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提出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被認為是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城市發展的具體「路線圖」，其內容涉及土地規劃、城市風貌、城市建築、公共服務、宜居環境及城市治理等，但其中第16條近日引起了巨大爭議。
該條聲稱為了「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要求在中國城市新建住宅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而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
加強街區的規劃和建設，分梯級明確新建街區面積，推動發展開放便捷、尺度適宜、配套完善、鄰里和諧的生活街區。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
面對「拆除封閉小區圍牆」的要求，很多人在網絡平台上表達不滿，認為這種做法無助於緩解城市交通擁堵，還會帶來安全隱患，這種「拍腦袋」決定的政策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官媒人民日報於2月22日發文稱，「中央要求拆小區圍牆不是拍腦袋決定」，而是因為大量的道路資源被封閉在小區裏閒置，拆掉圍牆的街區制則是「破解城市擁堵的良藥」；沒有圍牆的街區制還能將封閉小區內的綠地、停車場、小商鋪等資源公共化，「給整個社區帶來生活氣息，逐步建立熟人社會」，反而會給居民帶來「更大的安全感」。
新華社也引用數據指，去年公布的上海市綜合交通調查報告顯示，上海道路總里程為1.78萬公里，不到高德地圖數據的40%，這其中「隱藏」的道路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各小區、高校的內部道路。新華社文章稱，如果能將「內部路」中的一部分釋放出來，將會為城市交通「注入很大的流動性」。
建築區劃內的道路，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築區劃內的綠地，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綠地或者明示屬於個人的除外。建築區劃內的其他公共場所、公用設施和物業服務用房，屬於業主共有。
但有不少學者引用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稱，除非有明確規定屬於市政道路，否則住宅小區內的道路、公共場所、公用設施等均屬於業主共有，小區是否開放應由全體業主共同決定。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教授張效羽認為，如果政府強行打開這些小區，就是行政徵用，物業所有者應該獲得賠償。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指出，該政策是管理者長期混淆公、私領域，對私有財產保護不力的慣性。他撰文稱，「住宅小區是業主花錢買的私有財產，小區規劃紅線內的道路，使用權歸全體業主，受憲法和法律保護，沒有義務開放，政府無權干預。」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於23日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但其中未涉及與「拆除封閉小區圍牆」有關的小區物業產權的問題。
不過，最高法發言人程新文在發布會上被媒體就該事件提問時表示，「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意見屬於黨和國家政策的層面」，「還有一個通過立法實現法治化的過程」，「這是立法機關要做的事情」。
亦有記者提問，該《意見》出台前是否有經過民意調查，程新文則表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形成過程當中，它是我們黨領導人民來制定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法律，同時也領導司法機關來執行法律。所以，黨的政策和國家政策怎麼樣制定出來，有規定的程序。」
另有一些評論認為，該政策中提到的單位大院與商業住宅區應該區分對待。FT 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劉波撰文指，這份《意見》中提到的單位大院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物，多是以劃撥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而政府是可以根據需要收回，從而解決擁堵問題的；但以出讓方式獲得土地使用權的住宅小區若被「打開」，則不能根據一紙文件貿然為之，必須有嚴密的法律依據，並制定嚴格的程序，由各方通過談判來達成公平的徵收方案。
他續指，「中國沒有真正的城市文明」，因為城市文明是「在自由的環境中市民自治，以民主方式做出城市管理決策，而不是由行政當局朝令夕改、為所欲為」。
聲音
我對中央這份「推行街區制，拆除封閉小區圍牆」的文件，表示理解和贊成。不過，還需要考慮一個問題：同是封閉小區，還分成居民小區和單位大院。前者，是私產，產權屬業主，決策權在業主委員會；後者，是黨產、軍產、公產，決策權在各自的管理機構。因此，拆除封閉小區的圍牆，還要區分產權歸屬，政府不可用行政權力硬拆，而業主們可以自拆。
開放小區既涉及小區業主權益的維護、物業管理的升級、治安與配套設施的跟進等問題，仍需在制度上與法律上出台配套政策，也需要根據小區所在地段特徵妥善處理開放方式。
小區開放這事，還是黨政機關帶頭吧，如果中南海敢拆圍牆，我敢拆了我家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