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巴黎氣候大會

端專訪:當我們談論氣候大會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為什麼巴黎大會被視為「最後的希望」,誰在扮演重要角色,連續五年參與大會協商環節的葛拉漢教授為我們一一解釋。


「六度變化」、「二氧化碳減排」、「全球變暖」、「厄爾尼諾現象」,每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前後,這些詞彙就會跳上媒體頭條,警示我們,如果再不做點什麼,地球終將經歷不可逆轉的劇烈變化,不再適合人類生存。

11月30日,警鐘再度敲響,今年是從巴黎。美國總統奧巴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印度總理莫迪等147位國家元首或政要飛抵巴黎,表示對這次大會的重視程度——之前的氣候變化大會,各國出席的政治人物以部長一級為多。

開幕式之後,從11月30日到12月11日,來自195個國家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NGO組織、企業和金融機構,會就各項推動溫室氣體減排的具體議程展開協商和討論。

2015年11月30 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COP21)在巴黎舉行。攝:Ian Langsdon/Pool via AP
2015年11月30 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COP21)在巴黎舉行。攝:Ian Langsdon/Pool via AP

彼得·葛拉漢(Peter Graham)教授就是其中一員。建築師出身的葛拉漢多年來投身城市規劃和樓宇建設領域的能量減排研究和實踐,連續五年參與氣候大會的協商工作。

他對此次大會的結果很樂觀:

我相信各國最終會在巴黎達成共識,簽訂一個能夠取代《京都議定書》的重要協議,並在2020年產生法律效力;今年也是我們最後的窗口,因為哪怕簽訂了巴黎協議,也只是開始,還有太多需要我們馬上一起著手去做。

彼得·葛拉漢

京都議定書

1996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PCC)估,若要在21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工業革命前的兩倍,目前全球排放量必須削減一半。但在1992年簽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後,全球二氧化碳濃度仍在不斷上升,原公約減量目標普遍認為並未被會員國認真執行,而在國際上引起極大的爭議,於是形成制定具有法律力的議定書的共識。於是,於1997年12月日本京都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中簽署「京都議定書」,規範38個國家及歐盟,以個別或共同的方式控制人為排放之溫室氣體數量以期減少溫室效應對全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2012年12月8日,在卡塔爾召開的第18届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本應於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被同意延長至2020年。(資料來源:台灣環境資訊中心)

端傳媒記者特別連線葛拉漢教授,請他詳細解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我們為什麼仍然可以樂觀應對全球變暖,誰是氣候變化大會的主要角色——一言以蔽之,當我們談論氣候變化大會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氣候變化大會今年已經是第21屆,人們對相關科學家和環保人士的呼籲已經頗為熟悉,甚至有些麻木。我們究竟為什麼需要關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是否有什麼新鮮議題?

葛拉漢(以下簡稱「葛」):全球暖化的速度正在不斷加劇,主要誘因就是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尤其是工業、建築、交通等活動能源消耗之後排放的溫室氣體。而由於環境已經在惡化,比如森林的減少,地球自身消解溫室氣體的能力不斷下降。

這次氣候大會的主要目標就是推動各國能夠簽署協議,分擔溫室氣體減排的重擔,然後採取實際行動,快速應對。因為時間緊迫,任務艱鉅,比如我熟悉的建築領域,研究和經驗表明,我們需要翻倍如今對於低能源消耗的樓宇的投資,在滿足相當於世界總人口一半的人類居住問題的同時,將建築物消耗的能量減半,在2030年之前提高到目前水平的四倍——這意味著大量的工作。

端:減排溫室氣體、減緩全球暖化幅度、各國簽訂有普遍效力的協定——實際上不是今次大會首次提出的,2007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就曾希望能夠達成這些目標, 巴黎氣候大會和之前的峰會在這方面有什麼不同呢?

葛:這次很有可能是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從全球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再次失敗,就意味著愈加頻繁的極端天氣、愈加龐大的氣候難民人口,還有政治和社會動亂——我認為沒有全球一體應對氣候變化,最終將引發全球經濟不穩定、政治不穩定。

哥本哈根大會

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貝拉會議中心舉行。本次會議應誕生新的《哥本哈根議定書》,代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議定書》。如果在本次會議上,各國不能達成共識、並通過新的決議,那麼在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後,全球將沒有一個共同文件來約束溫室氣體的排放。因此,本次會議被喻為「拯救人類的最後一次機會」。12月18日,美國、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國等五國首腦最終達成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聲明。然而,這份聲明未能得到與會各國的一致認可。

端:人們曾經對2009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氣候變化大會寄予極高期望,可它以失敗告終。您為什麼相信時隔6年,這次各國首腦願意簽署協議呢?

