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教宏觀經濟，教科書會因為不同的學術取向，內容差別非常大，題材選擇可以截然不同；這是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沒有的問題。有的教科書專注長遠的經濟增長，有的着重眼前的經濟週期，當然也有凱恩斯學派和新古典學派之爭。
我近來想到了另一個二分法：一為對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了解充滿信心；一為對經濟學者所知所能都抱有懷疑。絕大部分的教科書都傾向前者，原因不難明白：以「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謹慎態度書寫，讓學生找不到明確答案的教科書，會在市場上被淘汰。就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開始後，教科書紛紛推出新版本，加插一章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甚至提供化解危機的處方。
事後孔明沒有問題，問題是金融危機仍有太多問題太少答案，大量的研究仍在進行當中，更遑論對政策回應有一致看法。教科書中言之鑿鑿的專家口吻，只是為了在教科書市場生存而已；就如傳媒記者找學者訪問，學者老實回應「不知道」或「不肯定」，記者必定失望而回一樣。
金融危機其中一個仍在爭論不休的研究題目，就是如何避免「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逼企業簡化業務
何謂「大得不能倒」？這個有點抽象的問題，自2010年後由政府監管部門負責解答。1933年捱過經濟大蕭條，有《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防範悲劇重演；2010年受過金融危機的創傷，又有《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應對。金融市場經歷過近90年的發展，已變得複雜得多，監管的法案也「與時並進」：《多德-弗蘭克法案》全長2300頁，跟金融產品一樣包羅萬有，賦予監管部門相當大的權力。其中兩大權力，一為將企業定性為「大得不能倒」，二為在企業出事之時，官員可干涉企業的資產，要求債權人承擔部分損失，以免政府代為付鈔。
為推行 Dodd-Frank Act，美國政府增添了好幾個部門。財政部的金融研究局（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集合學界、金融業界的意見，制訂量度系統風險（systemic risk）的方法。系統風險指的是規模龐大、與其他企業關係密切的巨無霸，遇上什麼問題將牽一髮動全身，把局部困難轉化成整體危機，就如2008年保險公司AIG危機一石激起千重浪。
金融研究局利用數據和金融經濟學的模型，描述金融系統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找出其中舉足輕重的少數企業。該局再將意見交到金融穩定監察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正式將這些企業稱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IFI），簡單說就是「大得不能倒」。而這些企業從此會受到監管部門的嚴格檢視。政策的目標，是透過大大增加企業應付監管的成本，迫使企業將業務簡化，減少其在金融系統內的潛在影響力。
今年三月底，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 Rosemary Collyer 的判決成了報章頭條。判決極具爭議，是因為它推翻了財政部將大都會人壽保險（MetLife）定性為「大得不能倒」的決定，為 Dodd-Frank Act 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缺口，削弱了監管部門的權力。
「大得不能倒」兩大致命弱點
「大得不能倒」的問題到底在哪裏？
經濟學中有一個比較新的分支，稱為網絡經濟學（economics of network），研究的是不同決策者（如個人、企業等）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關係下出現的結果。兩個人之間建立關係有其價值以及成本，也有直接和間接關係之分，不同參與者可以互相合作或競爭。哪種形式的網絡最容易出現？每人根據自己利益建立的網絡是否最有效率？這些都是熱門的研究題目。
