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請跟我們走一趟。
記者：我犯了什麼罪？
警察：你犯了私下打聽罪。你根據私下打聽的東西寫的文章造成國家股市下跌，你要負全部責任。
記者：那我再寫一篇文章，讓國家的股市上漲，能不能將功贖罪？
警察：你早這麼寫不但無罪，而且立功。
記者：我沒想到我這麼牛，一篇文章能讓國家亡，能讓國家興。
這是內地《財經》雜誌記者王曉璐，因一則關於中證監開會討論托市「國家隊」退市計劃的報導，近日被公安帶走調查後，在內地網絡上廣傳的一個相信是虛構的諷刺場景。
在中央「出口術」營造牛市失效，然後採取包括嚴禁「惡意沽空」等一系列托市措施又失敗後，王曉璐被指涉嫌聯同他人編造並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訊息，其報導令內地股市異常波動。
在法院並未審判的情況下，王曉璐近日在內地中央電視台鏡頭前懺悔說：「我通過私下打聽這種不正常的渠道，獲得了新聞素材，然後加上自己的判斷、主觀判斷，然後撰寫了這篇新聞報導，我不應該在這種敏感的時候發表對市場有重大負面影響的報導。」
王曉璐所 「觸犯」的「編造並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信息罪」，一旦進入司法程序，當事人一般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出賣消息來源以證明自己並非編造，然後可望脫罪；記者若堅持保護消息來源的話，則只能默認報導是自己編造出來的。
作為一個記者，對當前一個影響千千萬萬股民的重大公眾、社會議題作跟進報導，四處打探消息，以自己專業的判斷辨別消息的可信度，然後撰寫新聞報導，過程不涉私德私利，本來是正當不過的事情，唯一一點「瑕疵」是他發稿前未向中證監求證，現在王曉璐卻面臨刑事起訴，令人震驚。
王曉璐現階段極其量只是個疑犯，但既然上了十八大以來負責未審先判的央視，恐已「凶多吉少」，有內地記者直言：「我覺得上了央視的新聞聯播，沒什麼出來的可能了。」
「這個行當在我朝已不復存在，撤吧！」
就此事，北京一名頗具名氣的調查記者私下感嘆說：「在中國，當記者，太危險了……以前覺得不收黑錢、不受賄賂、不惡意中傷，還能保證基本的安全……這次，我是真的嚇着了……工作完今年，我確實要想想了。」另一名內地資深記者亦嘆一句：「這個行當在我朝已不復存在，撤（退）吧！」
「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傷害不牽涉到自身不會感覺得到），香港記者“SCAN”過這則新聞，或者會覺得「河水不犯井水，唔關我事」。事實是，香港九七回歸後，兩地政經息息相關，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地在前年5月「暗推」的中央九號文件，禁止大學教師在課堂上談及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及司法獨立等，所謂「七不講」。
這看似很遙遠的事情，但長居內地的本港著名經濟學教授張五常去年在一次演說中就提到，在內地「言論多多阻撓，這個不能講、那個不能講，試過很多次去演講，突然說不准我講。」回頭看看香港大學選副校長事件，校委會成員「等埋首副」阻撓任命遴選委員會推薦的副校長人選的事件中，校委遮遮掩掩，雖然無人敢捅破，但箇中的政治考慮、政治審查卻路人皆見。「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香港的學術自由，其實也已經到了危險的境地。
「當納粹來抓共產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關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來抓工會會員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
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替我說話了。」
這是二戰結束的1945年，德國宗教領袖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1892-1984）牧師，在美國波士頓樹立的記錄納粹屠殺猶太人血腥史的一座紀念碑上，所鐫刻的一段令人動容的文字。
唇亡齒寒，正當深圳河以北一個記者私德不虧，不為牟利而犯法，又沒有「畀錢買料」（付錢買消息）嫌疑，僅從事正當的採寫工作而被國家政權未審先判，看看即將成為一樁冤獄的時候，香港的記者，甚至市民，在營營役役中或忽略，或無動於衷，甚至無所警覺，待他日「殺到埋身」（牽連到自己），當局無端「屈」、「拉」本港記者時再來呼救，可能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