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發生多起嚴重暴力事件，包括《查理週刊》遇襲；美國警察槍殺黑人，並爆發多起大規模槍擊案；IS（伊斯蘭國）和塔利班、博科聖地在中東製造密集的自殺式襲擊，還將恐怖暴力延伸到巴黎；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戰場硝煙不斷；非洲小國布隆迪更有可能重演21年前的盧旺達大屠殺。
暴力的來源究竟是什麼呢？施暴者是抱着何種心態，才去行使暴力的？
一本近日出版的書籍可能為世界提供了答案：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暴力都來源於道德。書中所指的道德，是指施暴者自認為做了正確的事而行使暴力，也就是說，他們自認為自己做的事是道德的。
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暴力都是受道德動機驅使的。
這本書名為《道德的暴力：為創建、維持、結束和尊重社會關係而殺傷》（Virtuous Violence: Hurting and Killing to Create, Sustain, End, and Honor Social Relationships），作者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人類學教授費斯克（Alan Page Fiske）與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博士後萊爾（Tage Shakti Rai），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兩人在書中指出，人們通常都斥責暴力行為是不道德的，但其實施暴者和其他人對道德的定義和觀感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施暴者認為暴力是正確的、合理的。兩位作者對大量的暴力行為進行了研究，與上千名暴力罪犯進行訪談，分析了從家庭暴力、殺人、種族屠殺到戰爭的不同階段的暴力行為。他們還從文學作品中引述案例，例如古希臘詩人荷馬的《伊里亞德》（The Iliad）和馬克·吐温的《頑童歷險記》（Huckleberry Finn）。
研究發現，當一個人用暴力手段傷害自己或他人的時候，他的動機往往可以分為幾種：他想要報復某種他覺得錯誤的行為；他想要給某人一點教訓，讓他們學懂規矩；他想要彌補一段看起來無法用任何其他方式彌補的關係。不論出於以上哪種動機，施暴者在行使暴力時都是受到一種道德驅使，這種驅使令他感到自己應該使用暴力，甚至非使用暴力不可。
最常見的案例是體罰兒童，研究者萊爾發現幾十年前的家長更傾向於接受體罰兒童，因為他們認為打孩子是正確的，對孩子的未來發展有好處。一些虐待配偶的家庭暴力者，也是打從心裏覺得自己有權利，甚至有義務去虐打妻子，他們覺得這樣才能使妻子服從，從而繼續維持這段婚姻關係。
此外，研究還發現這種邏輯同樣適用於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的暴力事件，例如中東一些國家會判處通姦者石刑，就是因為覺得通姦者是錯的，需要受到教訓和報復；又如日本武士會為了免於道德責難，而切腹自殺。
萊爾還在評論中指出，IS 和空襲他們的美軍也都適用於這種暴力邏輯。也就是說，IS 成員相信他們所行使的「聖戰」是正義的使命；而美國空軍也認為，以一些無辜平民在轟炸中身亡，來換取對恐怖主義的嚴厲打擊，是道德的事。
不過，萊爾認為，施暴者相信自己是道德的，並不代表他施暴時就能獲得快樂，許多人行使暴力的時候，自己內心也是痛苦的。此外，兩位研究者也承認精神變態的施暴者不適用於這種道德來源的邏輯。
關於暴力動機的研究並不少見。2014年，瑞典一群神經科學家曾檢測暴力罪犯的基因，聲稱攜帶天生「暴力基因」的人更傾向於施暴。但學界對這一「暴力出身論」態度相當謹慎，對該研究樣本數量和研究方法的質疑層出不窮。
而與此次研究有些類似的，是2011年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家 Steven Pinker 對人類「心魔」的分析。Pinker 在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一書中，將人類暴力的動機分為利用、統治、復仇、意識形態，將以下暴力行為都一一對號入座：掠奪、強姦、種族屠殺、謀殺、奪權、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好戰的宗教派別。
在萊爾和費斯克看來，解釋暴力、找出暴力的來源是消除暴力的前提。基於道德來源這一論述，兩人提出了預防和打擊暴力行為的新思路：「你需要做的就是讓施暴者相信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不過，兩人也認為不能僅從改變人的道德觀入手，改善社會不公、減少社會動盪才是減少暴力的長遠之計。
聲音
攻擊或殺害他人者的動機經常是為了懲罰做錯了事（無論是真的錯還是自以為錯）的人，或是教訓對方、使其服從自己，甚至是修正一段在其看來已經破裂、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挽回的關係。
除了少數精神病患者，幾乎沒有人會帶着邪惡的動機傷害其他人。相反，他們是想做正確的或好的事情。
只有當整個社會將「治療犯罪」視同公共健康和預防醫學那樣來處理，而不只是顧着指責犯罪是「邪惡的」，只有當這種價值觀的改變發生之後，我們才能成功地降低社會上的暴力程度。
「暴力基因」研究
來源：UCLA Newsroom、Quartz、科學之家、澎湃、果殼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