東思想,而是逃港的偷渡客與移民。或者,許多人都忘記了那個年代有根基的經濟發展是如何形成,若非新中國管治一敗塗地害苦百姓,香港也沒可能迎來一批又一批博學的、富有的;飢餓的、無家的移民。當年的文學作品,有關懷弱勢的,也有思考中國的。正因為毛澤東,因為文革,香港保存最優良的「文化中國」,同時成為反省文革的重要基地……(彥一)

關夢南,原名關木衡,資深文學工作者、詩人、專欄作家。
關夢南,原名關木衡,資深文學工作者、詩人、專欄作家。攝:吳煒豪/端傳媒

題記:中國大陸每有政治事件,香港都成為大陸人暫居或移居的地方。若以毛澤東掌權到「自我檢討」退居二線的60年代為基礎,一群偷渡來港的大陸人,受當時香港傳媒殷切關注,以《明報》及《星島日報》居多。

據《大逃港》(陳秉安,2013)描述,他一共花了22年去完成這部書,其中「有關群眾外逃的歷史檔案還是作為國家機密,不對群眾公開的」,可見整理近代史第一手資料有現實政治的困難;隨後逃來香港的人,資料就更難找到。今天,記者儘管尋訪世界各地的文革親歷者,記錄第一身經歷,若無國家文件佐證年份與細節,以及更具體的統計,個人記憶在大歷史中,要受更長遠的時間考驗、佐證,困難重重。

唯獨作家其時所書所錄、今天視為文學的作品,既可保存個人記憶,又可經作家實踐藝術手法,留住當下,啟蒙後世。香港文學甚少被港英政府禁制,至今保存下來的作品,都屬公開資料,大部分都可在公共圖書館尋得,亦有在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成為香港人在香港檢視中國重大事件的一些線索。

民間不乏立志研究各年代的作家,關夢南是其中一人,有蒐集60年代各路作家在文學雜誌及書籍的發表狀況,亦有為20年代到千禧年的新詩資料彙編。來到關夢南在界限街附近的「工作室」已是下午時份,他向我和攝記遞來兩包檸檬茶:「來,拿着,飲茶。」

在餐桌上移開了些報紙雜誌:「關於文革,其實可以找……」他說了幾個名字,他們後來曾編過關於香港記憶的書,也有寫過自己的經歷。可是,要尋找文革時期6、70年代「香港的中國」,還是需要《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1960-1969)》及《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1922-2000)》兩種書的編者。從二書編者角度看文革時期的香港文學狀況,中國在香港作家筆下的形象;文革前後,南來作家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分別寫了甚麼;香港為甚麼沒有發展出「傷痕文學」;談談青少年在香港中文教育下的創作概況。

有稿費的作品才流行

在談香港作品之前,關夢南先提到阿城寫文革:「他寫到主角在火車吃完飯,在木桌上一拍,夾在木桌縫隙的幾粒飯跳了出來。他就撿起來吃。這就是(文學)。」他的意思是,作家寫貧窮,不會寫一個人有多悲慘,而是從言行細節掀開線索,要你聯想。於是,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就只把事件搬進「小說」裏:「我們只能視之為『粗糙的報道文學』,像劉賓雁那種。他的書,我在香港買的,起初讀着,覺得還可以的;再讀,就覺得打動人心的,始終還是(文革)事件本身,而不是作品本身的文學手法。」

高質素的作品湧到雜誌,亦與文革初期有著名「左報」的文藝園地一度停頓有關。而50至70年代,香港坊眾普遍接觸到的,是武俠、科幻和愛情小說。包括當時盛極一時的「三毫子小說」──驚險、偵探、浪漫、奇情兼而有之的流行小說。

