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習近平訪美，一行車隊遭到在美訪民的攔截，沿路訪民高喊「習近平、見訪民」的口號，更有李煥君、馬廣田等三人衝向習近平的座駕，最終竟然滾入車下，後遭美國警察帶離。一時間網友熱議，訪民居然已經上訪到了美國。
上訪現象由來已久，在最近十幾年則呈現爆炸性的增長，各路訪民匯中央，也促使當局出台了一系列的防範措施，如截訪黑監獄、京郊護城河，以及最近的封村工程等等，每當奧運等重大事件，更是草木皆兵，寸土必爭。9月3日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70週年大閱兵，各種近乎變態的維穩措施再度重現，比如吃飯需要登記、如廁需要出示身份證，更不用說快遞停收、大批飯館關門之類。不難看出，上訪問題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公共政治生活非常重要的劇目。
上訪古已有之，西漢時期著名的緹縈救父，可算是較早的上訪例子。對於中央集權體制來說，允許民眾上訪，設立諸如登聞鼓之類的機制，首先體現了最高權力的無所不在，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既能夠形成對各級官吏的某種制約，同時也能在最高權力與民眾之間，建立起至少在心理上的直接聯繫，使民眾在體制的日常剝奪之外，產生一種心理上的紓緩效果。不能不說，這樣的制度安排是相當有效的，流傳千年的青天情結，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心理定勢，都與類似制度安排有關。
1949年以來，在黨治的外衣下，很大程度上也複製了傳統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設置，上訪制度（也稱「信訪制度」）的出現在這個意義上並非偶然。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以及在最高權力與民眾之間建立直接心理聯繫上，現行體制與傳統中央集權體制有着同樣的需求，上訪制度之於現體制，並非可有可無，而是必須。最新的調查也表明，當代大陸民眾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好感，要遠遠高於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好感，除了宣傳之功，洗腦之效，上訪等類似制度安排的存在，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
在古代，限於交通條件，也限於經濟能力，上訪之類並不具備規模化的可能，秦香蓮和楊乃武式的個案被寫入戲文廣泛傳誦，恰恰是因為其稀罕，以及身份的特殊。楊、秦等人，都具有相當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和一定的文化和經濟能力，方可能負擔和實施告御狀之類的行為。不過，上訪制度這一古已有之的統治術，在進入當代後，卻出現了令統治者始料不及的爆炸性後果。
當代上訪的大量出現，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大陸特有的市場化過程，一方面，市場化過程意味着舊體制的局部瓦解，帶來了數以千萬計的被拋棄者，如國有企業失業下崗人員，買斷工齡分流人員，以及企業中的復轉軍人等群體。一方面，市場化過程中，權力之手始終在場，併力圖攫取市場化的大部分成果，由此產生出了諸多利益被剝奪群體，如拆遷、徵地等受損群體等，被不公正對待的經濟糾紛受害者，等等。上述人員，共同組成了龐大的上訪基礎人群，據一些學者粗略的估計，人數當在數千萬之巨。
在現行的中央集權體制下，所謂的上訪，最終都會指向最高權力的所在地，這當然也就意味着人群朝向中央集權的核心部位的聚集。不過，這一過程也呈現出了由弱到強的逐步加速，如果把時間倒回到20年前，即使是在1989年後政治氣氛最壓抑的90年代初，針對訪民的維穩都還是不必要的。那時的天安門廣場，晚間是開放的，在夏天，這裏是許多北京市民乘涼的好去處，但到了1999年前後，天安門廣場晚間不再開放。這當然與當時針對法輪功的大規模打壓有關，但是，即使法輪功群體的抗爭逐漸趨於沉寂後，天安門地區的維穩也並未得到鬆懈，各種訪民在帝都核心地區的爆炸性出現，成為了最新的壓力來源。
訪民的爆炸性出現，除了上述根本原因之外，在技術上，可能與以下幾個因素相關：
首先，工業化時代帶來了更為便捷的交通，也使得中下層民眾擁有了較為充裕的現金收入，從而獲得了更強的流動能力；
