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來一場人人無處可逃的霧霾，不久前幾位中國公民在海外遇害引發的憂慮就迅速失去熱度。甚至在中國龐大的海外工程承包界，此事也未引發什麼警告和恐慌。中國海外經濟活動涉足的地區動盪多事早已是常識，風險和損失幾乎如影隨形，而高層絕不願看到「一帶一路」戰略因此而放緩。
雖然世界恐怖活動高發期使海外活動規模驚人的中國公民涉險或遇害的概率陡增，如何保護他們在理論上仍是一門顯學，但回溯反恐議題在中國的歷程就不難發現：反恐在中國其實因不同的應激場景而呈現一幕破碎的景觀。而對反恐的誤讀誤導、避重就輕和借題發揮都決定着中國的這一議題將長時間處在一個粗放和錯位的狀態。
第一層錯位：新疆
中國反恐的核心場景當然是新疆，內地視野中的典型描述是：經濟不發達、境外極端主義思想滲透、反動勢力煽動和組織，少量死硬分子裹挾盲從者發動暴恐襲擊，政府帶領各族人民同仇敵愾，有效維護穩定大局。
顯然，中國公眾從新聞中得到的對ISIS和塔利班的認識也比這深刻得多。新疆正在發生的事對內地長期呈半透明狀態，更不用說何以至此、理當如何、出路何在等根本問題。除有關部門的少量內部場合外，中國社會，即使是學術界也根本無從開放、全面、客觀地談論這一話題。
半透明和「說不得」的理由之一當然是影響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但即使在半透明狀態下，這兩個目標同樣已被嚴重破壞。即使是更實質的難言之隱——擔心中共治疆政績遭到負面評價，授分離主義以柄——也沒有因半透明而得以倖免。由於信息封鎖在當代社會條件下的日益低效，半透明反而使內地對新疆恐怖主義形勢有如盲人摸象。
實際上，雖然新疆恐怖活動頻率被嚴重隱瞞，但最高烈度仍往往被高估。這與中國多年定期與中亞五國高調舉行「反恐」軍演有關。在這種演習中，費爾乾納盆地等處極端勢力集結地被視為中國西部恐怖威脅的源頭，中國調用了成建制的正規軍，演練使用轟炸機和重型火炮等手段加以圍剿。如果排除其中提升中國在中亞地區影響的地緣政治目的，這樣的反恐很難向外界解釋：如果恐怖組織如此成規模、集中而且威脅中國，中亞五國政府也並不庇護，為何只是演練而不真正剿滅？如果不是俄羅斯等國樂見新疆不穩，抑或說明對方不見得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或者即使構成，其威脅也並非與高強度常規軍力鎮壓相對應的大規模叛亂？
現在，新疆境內暴恐分子武裝強度遠低於阿富汗等地，說明「境外勢力」至少在動亂烈度上難以發力。加上維族社會被貼身監護，新疆要惡化到阿富汗、伊拉克甚至敘利亞那樣的局面也不容易。
但是，由於新疆恐怖主義的根源被片面歸因於一些「境外反動勢力」，以便將內地社會的關注點聚集於「疆獨」，新疆本地產生或助長恐怖主義的社會因素又被掩飾和低估。最矛盾的是，當局將恐怖活動烈度控制在不超過大規模暴動等臨界點以下的種種舉措，恰恰以正越來越難以調和的民族對立、仇恨和族群衝突風險為代價。
從昆明到北京，近年發生的少數幾起影響極大的恐怖襲擊不過是這種衝突延伸到內地的結果。然而最詭異的是，這幾次襲擊只求在漢族及其權力中心製造最大恐慌而未見在現場表達什麼「獨立」訴求。而在雲南，維族人口經此地成規模的舉家外逃又被一概作為投奔恐怖組織而遭到嚴厲打擊。兩種行動中，前者逼迫內地甚至採取了對特定人口實質上的種族隔離、不惜興師動眾卻效率低下的交通安檢和公共場所設防，以及堪稱人海戰術的群眾監視舉報制度；後者使中國民族、宗教和人權政策在東南亞地區形成嚴重負面影響。
總的來說，新疆恐怖主義及其根源的客觀探討尚遙遙無期，遑論解決，但反恐已然為全面強化社會網格化管控和應急處突能力送上了絕佳理由，連內地各地也得以大舉擴建可自行調遣、而不象武警那樣用兵嚴格受限的特警力量，哪怕最近中央剛從各地特警中選定了十支「國家級反恐突擊隊」。
第二層錯位：海外
與新疆相比，中國船員在湄公河被毒梟殺害並不算典型的恐怖活動後果，只不過由此又牽扯出中國社會對本國公民在海外安全處境的普遍關注。事實上，儘管近年出國留學和旅遊的中國公民猛增，但真正長期面臨恐怖襲擊挑戰的仍主要是海外工程承包人員。他們的處境只是因為三個因素而波瀾不驚：以工程承包為主的中國海外經濟活動除了動盪的欠發達國家，難以進入穩定繁榮地區市場；以農民工為主的海外務工人員容易安撫，社會影響不大，央企工作人員則被要求顧全大局，為國奉獻；工程項目龐大的企業能夠承受綁架勒索的損失。因而，直到此次中鐵高管在馬里遇害，仍然被定位為為國家利益捐軀，而淡化了無辜公民遇害的成分，追究和報復的聯想更是被堅決回避。
