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辦了一個有關警察暴力的展覽，名為「光明磊落博物館」，以表達對某些警察執法的不滿。親子作家屈穎妍對此展覽作出嚴厲批評，指該等社工「製造仇恨」，與她印象中的社工使命背道而馳。她誤以為社工「眼中沒有憤怒」。而她所認識的社工「都是愛心爆棚，講的都是包容、寬恕……」。這是很大的誤會啊！我認同要修補那撕裂了的警民關係，但這不代表我們要縱容罪惡。要知道，社工不光高舉愛心。就如《註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所言，社工「有責任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基於如此的使命，社工朋友也會在一些時候向當權者說「不」。
北京近年加強統戰工作，希望能在香港的教育、新聞、出版等多個領域上，加強操控。而社福界有機會接觸不同階層，深入社區之中，也同樣是北京虎視眈眈的對象。令北京看不順眼的是，香港社福界長久已來，乃「反對派的溫床」。立法會功能組別中的社福界議席，長期落在泛民之中。在2011年選委會選舉中，社福界的60席幾乎由泛民全取。至於屬建制派的「怒火七星」等，卻全軍大敗。去年的雨傘運動，也不乏大量社工朋友的積極參與。面對社福界中的「反對派」，北京不會袖手旁觀。問題是：北京會怎樣攻佔社福界呢？
首先，大家或者也留意到，一些「染紅」的社福機構正積極拓展服務。2010年成立新家園協會，以服務新來港及少數族裔人士為主。該協會由全國政協委員許榮茂及李家傑等創立，具有「紅色」背景。有別於其他社福機構，協會高調參與政治動員的活動，包括加入「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該協會亦曾以優惠價推出「親子夏日探索遊」，但行程之一，竟就是到港島參加「反佔中」集會。除服務使用者「被政治動員」之外，協會的員工也不能倖免。有任職該協會的社工便向傳媒投訴，指協會要求他們利用工作時間，參與「反佔中」的宣傳活動。當中有不滿的社工，最後憤而離職。
要營運社會服務，「門檻」其實並不高。就如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的「新來港人士支援服務」和「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只要是《稅務條例》第88條的註冊的慈善團體，及成立達三年或以上，便合資格申請成為服務營運者 。一些近年才冒起的「染紅」機構，雖缺乏服務營運經驗，也可取得大量政府資源，引起業界非議。對不同背景的團體參與社會服務，我們也該無任歡迎。但若果有社福機構在獲取政府資助下，透過開辦社會服務達至政治目的，我們便要加以警剔。
而教會「染紅」，乃社會服務被干預的另一缺口。最久以來，基督教在社福界扮演重要角色。許多社會服務機構，也有基督教背景。一些機構的董事會成員也是來自教會。那麼，北京只要成功統戰教會，許多社福機構也會被牽連。基督教之中，不乏追求民主改革的中堅份子。但令人憂慮的是，許多教會領袖，多是親建制之輩。論權力，社福機構的董事會在總幹事之上。只要擁有董事會成員的任命權，就幾乎可左右機構的發展方向。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本是獨立運作，但政治保守的聖公會卻有意接管該服務中心。該中心的員工擔心被保守勢力整頓，也不無道理。
大多數社福機構財政命脈在政府手上
我們稱社福機構為「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正好能強調其獨立於當權者的角色。但現時大多數社福機構的財政命脈，卻落在政府手上。社福機構由從前的「自主服務提供者」（Autonomous Service Provider）變成「承辦商／代理人」（Contractor／Agent）（參見Feiock & Andrew，2006）。機構管理層或會擔心得罪政府而影響所獲得的資助，社區倡導等工作也便減少，或只能低調進行。須知道，香港的社福機構一旦喪失自主的話，香港也就失去一股「由下而上」的民間建設力量。
維護人權及促進社會公義，乃社工朋友天經地義的使命。但前線社工近年的工作量大增，令他們疲於奔命低頭「跑數」。社工業界之中，正瀰漫一股悲觀情緒和無力感。就如現在流行的「限時計劃」（Time Limited Project），使那些以短期合約受聘的社工也感朝不保夕，無暇去關注一些比較宏觀的政策議題。
君不見梁特首出手整頓港大不久，也把戰線推到嶺南大學？建制力量步步進迫，赤化魔爪不會輕易放過我們社福界的。面對如此危機，社福界不止要有充足的心理準備，也要認真思考：如何可聯線作戰，去捍衛我們的專業自主和核心價值？若不及時覺醒，恐怕屈穎妍女士心目中的「和諧社工」離我們不遠。
（關志健，香港城巿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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