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當大國民都在觀看中英合演的真人騷《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時，我的蕭紅式微信朋友圈對千億紅包的黃金時代自有別樣專業關注，譬如《每日郵報》以“former rock star”來形容彭麗媛，有人即點出2010年 David Bowie 公開的 iPod 歌單確實有 Peng Liyuan 的〈Embroidering Pouch〉（繡荷包），以此搖滾戲說彼搖滾的歷史「正確性」。如果說獨立音樂人周雲蓬和小河早前也能登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流行舞台的話，那麼少將級歌唱家當年也稱得上是解放軍團的搖滾巨星。
更堪玩味的身份是，原來彭麗媛還未搖滾前，已被視為具中國特色的「蒙羅麗莎」──靳尚宜1984年的油畫《青年女歌手》。其實十多年前中環荷里活道的商業畫廊，早已售賣這位前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作品，只是前年才因第一夫人而突然走紅網絡。
「這幅畫是我在三里屯家中畫的。模特氣質很好，我挑選了愛人的黑色連衣裙請彭麗媛換上，這樣的連衣裙很單純，不會引起觀眾對模特身份的猜測。」三十年前的夏天，靳尚宜的中國音樂學院教員鄰居，給他找來三個研究生當模特兒，以三張城市女孩肖象《藍衣少女》、《青年女歌手》和《果實》進行試驗。
當時靳尚宜剛看過北宋畫家范寬的《雪景寒林圖》真跡，非常喜歡，借此做《青年女歌手》背景，再以平光繪畫人物，作為一種「中國風」的新嘗試。對於當年首展後被認為「有蒙羅麗莎味道」，靳老如此自評：「《蒙羅麗莎》是西方肖像畫的基本格式，我在畫彭麗媛的動作時參考了這種格式。背景的古典、雋雅與《蒙羅麗莎》雖然有相像之處，但我畫的是中國山水，又與中國的人物融在一起，畫面單純、強烈、有力度。這種中國藝術內涵和西方技法相融所表現出東西方結合的抽象美達到了一種高度。經過這次嘗試，我對兩種文化的互補性有了進一步認識。彭麗媛請人複製了這張畫，我又加工和修改了，留給她作為紀念。1998年，我把《青年女歌手》捐給了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
「英國最優良的豬將幫助支撐世界上最大的豬群」，這聽來比《黑鏡》的「豬交」更黑色幽默。
為一睹「中國蒙羅麗莎」真跡風采，我在《歷史的溫度：中央美術學院與中國具象繪畫》大展完結前，跑到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內的太廟藝術館。百年央美藏品展劃分四個段落：新學啟蒙、國家敘事、本體精研、當代關切。策展頗有心思之處，是在董希文原版《開國大典》背後，並排展出被歷史篡改的三個小型版本。董希文學生靳尚宜，在老師患癌住院時，與同學「臨危授命」，臨摹原作改寫大歷史敘事。作為當年中央文化組負責修改毛主席頭像的人，靳老後來將「那段荒誕歷史」比作「黑暗的中世紀宗教國家」：幾次三番篡改藝術作品，「對藝術家來說是多麼可悲，在人類藝術史上又是多麼可笑」。
天安門旁邊的太庙，明清時用作擺放供奉帝后神位之地，10月9日那天，可能受剛獲中宣部加持「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的黃曉明所啟蒙，戶外角落盡是拍攝緍紗照的新人，處處見網絡童話投射。而社會寫實主義展場遊人寥寥，只有入口擺放《青年女歌手》的寢殿，幾位特警把守反讓人更好奇畫中女角是誰。由中國風蒙羅麗莎到時裝設計師馬可代言人，Madame Peng 早已取代 Madame Soong。歷史如何被詮釋，看執筆（以至掌鏡者或策展人）如何敘述描寫。
當大家在笑話莎翁十四行詩集和彭麗媛音樂專輯的「文化外交」大禮時，腦海閃迴 Julian Barnes 的《The Sense of an Ending》──前年卡梅倫訪華送給李克強夫人程虹幾本著作之一。三天之行最嚇人是，中國簽了4.5億入口「豬精液」協議，首相府還說，「英國最優良的豬將幫助支撐世界上最大的豬群」，這聽來比《黑鏡》的「豬交」更黑色幽默。
Julian Barnes 早就批評過卡梅倫的市儈保守黨，使英國淪成一個把市場當偽宗教般崇拜的國家，然而布克獎作家卻因「豬精液」之旅而火了，譯林出版社連忙重新翻譯其一系列作品。今日，眼看首相出動各級國寶（由祖傳三代皇冠到曼聯傳奇 Denis Law），大不列顛被中國承包已不遠矣，就像 Julian Barnes 的《England, England》，大企業家把沒落英倫複製成迪士尼式主題公園。1998年的寓言小說，除借布希亞化身的法國專家聲稱「現代人愛模擬物多於原裝」，還列出五十項「英國性」精華，由皇室、曼聯、酒吧、米字旗、莎士比亞、雙層巴士、馬克思到同性戀、勢利、背信棄義，最後一項是《大憲章》。
遮打道變身有皇冠郵筒和炸魚薯條的 London Street，不正正是《England, England》中戲謔的虛擬歷史，以複製的大英符號來彌補對港人的失信，純粹把早已難分真假的回憶消費淨盡。
《大憲章》八百周年全球巡迴宣傳上寫明“Heritage is Great”，可惜北京站最終只能鬼鬼祟祟躲進大使官邸，於是香港站（11月11-14日）又成境外勢力之地，彰顯這屬我們的歷史遺產之餘，亦暗示一種曖昧的特殊關係，就像成龍突然插在習近平夫婦與王子王妃之間，雖然這位唯一偽代表，肯定是港人最不情願看見的。而今月在香港舉行的「英國文化節」，將遮打道變身有皇冠郵筒和炸魚薯條的 London Street，不正正是《England, England》中戲謔的虛擬歷史，以複製的大英符號來彌補對港人的失信，純粹把早已難分真假的回憶消費淨盡。
整場中英大戲，最神奇的複製品是足球博物館贈予習總的「傳說」中的中國蹴鞠，不知是否根據明代畫家杜堇的《仕女圖》二次創作，如石頭的蹴鞠上還打了十個小孔。最偽善的姿勢，要算卡梅倫接待習總時全程戴着出鏡的紅色罌粟花──英聯邦國家紀念一戰陣亡軍人的象徵。話說10月22日，首相在唐寧街十號門口，放了10英磅進殘疾退伍軍人的義賣箱，開展每年皇家軍團的籌款活動 Poppy Appeal。還記得五年前，在中國官員要求除下時，卡梅倫仍堅持戴着罌粟上長城，觸動大家的神經，因它讓中國人聯想起鴉片戰爭。一朵罌粟，拆射歷史的兩面；而中國人的鴉片戰爭，英國稱之為英中戰爭。
「這不正是歷史其中最核心問題？主觀對客觀的詮釋。事實上，我們需要認知歷史學家的歷史，才能理解擺在眼前的是哪一個版本。」《The Sense of an Ending》如是寫道。歷史的溫度，自會隨時移勢易不斷變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