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莫之許:訪民是專政的不治之症

市場化進程並沒有帶來治理體系的改變,卻以一種扭曲而具有諷刺意味的路徑,反而強化了原有的治理邏輯和體系建構。


山東省濟南有示威者到法院門外請願。攝:Carlos Barria /REUTERS
山東省濟南有示威者到法院門外請願。攝:Carlos Barria /REUTERS

不久前的習近平訪美,一行車隊遭到在美訪民的攔截,沿路訪民高喊「習近平、見訪民」的口號,更有李煥君、馬廣田等三人衝向習近平的座駕,最終竟然滾入車下,後遭美國警察帶離。一時間網友熱議,訪民居然已經上訪到了美國。

上訪現象由來已久,在最近十幾年則呈現爆炸性的增長,各路訪民匯中央,也促使當局出台了一系列的防範措施,如截訪黑監獄、京郊護城河,以及最近的封村工程等等,每當奧運等重大事件,更是草木皆兵,寸土必爭。9月3日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70週年大閱兵,各種近乎變態的維穩措施再度重現,比如吃飯需要登記、如廁需要出示身份證,更不用說快遞停收、大批飯館關門之類。不難看出,上訪問題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公共政治生活非常重要的劇目。

上訪古已有之,西漢時期著名的緹縈救父,可算是較早的上訪例子。對於中央集權體制來說,允許民眾上訪,設立諸如登聞鼓之類的機制,首先體現了最高權力的無所不在,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既能夠形成對各級官吏的某種制約,同時也能在最高權力與民眾之間,建立起至少在心理上的直接聯繫,使民眾在體制的日常剝奪之外,產生一種心理上的紓緩效果。不能不說,這樣的制度安排是相當有效的,流傳千年的青天情結,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心理定勢,都與類似制度安排有關。

1949年以來,在黨治的外衣下,很大程度上也複製了傳統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設置,上訪制度(也稱「信訪制度」)的出現在這個意義上並非偶然。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以及在最高權力與民眾之間建立直接心理聯繫上,現行體制與傳統中央集權體制有着同樣的需求,上訪制度之於現體制,並非可有可無,而是必須。最新的調查也表明,當代大陸民眾對於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好感,要遠遠高於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和好感,除了宣傳之功,洗腦之效,上訪等類似制度安排的存在,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

在古代,限於交通條件,也限於經濟能力,上訪之類並不具備規模化的可能,秦香蓮和楊乃武式的個案被寫入戲文廣泛傳誦,恰恰是因為其稀罕,以及身份的特殊。楊、秦等人,都具有相當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和一定的文化和經濟能力,方可能負擔和實施告御狀之類的行為。不過,上訪制度這一古已有之的統治術,在進入當代後,卻出現了令統治者始料不及的爆炸性後果。

當代上訪的大量出現,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大陸特有的市場化過程,一方面,市場化過程意味着舊體制的局部瓦解,帶來了數以千萬計的被拋棄者,如國有企業失業下崗人員,買斷工齡分流人員,以及企業中的復轉軍人等群體。一方面,市場化過程中,權力之手始終在場,併力圖攫取市場化的大部分成果,由此產生出了諸多利益被剝奪群體,如拆遷、徵地等受損群體等,被不公正對待的經濟糾紛受害者,等等。上述人員,共同組成了龐大的上訪基礎人群,據一些學者粗略的估計,人數當在數千萬之巨。

在現行的中央集權體制下,所謂的上訪,最終都會指向最高權力的所在地,這當然也就意味着人群朝向中央集權的核心部位的聚集。不過,這一過程也呈現出了由弱到強的逐步加速,如果把時間倒回到20年前,即使是在1989年後政治氣氛最壓抑的90年代初,針對訪民的維穩都還是不必要的。那時的天安門廣場,晚間是開放的,在夏天,這裏是許多北京市民乘涼的好去處,但到了1999年前後,天安門廣場晚間不再開放。這當然與當時針對法輪功的大規模打壓有關,但是,即使法輪功群體的抗爭逐漸趨於沉寂後,天安門地區的維穩也並未得到鬆懈,各種訪民在帝都核心地區的爆炸性出現,成為了最新的壓力來源。

訪民的爆炸性出現,除了上述根本原因之外,在技術上,可能與以下幾個因素相關:

首先,工業化時代帶來了更為便捷的交通,也使得中下層民眾擁有了較為充裕的現金收入,從而獲得了更強的流動能力;

