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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以軍:島國作家為何喜歡共和國文藝女青年

共和國這些女孩們,在某種我恰好遇見,旁觀的狀態,我看到了一種青春的(某種時代的意外或過渡),一種剔透,發光的少女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不,還沒到白流蘇,她們就正一正神色,不敢貪玩,跨過換日線,一眨眼成長成大人。

刊登於 2015-10-12

[霧中風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國大陸記行,當作一本小集郵冊⋯⋯

一開始我可能是在香港認識她們的。我說「她們」,好像她們是固定的幾個人,其實並不全是,我可能在某個場合遇到A、B、C;又在另個場合和 B、C、D、E 一同吃飯;又在另個下榻的飯店,同一個下午,A 和 E 代表一家報紙來採訪,而 B 又在一小時後代表另一家報紙或雜誌。以此類推。她們是流動的,像各有名字的溪流,但匯合時又有不同名字的渡口。只是我們這些外來者搞不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

他們大約都小我二十歲。我的意思是,比起台灣這樣同齡的小孩,她們實在是太成熟了,也見過太多世面了。後面我才漸漸有種體悟:她們正是這個混亂、暴發戶、城市中冒出來布爾喬亞品味和等比級數價位房地產的共和國,截切的這二十年所有事物都發着新奇的光,那樣鋼筋水泥管破窗或空玻璃瓶藥櫃那一片廢墟山,窸窣長出的莖細葉嫩之植物啊。她們正是年輕時候的馬爾克斯,略薩,魯佛,卡洛斯‧富恩特斯,或波拉尼奧啊。她們全是記者,問的問題比我十來年印象中遇到的台灣年輕記者問的問題,要充滿一間後頭想像的房間的空間細節多了。也就是說她們問完「您這本書主要想說些什麼」之後,還會繼續問着你對卡夫卡和波爾赫斯的比較;會問你童年的小鎮;影響你最大的小說家有哪幾位;或台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文學時鐘的差別。當然我後來理解,那或是因為她們回去趕採訪稿後,後頭有那麼大的整版篇幅等著她們。而台灣的年輕記者(事實上年紀可能大他們十歲),和你在咖啡屋聊了一下午,回去能上版的只是一小格五百字的小框。這或許我感到許多台灣的前輩作家,見到她們,會像見到自己的孩子,或是年輕時的自己,聲調態度都柔軟親切,甚至帶些小禮物,因為那在島國長期寂寞的文學家自覺,又在這些年輕人身上喚回了。

他們都是菁英,但相對於整個膨脹中難辨其外貌的,像綠巨人浩克那麼大個兒的共和國,她們又極波希米亞。才二十七、八歲,你聽她們聊起未來,都是憂心忡忡、惘惘威脅。事實上他們某些地方的世故,對人世縱深的想像力,我覺得讓近五十歲的我非常自慚。可能因為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她們就近距離見識過那些規格如此之大的大人物、大作家了。那很像《紅樓夢》裏,賈母、王夫人、鳳姐、寶玉各房貼身、走動的丫環,在一種壓縮、密織的人際關係和位階落差的快速變幻中,養成了外邊人學不來的寫輪眼。我有幾次坐在她們之中,聽她們嘲弄甚至模仿某個大作家的作派、蠢態,或是誰誰和誰誰的八卦,總是心驚。我在她們那年紀時,可能呆到,只要見到她們氣定神閒隨意點評的那些名字中,其中的任一位,我可能當面連話都講不清楚,三魂出竅、結巴或發抖。她們知道誰和誰那麼深的恩怨;哪個老作家一串的紅粉知己的名單;哪幾個名字是哪個幫掛的,但換了一座大城市,可能又是另一番格局哪些人又是圍繞着誰成為那樣的山頭。這樣的語境,或其所朝虛空描述的一個羽鱗豐滿、層次複雜的文人世界,我的經驗,在台灣,是大我十歲以上的前輩,很多年後,喝酒時回憶他們年輕時,在報社、在哪個大詩人或大編輯家的客廳,像目睹天上仙班、西王母的蟠桃宴,那樣灑着流燄、栩栩如生的文壇舊事啊。但這些共和國年輕女孩們,她們正在一多重宇宙的不等速擴張水母膜囊中,目睹、經歷着一個地殼變動、火山頻繁暴發的文藝復興時期嗎?

她們真的像我母親那輩,身世的難是用來手腳並用攀岩般越過,不是如我在台北文青咖啡屋,充滿意識的作為「我」的創作的反覆觀看,細節解析,傷害場景的柏格曼式劇場召回。

妙的是,她們似乎又是彼此的「師兄妹」,北大的、復旦的、南大的、社科院的,哪個老師哪個老師門下的師兄師姐師妹。我聽他們這樣敘倫,總覺得天真可愛,在台灣,我這輩之後好像就不太聽在江湖跑的人說這套了。想是在一放大比例尺的曠野生存搏鬥、任何一種關係的藤蔓,都會隱隱建立起來。我在不同城市打書的流浪時光,會遇見她們也像吉普賽人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ABCD,或 BDE 那樣讓我時空混亂的出現眼前。也總像《命運交織的城堡》裏,塔羅牌的搓牌洗牌,她們可能這次來採訪你,又換了背後的代表的另一家媒體。所以她們其實也像一群隨洋流濾食磷蝦的鯨豚,在不同城市的書展、大型研討會、大型文學沙龍活動間迴游。因為我都是隔了一層剝離的印象畫派式觀看,有時覺得她們像(我想像中的)三○年代上海女作家,那樣天真爛漫,嬌憨可掬。她們聚在一起(當然又是各自拿着手機嗶鈴嗶鈴的回微信),常互相調笑着,親密的挨湊倚在一起。但她們各自的身世,似乎有的是父母已幫忙買棟房不用愁下半生的掌上明珠;有的則似乎窘困顛沛(這比較像我認識的台灣年輕創作者)。但畫面中你分辨不出,誰是家境好些的,誰是壞些的。有時其中一個某某說起家中父母,會臉色一暗,但她通常不會讓人停留在這話題,她們真的像我母親那輩,身世的難是用來手腳並用攀岩般越過,不是如我在台北文青咖啡屋,充滿意識的作為「我」的創作的反覆觀看,細節解析,傷害場景的柏格曼式劇場召回。不是用來當哥們間一千零一夜故事的。以至像我隔了兩年沒跑大陸,再到北京,上海,聽聞她們中的誰誰已經嫁人了,甚至小孩都生啦。好像那個「延緩成大人」的少女時代,在台灣那兒,我青年時身邊的文藝女孩,她們是真的「延緩」,甚至「凍止」在一少女的果凍般時光,即使後來她們四十多歲了,她們還是像女孩兒那樣穿著,在咖啡屋讀書(雖然會拿出老花眼鏡),嚴酷的節食保持纖瘦,跟男人撒撒嬌(當然比年輕女孩抓那分寸和優雅要高明多了)。然共和國這些女孩們,在某種我恰好遇見,旁觀的狀態,我看到了一種青春的(某種時代的意外或過渡),雷諾瓦風格的「胚胎暫凍」,一種剔透,發光的少女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不,還沒到白流蘇,她們就正一正神色,不敢貪玩,跨過換日線,一眨眼成長成大人。

(大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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