關夢南認為「傷痕文學」是「從政治失誤來看世界有多荒謬」,要做得圓熟,需要優秀的藝術手法與文化底子。偏偏,文化大革命就把文藝定調為政治宣傳,文藝是作為宣揚毛澤東思想的工具:「人人都在想怎樣建設國家,文藝的都不寫了。而香港讀到的多是單一臉譜化、口號的文字。幾乎沒一人有藝術表達能力!」

其時,香港確能在「左報」讀到,好些在新中國建政前已移居香港的、活躍的作者,有高度的文化基礎,可是一落筆寫文革,較有規模的都在政論讀到,而不是文學創作。關夢南分析,「左報」對香港文學思潮的影響向來不大,不管是土生土長,還是新移民,當年文青投稿都以新興的文學雜誌為主,就是寫他們心目中的中國,都不會直接地表達出來。高質素的作品湧到雜誌,亦與文革初期有著名「左報」的文藝園地一度停頓有關。而50至70年代,香港坊眾普遍接觸到的,是武俠、科幻和愛情小說(金庸、亦舒、倪匡等作家都自這年代起家),香港作家能獲稿費的,都以這些題材為主,包括當時盛極一時的「三毫子小說」──驚險、偵探、浪漫、奇情兼而有之的流行小說。

關夢南,原名關木衡,文學工作者、詩人、專欄作家。歷任報刊文藝版編輯,現為駐校作家、報刊特約作家、《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編輯。編著有《零點詩選》、《看海的日子》(詩集)等。作品《關夢南詩集》獲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六七暴動,在蔡炎培、劉以鬯筆下

回顧中國外交部在1967年5月15日──即文革「五一六通知」後,發表聲明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心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其風熾烈,廣州遂舉行了群眾大會。這些群眾大會「支持香港同胞的反迫害鬥爭」,加之《人民日報》社論號召「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着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有專研香港史的學者早在上世紀末已著書明示或暗示「六七暴動」與文革有關,及後有更多資料公開並廣泛討論,確定不少暴力襲擊、炸彈襲擊都由當年的「左派」策動。而與香港民生有莫大關連的「文革」,正是這場香港史上最嚴重的暴動。

1967年8月,蔡炎培(筆名欒復)在《當代文藝》(徐速主編)發表〈鎖鑰〉,從遺失門匙,寫六七暴動,從知識份子與藝術家角度,表達當年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生活如何壓抑,象徵尋得門匙解鎖的盼望,暗示着主角對民族情懷、文化中國的期許。從上海移居香港的劉以鬯,在1968年發表短篇小說《動亂》,用十四種「物件」的視覺,寫出街頭暴動的眾生相。儘管事件有人受傷,有人流血,但敘述者都以「物件」角度看着,它們有石頭,有催淚彈,有街燈,有小刀,有屍體……都以「沒有生命的東西」來寫一場政治運動如何干擾生命,有生命的人(關好窗戶的市民)又如何看待街頭暴動。劉以鬯是上海移民,長年在港定居,寫到這宗中國影響香港的、本土最嚴重的暴動,只從香港出發,與新中國幾近無關。

《盤古》月刊。
《盤古》月刊。攝:吳煒豪/端傳媒

我是一隻郵筒,警察隊還沒有開到,就有人將一根燃燒中的木條塞入我的嘴內。我一向將信當做食糧,吃下燃燒的木條後,胃部出了毛病。

劉以鬯《動亂》節選

六七暴動後,有「左報」被港英政府勒令停刊,截斷文革文宣;就連有左派作家有份參與的、非左派文藝雜誌,都自動休刊。其時民情對一切與左派有關的東西都厭惡可憎(這股情緒影響至今),仍在販售的報章雜誌銷量甚低,加上政府強硬舉措,文革消息再難透過大眾媒體傳播,訊息流通的程度,已及至封鎖。關夢南記得當年市況,民間尚有人熱議毛澤東思想,香港也有樣板戲上演,不過都不是香港社會主流。

