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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新加坡做個反對黨

多數新加坡民眾對執政黨最大的質疑是無人制衡,而非執政合法性。


鄞義林。攝: Anthony Kwan/端傳媒
鄞義林。攝: Anthony Kwan/端傳媒

鄞義林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有過兩次面對面接觸。

第一次,他是網絡異議者,被李顯龍控告誹謗。在法庭上,他在接受質詢前轉過身,對坐在身後的李顯龍説;「我第一次見到你本人很高興,也對自己可能説過任何對你可能構成誹謗的言論道歉。」李顯龍臉上沒有表情,甚至看不出任何變化。

「我等在那裏,一秒、兩秒……我趕緊轉回來」,鄞義林至今記得那令人窒息的沉默。李顯龍在庭審後依然決定向鄞義林索賠。

第二次,鄞義林是反對黨議會候選人。在今年9月1日的選舉登記大會上,李顯龍前呼後擁走進登記區,其他反對黨候選人站起身上前與他握手寒暄。鄞義林也向他伸出手,兩人握手後客氣一笑便各自轉身。

「我感覺當時我們是平等的兩個人」,鄞義林向端傳媒回憶。

只説謝謝,有什麼用?

那次客氣的握手只是一個開始。2015年議會選舉,今年35歲的鄞義林作為新加坡革新黨代表,被分配在宏茂橋選區參選。與他在這個選區競爭的,正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代表李顯龍。

宏茂橋選區是執政黨的傳統地盤。自1991年劃分成獨立選區以來,全部六個議會席位一直被人民行動黨牢牢掌握。黨魁李顯龍每次必在這一區參選,上屆選舉中,人民行動黨得票率最高的就是宏茂橋選區。

因此,新加坡當地媒體將革新黨參選隊伍稱作「敢死隊」。鄞義林多年在醫療系統工作,除他這樣的專業人士外,這個「敢死隊」成員還包括人權律師拉維、社運人士吳家和等另外五人。他們都是對現政府持異議者。

革新黨祕書長肯尼斯笑稱,這些人組成了一個給李顯龍「帶來噩夢」的團隊。他們在選舉前的羣眾大會上炮轟執政黨在公積金、外來移民、房價物價等領域的錯失,高呼「新加坡人民應該有一個更好的政府。」

李顯龍似乎並未把這個敢死隊放在眼裏。與其他執政黨候選人一起,李顯龍自選舉開始就咬住最大反對黨工人黨的市鎮會帳目,質疑工人黨的誠信,而對其他反對黨甚少提及,甚至在選舉前的羣眾大會上,李顯龍也並未特別提到革新黨的任何參選人。這暗示着,李顯龍一早確定,革新黨在宏茂橋選區沒有勝算。

革新黨

新加坡革新黨由反對派元老約舒亞·本傑明·惹耶勒南(Joshua Benjamin Jeyaretnam)於2008年7月創立,是新加坡39個反對黨派之一。目前新加坡最大的反對黨為1957年成立的工人黨。它也是目前唯一在國會中擁有席位的反對黨。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以來,反對黨就存在,並允許參加選舉,但直到1981年才首次在議會取得席次。

鄞義林卻一度覺得自己勝選在望。

選戰打響後,他每天的行程包括填表格、做計劃、與訪民見面、接受媒體採訪。一次,在咖啡館裏,一個陌生人走過來對他説,謝謝你為新加坡人做的事。

「後來,在選區集會上、大街上,越來越多人支持我們,對我説謝謝。我覺得Okay了,可能行了!」 鄞義林想。

那段日子他滿懷信心,除了選民的謝謝和笑臉,簡單的民調數據也是一種鼓勵。他在不同網站上做了簡單的調查問卷,問民眾是否願意投他一票。在親執政黨的網站上,20%左右網民支持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有70%-80%的讀者願意投票給他;在較為中立的網站上,支持率也有50%以上。

這種樂觀一直持續到投票當天。

晚上十點,鄞義林與競選同伴在各個票站監督點票。宏茂橋選區樣本結果公布:人民行動黨以78%領先革新黨。

「好啦!沒希望啦!索性去麥當勞喝點東西吧。」 鄞義林及其他幾個候選人知道樣本的結果與最終結果相差不大,這一次,他們要輸了。

鄞義林説當時他並沒有特別難過,只是不解,為什麼新加坡人只是跑來跟他説謝謝,到頭來卻不用投票支持,「只説謝謝有什麼用?」

當時覺得並不難過的鄞義林,在幾小時後淚流滿面。

反對黨:要強硬還是要温和?