但是，不要說巴黎恐怖襲擊波及的中國人，「伊斯蘭國」因其極端思想而無須理由地將中國納入敵方並斬首人質樊京輝，使中國的海外安全政策於措手不及中只得再次低調隱忍，以至國內極左勢力弄巧成拙地假借軍事論壇謠言，謊稱樊為民主人士秘書、赴敘為追求自由，因而死得活該，其本意無非是試圖幫助當局平息在「伊斯蘭國」面前無法保護公民的尷尬。
同時，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等機構急欲大舉擴編，貌似將力挽狂瀾，實際上在國內民族主義狂潮之下，連國家對海外公民安全保護責任的有限性也不敢公開承認，只能一面因能力有限而疲於奔命，一面飽受詬病。
至於中國海軍在亞丁灣的反海盜行動，雖然理論上也能算作反恐範疇，而且是唯一的公開海外軍事行動，實際上從一開始其醉翁之意就是將軍事存在擠入印度洋、接近中東要害，從未打算與海盜真正交手，反而因撤僑平添和平形象。只是每到中國人在近在咫尺的東非被綁架，這種「嚇阻驅離型」反恐政策才略顯徒有其表。迄今中國僅有的海外地面武力仍限於保護駐危險國家使領館的武警。在最近一次回應「軍隊能否營救在海外被綁架的中國公民」時，國防部發言人的回答無異於將皮球踢給了黨中央：「中國軍隊肩負反恐任務，將根據國家統一部署做好相關工作，軍隊有決心有能力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與政府的謹慎相反，中國民間在海外動武上的野心和衝動幾乎按捺不住。每遇公民海外遇險，與各種國內外官方、民間研究力量「組建海外安全智庫」的呼聲一並響起的，一定少不了各種官方、半官方和民間力量組建「中國的黑水公司」的呼聲。只不過這也將注定是這些來自政府部門和行業，以及某些退役甚至在職人員的自告奮勇，不僅他們大多基於有限經驗，對在海外直接實施反恐安保的能力過於自信，獲取高層政治支持和業務也全靠傳統官僚體系中的人脈和活動能力，很難談得上公開的政策保障、業務競爭和能力建設。即使是某些情報部門的所謂海外行動能力建設，也不無類似的「無米之炊」境遇。
實際上，有業內人士透露，這些摩拳擦掌的機構連在非洲完成項目後就是拿不到錢的困局也沒見識過。目前雖然有企業已開展外派人員非傳統安全培訓，更多場合還是只能將恐怖襲擊和綁架等威脅當作「不可抗力」，一切按所謂「預案」應對，不要幻想什麼預防和追責，更別提什麼軍事威懾和報復。
與之類似，樊京輝的案例雖然有「伊斯蘭國」不按常理出牌的特點，但外交部領保中心在海外留學和旅遊的華人遭遇恐怖襲擊時，除了預警和聯絡，所能提供的幫助非常有限，而中國社會已被包括該部自己的過度宣傳喚起了過高期待。即使是相對便於操作的撤僑，在局勢研判、指揮協調和具體流程上仍與西方水平差距很大。
第三層錯位：社會
不可否認，近年不少公眾因個人安全焦慮而對反恐有所關注，但前述出身軍隊，特別是特戰部隊的反恐民間力量往往興致勃勃地開始對他們進行培訓，而且恨不得將包括如何識別汽車炸彈在內的一整套防範、處置和應對技能都傾囊而授。武警指揮學院編撰的公民反恐手冊也熱衷教會平民徒手抵抗砍刀。中國政府還總結出一整套「群防群治」辦法，最典型的莫如十餘萬視線覆蓋每個角落、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向「專政機關」舉報的「朝陽群眾」。
這些，都暴露出中國從官方到民間從理論上就對恐怖分子、政府、受害者和公眾等不同角色的關係認知混亂。反恐首先是政府責任，越是將群眾當作反恐生力軍，越是政府職責的逃避和缺乏信心。「朝陽群眾」積極充當線人是政治動員的結果而非公民基本義務，而且前提是北京核心區超高強度的重兵布防，他們的監視還注定以大量的虛警和對其他公民自由的侵犯為代價。
當前，全賴強大的洗腦宣傳和教育，中國公眾才普遍樂見政府對恐怖分子「往死裏整」，對因反恐和維穩需要而侵害公民平等、自由和隱私，甚至錯捕和冤獄滿不在乎，同時又能對斯諾登揭露美國反恐機構監聽公眾通訊義憤填膺。由於反恐焦慮，政府因噎廢食，對包括玩具在內的所有無人機都要求離地必須提前申請，最終根本無法嚴格執行，撥巨資每日對成百萬的地鐵客流看似全部安檢，也很快形同虛設，漏洞百出。面對這些，中國公眾依舊一面忙於餬口和娛樂，對暫時還遙遠的「伊斯蘭國」評頭論足，一面卻對眼前這些措施背後中國內部的「恐怖主義威脅」不求甚解。當普京在敘利亞將反恐主題借題發揮，他們還會應聲轉向對土耳其的嘲笑和仇恨。
只要新疆恐怖組織和「伊斯蘭國」等威脅不在手段、強度和方向上有新的突破，中國內地暫時並無明顯恐怖活動危險，但出於恐怖威脅根源認知的缺失和對策上的借題發揮，中國社會將在對恐怖主義的焦慮中長期呈現麻木與過敏、離題與過激並存的錯位局面。
（牧之，軍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