葛:可以說在《京都議定書》簽署之後的氣候變化會議都沒有特別成功,甚至有締約國還退出議定書框架。哥本哈根在這方面確實失敗了。但我對巴黎很有信心。

最近五年我一直為關鍵的政府部門和談判平台提供專業諮詢,我看到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如美國、中國、歐盟確實在雙邊關係等方面作出努力。比如美國奧巴馬總統的《清潔能源計劃》,比如中國公開表示願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增長,減少排放溫室氣體。雖然在有些國家眼裏,中國提出的絕對數量還不能解決問題,但是美國、歐盟等地能夠接受這樣的讓步。哥本哈根之後,大會增加新的機制,要求與會方不要談「我們將要做什麼」,而是在會議開始前就遞交報告說明「我們已經做了什麼」。這個機制也很有效。許多國家會看看美國、中國做了什麼,再決定自己的方向。

另外,在哥本哈根之前,主要的談判方是國家政府。很多國家的工業建設和城市規劃一般不歸中央政府管控,國家或聯邦政府即使締約,實際行動能力也有限,這給減排工作的實際推動造成阻礙,有些發達國家未能實現承諾的減排量就和此有關。現在,談判中加入很多城市和次國家級政府機構,比如C40(40城市氣候高峰),他們的加入使得國家在許諾時更有依據,也更自信。

不過最堅定我信心的,是整個問題的緊迫程度——如果再不行動,我們就完了。

2005年,颶風卡特里娜吹襲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造成嚴重破壞死亡人數逾1800人。攝:Dave Einsel/Getty
2005年,颶風卡特里娜吹襲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造成嚴重破壞死亡人數逾1800人。攝:Dave Einsel/Getty

我們可以觀察到,參與談判的各方都意識到問題的關鍵,沒人覺得我們還能「一切照舊」(business as usual)。最近幾年,全球各地都有氣候變遷引發的災難和問題,以前不發達的弱國才覺得有危機——我記得哥本哈根大會最後的辯論亮點就是小島國家代表的講演,十分有感染力,那是因為當時他們是明顯經受危機的地方。我去過圖瓦盧,親眼看到水已經漫過地面。但近年來,美國有卡特里娜颶風,紐約也出現暴風雨帶來的洪水,中國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澳洲頻繁出現洪水和乾旱。很多國家的農業、林業、漁業遭到嚴重破壞。大規模物種死亡,澳洲三十年來消失了30%的珊瑚。現在中東和非洲南部遷入歐洲的難民其實和氣候變暖也有關。經濟學家預測,氣溫增高會使南歐、中東等地區經濟繼續惡化,50到100年內很難復甦。——這就是我說的,已經沒有人認為我們能繼續浪費時間了,這是我認為這次大會會有結果的最重要原因。

端:在您為氣候變化大會提供服務的五年來,您觀察到談判的瓶頸是什麼?

葛: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具體到談判中,就是不同國家對於自己的定位和應當承擔的任務都有不同看法。

像中國、印度、巴西、南非這樣的新興市場,當時被列入發展中國家,不受《京都議定書》的條約框架控制。但十幾年來,金磚國家的崛起有目共睹,歐美發達國家和非洲的欠發達國家,認為照目前發展趨勢,之後三十年金磚國家造成的溫室效應規模很大,應該抑制這些經濟體的快速發展。

金磚國家則認為,我們需要脫貧、全面現代化,為了保護環境,我們也需要開發潔淨能源和技術,但這些都需要錢。五年前我就已經為聯合國工作,和中國團隊有很多接觸,他們那時就強調中國是很特殊的,人多,發展速度快,政策彈性大,不應該和其他國家遵守一樣的規則——當然,金磚國家都這麼說。

最後,還有非洲欠發達國家,希望能得到其他國家的補助,實現「蛙跳式」的躍進,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跳過傳統能源和技術,直接進入新興能源的時代。

2015年11月8日,南非納塔爾省幾隻牲畜在幾乎乾涸河道上喝水。攝:Siphiwe Sibeko /REUTERS
2015年11月8日,南非納塔爾省幾隻牲畜在幾乎乾涸河道上喝水。攝:Siphiwe Sibeko /REUTERS

端:您認為這些瓶頸已經不再是問題了嗎?