文學水平才是標準,無關政治立場

在一股獨特的「香港的憂鬱」裏,會讀到以「文化中國」這個圖騰。講的大都不是建政後的中國,而是取材自傳統中國具象徵意義的物象,在民族的情感上有所表達。

今天讀到的、流傳逾半世紀的香港文學,似乎並沒有受文革影響,六七暴動裏的愛國份子不得民心,是其中因由;港英政府在文化訊息傳遞方面的嚴密部署、報章副刊或雜誌編輯以文學水平高下而非為政治立場判別來把關,堵塞了文革思潮,是更大的原因。

在不同年代成長的香港作家,都有自己對香港社會的判斷,從早年侶倫、舒巷城等作家,到李怡、羅孚、戴天等,在一股獨特的「香港的憂鬱」裏,會讀到以「文化中國」這個圖騰。講的大都不是建政後的中國,而是取材自傳統中國具象徵意義的物象,在民族的情感上有所表達。

直到香港寫實主義大行其道,在文學創作方面大器晚成的劉以鬯,以及早在二戰時期移居香港的文藝青年蔡炎培,已與50年代香港上一批移民的情緒大為不同,取材迥異。至於文革,關夢南認為除了六七暴動題材的小說,很難找到哪些作品既與文革有關,而又寫得特別深刻的作品。「當時是深刻的,深刻在反思、影響,是政治上的。不過,6、70年代普遍香港人其實不大關心政治,不是與政治拉得很近。」不過,到了70至90年代,政論雜誌《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改稱《九十年代》),一群知識份子從保鈎運動到香港主權即將移交,引起了對文革的省思,這都是文學以外的事情了。

傷痕文學沒有影響香港,反而五四時期的作品,仍在影響着香港。

提到曾在《七十年代》發表小說和政論的顏純鈎,關夢南十分雀躍:「這個例子非常特殊!80年代一篇〈天譴〉引起關注。」他熟知顏純鈎的文藝成長,不過,他認為顏純鈎成名後寫的多篇小說,已與文革沒有直接關係,他的作品探討得更多的,是移民身份等題材。至於其他有志文學創作的作家寫的,「是可以在一些作品的段落讀到,不過(受文革影響的)並不明顯。傷痕文學沒有影響香港,反而五四時期的作品,仍在影響着香港」。

在關夢南眼中,這批課本裏的「五四」文章,不是寫得最精緻的一批。朱自清父親「越軌」買了幾個橘子,感動哭泣要哭兩三次才夠,真能感動香港學生嗎?為甚麼取材於遠離香港生活、文字不夠精緻的作品?至於古代文人,怎麼個個都當不了官才寫作,人人都看似暮氣沉沉?

時至今日,近半世紀的香港文學佳作,才在十多年前開始逐一編進課程,而且因為改革後的單元教學、能力導向政策,考核學生語文理解及各種能力,毋須連結篇章與時代背景,至使中文教學碎片化。

未受文革文學影響,值得慶幸

這種「超時空」中文教學,在文史「分家」的大背景下,中文教學在港英時代至今,到底有沒有其他目的,不難聯想;中港文化多年隔閡,則造就了今天香港文學各具個性的面貌,與其他華文地區不一樣的思維,以及受外語影響的中文書寫。關夢南長年觀察7、80年代香港作品,曾在8、90年代主編香港報章文藝版,董啟章、羅貴祥、韓麗珠、等作家在成長階段,都曾在他主理的《星島日報‧文藝氣象》發表過,都受過香港傳統的中文教育,並從這個牢籠逃出來,成為今日的香港文學作家,在各個華文地區發表作品,言說不一樣的香港:董啟章《地圖集》、韓麗珠《輸水管森林》、羅貴祥《欲望肚臍眼》等,都是與近半世紀新中國政局隔閡而自成一格的作品,他們以作品確立一個可容想像的「香港」,亦是慶幸沒有受文革文學影響的一批香港文學作品。