最終結果公布,鄞義林敗選。他徑直去了後港體育館。那裏是最大反對黨、工人黨的集會地,也是反對黨最可能打敗執政黨的選區。他想去尋找一些慰藉。

後港體育館的大屏幕上,民主黨候選人徐順全正在發表敗選講話,這位新加坡反對黨明星也輸給了執政黨。鄞義林坐在體育館草坪上,仰頭看着徐順全講話,突然哭了起來。

徐順全的參政史是新加坡反對黨強硬鬥爭的縮影。

徐順全。攝: Roslan Rahman/AFP
徐順全。攝: Roslan Rahman/AFP

這名美國喬治亞大學哲學博士1992年進入新加坡政壇。當時新加坡反對黨剛剛擺脱「陪跑」和「花瓶」角色,在國會爭得四個席位。

徐順全咄咄逼人的風格,很快引起注意。上任總理吳作棟在羣眾大會拉選票時,徐順全跟着他從一個「熟食中心」到另一個「熟食中心」 ,只為質問「政府給印尼總統蘇哈托的錢哪裏來的」。對方不理睬,索性拿來揚聲器高喊問題討要説法。

200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年會在新加坡舉行,為吸引國際媒體注意,徐順全組織民眾遊行至國會大廈,遭警察阻攔後,他們在集會地堅守四天不願離開。

他還曾在法庭上就政府財務問題與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激辯數小時,逼得學法律出身的李光耀在法庭上説出:「我認為你就是一副可悲相。」 這句話被視為李光耀少有的「不理性」發言。

徐順全曾四次被李光耀和李顯龍控告誹謗。根據新加坡法律,公民批評政府,政府官員可以以個人名義告批評者誹謗。很多反對黨或異議人士都曾上過李氏父子的訴訟名單。由於無法償還鉅額賠款,徐順全2006年宣布破產。

強硬尖鋭、傾家蕩產式的決絕姿態卻並沒有得到新加坡大多數選民的迴響。在徐順全參加的數次議員選舉中,他的得票率一直在30%左右徘徊,從未成功獲選。

李光耀曾經公開説徐順全需要一個精神醫師。新加坡的媒體也樂於塑造他的狂人形象。

「既然政府説反對派是瘋子,你就一定要在每一次公開亮相時,讓別人看到你不是瘋子。」 鄞義林的朋友在參選前這樣給他建議。

因此,在所有公開場合,鄞義林的發言都温和有禮,語氣平緩。他盡力避免重複當年的失誤:還是網絡異見者時,他組織了一次遊行。很快政府批評他讓小孩子也加入激烈的遊行。「開始我也好難過,遊行是不是真的影響到小朋友,但後來我回看錄像,那些小孩本來真的不在遊行隊伍裏,就在拍攝時忽然出現。」

似乎每一個新加坡的反對派都面臨着這樣的問題,任何稍有激進的行為,都會被執政黨貼上不可靠、不穩定甚至「瘋子」標籤,這樣註定被看重穩定生活的新加坡選民拋棄。

選後,鄞義林想明白了,革新黨此前一直使用的口號「新加坡人民應該有一個更好的政府」並不明智。「當我們提出政權更迭,執政黨便跳出來説:反對黨提出的新政策會需要每一個新加坡人掏自己的腰包支持,社會將不穩定——人民就害怕了。」

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研究院總裁、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事務處前主任許振義觀察當地反對黨多年,他認為,新加坡反對黨領袖通常有兩種,一種是激進強硬派,比如徐順全,又比如新加坡早期反對黨明星、革新黨創始人惹耶勒南,他鬥爭方式強硬,經常在議會中與李光耀激烈辯論,終其一生與各種誹謗罪名和破產鬥爭,直到82歲去世。「他們這條『以自我摧殘獲得崇高形象』的路線已經被證明不成功。」

鄞義林從不覺得自己是個政治激進者。但2014年,發布題為《你的公積金款項去了哪裏?城市豐收教會審訊的啟示》的博文後,收到李顯龍的訴狀。這出乎他的意料,「那篇文章,純粹是一個熱心公益的新加坡公民對政府的質疑。」