葛:除了我剛剛說的,各國已經認識到刻不容緩之外,哥本哈根大會之後,我們汲取教訓,建立了幾個機制,有一定實際進展。比如氣候金融,現在大家經常看到的綠色氣候基金(The Green Climate Fund)就是那次大會之後的產物,它可以推動發展中國家在實際操作中採用合理的方式實現減排目標。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金融手段就是「國家適度減排行動」(NAMA),它鼓勵國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申報項目,取得撥款和專業支持。比如我所在的機構「全球建築最佳聯盟」(Global Building Performance Network),就在NAMA框架下,為越南、菲律賓等國家的樓宇建築提供支持。另一個重要角色是各地的開發銀行(developement bank),它們幫助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取得金融支持。有一些弱小的國家和地區其實沒有正常運轉的政府部門,無法申請貸款執行項目,開發銀行幫助這些地方取得信用評級,爭取貸款。氣候金融的確有助有幫助各國完成自己的減排目標。

端:您的專業是建築領域,尤其是城市中的建築,能談一談氣候變暖和這個領域的關係嗎?

葛:今天,全球80%的人住在海岸線10公里以內的地方,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很多是沿海城市。我們已經看到這些城市經受了大規模的氣象災害。很多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現在已經開始動手,努力提高城市的防災能力,應對不斷升高的海平面以及可能發生的洪災。這往往涉及到城市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海牆,提高建築物的底層高度,還有將城市供電系統去中心化,等等。但這只是「硬件」,作為設計師,我們也需要不同級別的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配合,這些「軟件」不容忽視。

歐洲始終走得很前。歐盟已有明文政策承諾,2020年前,減少20%的溫室氣體排放,增加20%的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能的20%。在樓宇建設領域,歐盟所有國家必須在2020前全面推行「零耗能建築」(near-zero energy buildings)。法國甚至比「零耗能」走得更遠,要在2020年前立法,要求新建設的樓宇生產的能源要超過消耗的能源。

端:什麼是「零耗能建築」,它和溫室氣體減排有什麼關係?

葛:今天我們的生活和建築密不可分,建築物排放的溫室氣體佔全球排放總量的30%。建築減排顯然是一個重要的減排取經。12月3日是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建築日」,有專門的議程討論建築領域的溫室氣體減排。

建築消耗能源,有些建築,如醫院、數據中心,特別消耗能源。但是如果採用相應的科技手段,建築可以生產能源,當一個建築生產的能源等於它所消耗的能源時,就是我們所說的「零耗能建築」。它的好處顯而易見,消耗能源減少,對於地產商來說意味著支出減少;同時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普通建築也可以成為發電廠,分擔供電壓力。除了歐洲之外,美國、日本、澳洲有不少地方已經開始引入這個概念。中國一些官員也在為推動這個概念努力。

香港夜景。攝:China Photos/Getty
香港夜景。攝:China Photos/Getty

像香港這樣人口和樓宇都密集的城市,推行「零耗能建築」也是可行的。最好的例子是東京,東京幾年前起就推行「碳交易」(carbon trading)政策,每個商用建築都必須測量和報告自己的能量消耗水平,如果超過政府設定的目標,就要付出賠償。達標的建築則會貼上相應標誌,就好像你在超市買的食物上會有「綠色食品」、「無污染」的標誌一樣,這樣就提升了樓宇的形象和價值。東京推行這個政策五年,樓宇能量消耗大幅下降,是個典範。澳洲一些城市也有類似舉措,比如規定超過一萬平方米的樓宇,必須在租賃或銷售的廣告上註明樓宇的能源消耗量——這些都是軟件配合硬件的成功案例。

端:巴黎剛剛經受恐怖襲擊,對於氣候變化大會是否有影響?

葛:我就住在巴黎市,可以說巴黎市今年為了宣傳氣候變化大會非常活躍。有很多藝術家在巴黎各地進行互動表演,創作公共藝術,在塞納河邊還有氣候友好的遊樂場所——目的是讓小朋友也有環保意識。事實上,巴黎恐襲發生後,法國政府馬上表示要全力支持氣候大會。這也是法國政府傳遞的信息:恐怖份子不能打斷如此重要的活動,因為它對於我們全球的明天都有長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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