其次，大陸特有的市場化過程，相對計劃時代，需要促進人身的自由流動，孫志剛事件引發的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與其說是一項德政，不如說是因為其符合了當局推進市場化的需要。
第三，市場化必須的人身自由流動，也促成了單位制和公社制的解體，從而部分解除了加諸於民眾身上的直接控制，民眾獲得了相對的人身權利，相比改革前時代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也因此，時勢丕變，農業時代貌似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制度設計，放之當代，卻變成了統治者的新問題。
訪民在帝都的大量聚集，帶來的不僅是治安壓力，而是一種潛在的政治衝擊。1989年事件表明，貌似強大的體制，有着其難以克服的阿基里斯之踵：一旦在天安門這樣的核心部位出現人群的大規模聚集，除了動用強力手段加以壓制，現行體制並無可資運用的制度化手段加以應對和化解，也因此，大規模人群聚集，對於現體制乃是近乎無解的衝擊。儘管從個體而言，上訪者尋求的是個人利益的補償，但成規模的游離群體在北京聚集，且都指向當局的最核心部位——這是中央集權制度下的上訪邏輯的必然，對於後八九體制來說，是絕對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也因此就不難理解，何以針對上訪群體這樣對現體制依舊抱有期待和幻覺的人群，會如此如臨大敵，採取了種種超常規、超法制的強力維穩措施。中央集權體制的運行，需要上訪制度的存在，現代條件下，上訪人群朝向核心地帶的大規模聚集，又非現行體制所堪承受，於是，各種從上訪源頭就開始的阻截、隔離措施遂應運而生，截訪黑監獄之類的大量出現，奧運、閱兵等重大事件期間的大規模動員和強力維穩，即是這一邏輯的產物。
對體制依舊存有期望乃至幻覺的上訪群體，竟然成為體制最為警惕和防範的對象，具有相當的諷刺意味，許多人質疑，這樣的維穩措施似乎並不必要，也有人認為，強力維穩將對於體制仍存有盼望的人士推向絕望，實際上不斷製造體制的對立面，從而即使對於體制本身來說，也不能算是聰明的舉動，于建嶸等改良知識分子，一直試圖破解這一困局，而提出了諸多方案，不過，如果筆者上述分析成立，則不難看出，看似荒謬乃至愚蠢的強力維穩，實際上有着體制不得不如此的邏輯。
弔詭的是，上面已經談到，上訪群體的爆炸性出現，與市場化過程所帶來的人員流動是分不開的，而人員流動又與計劃時代的直接控制體系如單位制、公社制的瓦解密切相關，而種種強力維穩措施，無論是層層截訪，還是大型事件期間的強力動員和大規模維穩，其實都是計劃時代遺留下來的直接控制體系的重新集結和強化，如居委會、村委會的維穩功能的加強，強力部門的地位上升等等，一直到最近的網格化維穩體系，都表現為原有直接控制體系的復活和強化，這表明，市場化進程並沒有帶來治理體系的改變，卻以一種扭曲而具有諷刺意味的路徑，反而強化了原有的治理邏輯和體系建構。
理論上，市場化會帶來對以規則為主導的治理體系的追求，而在大陸的權力主導市場化體系下，出於核心地帶安全形勢的排他性考量，以及對於大規模人群聚集的零容忍，帶來的卻是直接控制體系的復活和強化。這一事實表明，大陸特有的市場化進程，最終促成的是一個帶有鮮明極權特徵的體制，也因此，有許多論者憂慮於維穩體制帶來的剛性，以及對想像中的良性轉型的破壞，可是，只要中央集權的體制屬性不變，現有的利益剝奪格局不變，如前所論，面對訪民爆炸性出現，以及朝向核心地帶的聚集，這種體制剛性只會繼續強化下去。
如今身陷囹圄的許志永博士，曾經為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而發起三博士上書，此後多年，將很大精力用於推動截訪黑監獄的廢除，然而，截訪黑監獄這一游離於法律之外的非法存在，因為關涉到核心地帶的安全形勢，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許博士的努力自然難以獲得效果。
而體制之所以如此行事，並非因為愚蠢，而是形勢所迫下不得不然，放眼未來，復活和強化直接控制體系，以應對部分市場化帶來的後果的趨勢行將將持續下去，剛性維穩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極權體制強固，已呈不可逆轉的趨勢，發生在美國的攔駕事件，無非是這一國內已經無解的矛盾，在國外舞台上的模擬演出，在這個意義上，訪民及其帶來的威脅，其實是專政體制的不治之症，並將伴隨當前體制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