其次,大陸特有的市場化過程,相對計劃時代,需要促進人身的自由流動,孫志剛事件引發的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與其說是一項德政,不如說是因為其符合了當局推進市場化的需要。

第三,市場化必須的人身自由流動,也促成了單位制和公社制的解體,從而部分解除了加諸於民眾身上的直接控制,民眾獲得了相對的人身權利,相比改革前時代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也因此,時勢丕變,農業時代貌似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制度設計,放之當代,卻變成了統治者的新問題。

訪民在帝都的大量聚集,帶來的不僅是治安壓力,而是一種潛在的政治衝擊。1989年事件表明,貌似強大的體制,有着其難以克服的阿基里斯之踵:一旦在天安門這樣的核心部位出現人群的大規模聚集,除了動用強力手段加以壓制,現行體制並無可資運用的制度化手段加以應對和化解,也因此,大規模人群聚集,對於現體制乃是近乎無解的衝擊。儘管從個體而言,上訪者尋求的是個人利益的補償,但成規模的游離群體在北京聚集,且都指向當局的最核心部位——這是中央集權制度下的上訪邏輯的必然,對於後八九體制來說,是絕對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也因此就不難理解,何以針對上訪群體這樣對現體制依舊抱有期待和幻覺的人群,會如此如臨大敵,採取了種種超常規、超法制的強力維穩措施。中央集權體制的運行,需要上訪制度的存在,現代條件下,上訪人群朝向核心地帶的大規模聚集,又非現行體制所堪承受,於是,各種從上訪源頭就開始的阻截、隔離措施遂應運而生,截訪黑監獄之類的大量出現,奧運、閱兵等重大事件期間的大規模動員和強力維穩,即是這一邏輯的產物。

對體制依舊存有期望乃至幻覺的上訪群體,竟然成為體制最為警惕和防範的對象,具有相當的諷刺意味,許多人質疑,這樣的維穩措施似乎並不必要,也有人認為,強力維穩將對於體制仍存有盼望的人士推向絕望,實際上不斷製造體制的對立面,從而即使對於體制本身來說,也不能算是聰明的舉動,于建嶸等改良知識分子,一直試圖破解這一困局,而提出了諸多方案,不過,如果筆者上述分析成立,則不難看出,看似荒謬乃至愚蠢的強力維穩,實際上有着體制不得不如此的邏輯。

弔詭的是,上面已經談到,上訪群體的爆炸性出現,與市場化過程所帶來的人員流動是分不開的,而人員流動又與計劃時代的直接控制體系如單位制、公社制的瓦解密切相關,而種種強力維穩措施,無論是層層截訪,還是大型事件期間的強力動員和大規模維穩,其實都是計劃時代遺留下來的直接控制體系的重新集結和強化,如居委會、村委會的維穩功能的加強,強力部門的地位上升等等,一直到最近的網格化維穩體系,都表現為原有直接控制體系的復活和強化,這表明,市場化進程並沒有帶來治理體系的改變,卻以一種扭曲而具有諷刺意味的路徑,反而強化了原有的治理邏輯和體系建構。

理論上,市場化會帶來對以規則為主導的治理體系的追求,而在大陸的權力主導市場化體系下,出於核心地帶安全形勢的排他性考量,以及對於大規模人群聚集的零容忍,帶來的卻是直接控制體系的復活和強化。這一事實表明,大陸特有的市場化進程,最終促成的是一個帶有鮮明極權特徵的體制,也因此,有許多論者憂慮於維穩體制帶來的剛性,以及對想像中的良性轉型的破壞,可是,只要中央集權的體制屬性不變,現有的利益剝奪格局不變,如前所論,面對訪民爆炸性出現,以及朝向核心地帶的聚集,這種體制剛性只會繼續強化下去。

如今身陷囹圄的許志永博士,曾經為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而發起三博士上書,此後多年,將很大精力用於推動截訪黑監獄的廢除,然而,截訪黑監獄這一游離於法律之外的非法存在,因為關涉到核心地帶的安全形勢,而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許博士的努力自然難以獲得效果。

而體制之所以如此行事,並非因為愚蠢,而是形勢所迫下不得不然,放眼未來,復活和強化直接控制體系,以應對部分市場化帶來的後果的趨勢行將將持續下去,剛性維穩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極權體制強固,已呈不可逆轉的趨勢,發生在美國的攔駕事件,無非是這一國內已經無解的矛盾,在國外舞台上的模擬演出,在這個意義上,訪民及其帶來的威脅,其實是專政體制的不治之症,並將伴隨當前體制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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