報道文學可說是因文革而興起。曾上山下鄉的大陸作家,可直接寫出自己的經歷;更深入的研究,例如翻查文件資料、田野考察等,題材與深度歷經半世紀,有別於當權者紀事立說的角度,從個人、家族、氏族到民族。這都需要長年努力,成果大都以十年計,在文革發動短短五十年間,沒有第一身經歷的境外作家,能回應多少,可以想像。關夢南認為,有關民族思考的小說創作,香港並不算多;倒有大量談到中國的新詩作品,戴天、崑南、蔡炎培等詩人,佳作多與民族相關,關夢南翻着厚厚的戴天詩集《骨的呻吟》,翻到哪首,就說哪首哪個意象所指。

關夢南寫的〈傷口〉,本是講述他一家仍在廣州生活時,家人因受傷而到醫院醫治的經過,竟多次被人問到,作品寫的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說出寫作緣起,對方還是將信將疑。他認為新詩寫作時間比小說短得多,抒發的感情又容易引人聯想,發表空間可達政論雜誌如《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發表途徑多,成果比小說更容易察看。至於當今青年的寫作狀況,關夢南長年在學校執教文藝寫作班,有中小學的,也有公開招生的,觀察有興趣寫作的學生,多少受中文課程五四遺風影響:時有流星,容易流淚;寫的都是個人生活,時事歷史不多談。就是他任各文學獎評審時,讀到的稿件,是香港有志文學創作的文藝青年作品,寫歷史的,寥寥無幾,何況文革。至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投稿作品,或是新移民學生,語感不同,一讀便知,所寫題材多是家鄉,亦鮮有文革題材。

為甚麼他們不寫歷史題材?

正因港英以至今天政府對文革的警惕,才有影響香港一代又一代的教育政策,香港文學創作沒有歷史題材的土壤,其來有自;有的都是早年「文化中國」的想像與書寫。未來作家乎不能在課程內獲得可創作的題材,呼應當年港英對「左派」的遏止,在政治語境中,目的是完全達到了。正因如此,文學在政治環境中的移情作用,未見有所發揮;有的都是仰看圖騰或描述本土的作品,少了「香港作家筆下的文革」這個途徑,香港人認識文革時,不易流於「傷痕文學」的那種情緒化。在實踐文學創作同時,思考民族與其意義,而非單一政治事件始末與箇中荒誕。

訪談尾聲,我和攝記移開了兩包還未開封的檸檬茶,忙着安排拍攝的事。關夢南應攝影師所說,看着遠方。那個方向,似乎是界限街以南的香港島:「南來作家與學者都很低調的,許多人都住在九龍唐樓。」他又說了幾個名字,真名是誰,筆名是甚麼,幾年寫過哪個作品。我在想像,如果他在文革期間追隨毛澤東思想上山下鄉,至今堅信不疑,今天我們可讀到的資料,會是甚麼。

後記:彥一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知道了香港文學沒有流傳文革文學,不管出於港英治下的銳意為之,還是種種被策動或純粹意外,甚而因為香港社會有「對政治事件漠不關心」的基因,都可說是香港人的幸運:在這麼的一場政治浩劫裏,左派曾試圖用文藝作為手段影響香港,中途被迫離場,未竟全功。香港人昔日關心的不全是毛澤東思想,而是逃港的偷渡客與移民。或者,許多人都忘記了那個年代有根基的經濟發展是如何形成,若非新中國管治一敗塗地害苦百姓,香港也沒可能迎來一批又一批博學的、富有的;飢餓的、無家的移民。當年的文學作品,有關懷弱勢的,也有思考中國的。正因為毛澤東,因為文革,香港保存最優良的「文化中國」,同時成為反省文革的重要基地。文學創作方面,香港似沒有直接呼應文革時期的各個現象,卻因社會經年接濟飢民與逃難者,香港有了今天經常提到的「獅子山精神」,毋須文學作品呼召情感,社會自然有凝聚力。

中國大陸 文革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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