法庭上李顯龍對他説,我看你的博客很久了,你的文章越來越有針對政府針對我的趨勢,我早就準備告你了。鄞義林當時十分驚訝:「難道你一直就在等時機告我?」

「反對黨中另一派則是工人黨領袖劉程強這樣的,温和,懂得利用執政黨的這套邏輯。」 許振義説。

「傑利蠑螈」 、集選區與誹謗罪

劉程強帶領的工人黨是目前新加坡最大的反對黨。在剛剛結束的國會選舉裏,工人黨保住了上屆的六個席位,繼續擔任議會中唯一的反對角色。這六名反對派議員的工作,主要包括在國會中審議政策、法案,並在勝選的選區負責社區服務。

鄞義林在競選時反覆看過劉程強的演講。「他只説,新加坡國會需要一個反對黨提醒執政黨,『你的船已經偏離航線』。但從不説要代替人民行動黨執政。」

這正是新加坡民眾想要的。在一個建國50年以來,長期保持效率與穩定的國家,多數民眾對執政黨最大的質疑是無人制衡,而非執政合法性。這或許正是民眾跑來説謝謝,卻並不投票給鄞義林的原因。

不止熟知民眾心態,已有23年反對派生涯的劉程強從未被李氏父子控告過。

劉程強。攝 : Edgar Su/REUTERS
劉程強。攝 : Edgar Su/REUTERS

「可以説主觀感受,但是千萬不能説能夠被事實證明,可以提供證據的批評」, 許振義總結,「現在反對黨都熟知這一點了。」 實際上,2000年以後,很少有反對黨人被告誹謗。

但逃避誹謗訴訟並不是反對黨要繞過的唯一雷區。

1997年議會選舉時,惹耶勒南帶領的工人黨拿到了新加坡靜山選區45%的得票率,很有希望在下一次選舉中就擊敗執政黨。誰知,到了2001年選舉,靜山選區不見了。 原來,根據新加坡選舉規則,每年選舉前都可以重新劃分一次選區。

執政黨在2001年選舉前重劃選區時,將靜山選區直接併入了相鄰的阿裕尼和宏茂橋選區——當時執政黨的傳統票倉。

對於這種行為,工人黨只能忍氣吞聲。「選舉局下屬、負責劃分選區的小組,由一羣公務員組成,小組主席正是新加坡總理的祕書。」許振義説。

通過重劃選區,不斷把高反對票的地區打散、揉進高支持票地區,沖淡反對票的方式稱為「傑利蠑螈」(gerrymander,傑利是最早使用這種方式劃分選區的美國政客,蠑螈形容選區被多次劃分後蜿蜒的形狀)。擔心遭人詬病,「傑利蠑螈」在西方選舉中已經很少使用。

同樣遭到質疑的,還有新加坡自1988年實行的「集選區」制度:每個集選區規定,一個政黨要有四到六個候選人捆綁選舉,其中一人必須是少數族裔(馬來、印度或其他少數族裔)。得票最高的一組候選人當選,共同進入國會。

對於執政黨來説,集選區制度是一個「老人帶新人」的培訓過程,缺乏經驗的新成員在部長、總理級別的老牌政客庇護下,順利進入國會,積攢經驗;對於反對黨來説,卻是一道高築的門檻,有時他們無法推選足夠人手參選。自2011年起,反對黨開始以強將攻打集選區,以求一戰拿下四五個席位。這一策略在2011年和2015年都取得了成功。

新加坡的選舉制度像是一個由執政黨製造並掌控的精密儀器,反對黨能做的只有不停試錯和逐漸適應。

2011年選舉時,反對黨和獨立候選人已經準備在每一個選區都與執政黨競爭席位,誰知其中五個選區代表在登記時才發現,他們的提名人和贊同人不是同一選區選民,不符合要求,只能放棄選舉。「這樣技術性的錯誤在新加坡選舉中並不少見」, 許振義説。

還有一個月,李顯龍控告鄞義林誹謗的官司將宣判最後結果,根據前例,罰款可能會達到40萬新加坡幣(約合180萬人民幣)。

鄞義林原本打算籌款募得這筆錢。「但看到這個投票結果,我不確定新加坡人還願不願意幫助我。」 撐不住只能宣布破產。在新加坡,宣布破產後不能離境,不能做生意,也很難在政府機構或相關企業找到工作。

鄞義林不是唯一一個要破產的反對者。年僅24歲的韓慧慧在本屆選舉中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由於最終得票率未能超過12.5%,按照新加坡選舉規則,註冊候選人時繳納的14500元新加坡幣(約合65000人民幣)不能退回。此前已被李顯龍控告誹謗的韓慧慧如今也瀕臨破產。

「我已經準備好去做收款員或服務員了,就是不知道新加坡人看到我會怎麼想:從寫博客的批評者到政客再到服務員。」 鄞義林苦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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