其中一個流行應用網絡經濟學的範疇，就是金融系統。企業之間互相借貸，若果其中一家企業出了問題，將如何影響整個系統？這取決於企業的借貸是否集中（如企業A的貸款主要來自企業B，企業B則主要跟企業C借錢），以及個別借貸關係是否重要（如企業A未能如期還款，企業B將周轉不靈）。學科應用了不少博弈論的概念，應用起來也有博弈論面對的困難：模型難有明顯的預測（即有太多可能性），而由於網絡的關係複雜，暫時只能考慮個人、企業比較簡單的經濟行為。
不過，從網絡的角度分析金融系統，可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系統錯綜複雜，一間企業的行為對其他企業都有直接間接的影響，規模大關係廣的企業尤其舉足輕重。企業冒險求利，潛在的成本不單只由企業本身承擔，其他的企業也會受到牽連，形成所謂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外部性）。個人成本比社會成本低，導致企業過於「勇猛進取」，借貸的槓桿效應太高，對整個金融體系構成威脅。
「大得不能倒」問題的另一難解之處，經濟學者稱之為「時間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指的是現在答應了的事，未來有動機去反悔。就如為小孩訂立獎罰制度，罰則可以非常詳細，列明各種情況下的處分。不過，到了小孩犯了錯要懲罰之時，家長見小孩狀甚可憐不忍下手，制度立即蕩然無存。小孩知道家長心軟的弱點，也就不怕犯錯。
同理，政府誓言不會拯救「大得不能倒」的企業，信以為真的企業自會小心行事，避免冒太大的險害了自己。不過，若巨無霸企業真的出了什麼亂子，輿論壓力下政府不會見死不救，任由企業倒閉只是說得漂亮但難以兌現的誓言。企業知道政府的弱點，「大得不能倒」有政府拯救的保證，也就不怕為了小小的利益冒大大的險，反正出了事也有政府包底（買單）。
向債務抽稅，解決「界外效應」
面對以上兩大問題，經濟學者 V.V. Chari 和 Patrick J. Kehoe 最近提出一個建議。 兩人認為 Dodd-Frank Act 中容許監管部門「分身家」（資產切分）的權力過大──例如你持有企業的債券，企業面對財政危機，政府為了拯救這家「大得不能倒」的企業，有權令你的債券面值減半。這個稱為「有序解散」（orderly resolution）政策的原意，是為了減少納稅人出錢拯救企業的可能，盡量讓企業股東和債權人獨自承受。但是，政府有權改寫私人市場的借貸合約，在沒有列明的情況下將其變成廢紙，違反了美國極為重視的合約精神，也干擾了自由市場運作。更重要的是，這無助解決債務累及無辜的界外效應問題。
Chari 和 Kehoe 主張的，是運用傳統經濟學解決界外效應的方法，向企業的負債資本比率（debt-equity ratio）抽稅。借貸愈多的企業，愈增加系統性風險，於是要靠抽更多的稅迫使企業降低比率。兩名學者強調的，是自由市場本來沒有「大得不能倒」的問題，只是由於政府面對時間不一致的局限，出了事的大企業多半有政府拯救，企業才有動機成為「大得不能倒」的一員。政府沒有緊守承諾的能力，就唯有靠抽稅去糾正錯誤。
政策符合經濟學原理，但有一些執行上的困難：資本該以市值還是帳面值決定？企業會否利用灰色地帶增加風險之餘而不影響比率？簡單的政策是否有效？法官 Rosemary Collyer 判辭中對財政部的批評之一，正是定性 MetLife 為「大得不能倒」的過程不夠簡單透明，欠缺一套清楚準則。監管部門的回應是：準則不能太過清楚，否則金融機構就能找出漏洞，以求剛剛合格避開規管。
若果我要為金融危機在教科書添上一章，我會寫什麼？除了簡述借貸網絡、金融產品、房屋市場的發展，現時經濟學者能提供的答案不多，更多的是問題、謎團、兩難，等待經濟學者以數據和理論去慢慢解答。官員掌握巨大的權力，企業想辦法找出法例的漏洞，政府危急時又會慷納稅人之慨，加上學術界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金融規管仍是個不可能任務。
至於美國監管「大得不能倒」的經驗，對內地面對的債務問題有什麼啟示？關鍵在於大型國企和「影子銀行」對整個金融網絡有多大影響，但由於內地的數據不太公開透明，系統風險不容易估算，債務問題是否稱得上「危機」也說不準，就像內地的政治一樣神秘。
（曾國平，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